時間：2022-08-13 21:55:48
序論：在您撰寫自由主義文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注重先秦諸子散文中精神品質對中學生思想道德的影響
先秦諸子的高尚道德節操能給我們以指引?？鬃訛榱烁纳拼呵飼r期混沌的社會局面而周游列國。在周游途中不斷受到同樣可以稱為“智者”的很多人的質疑和非議。假如孔子不是因為有著對社會巨大的道德責任感，也許早就中途放棄，打道回府了，即使他和弟子們困在陳蔡郊外，餓得幾乎要死的時候，孔子仍然可以氣定神閑地為弟子們彈琴、講故事。他堅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他身上最高尚的品質莫過于為了拯救社會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與堅毅。孟子提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思想觀點，一生都過著憂國憂民的生活，為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到處游說諸侯，屢屢碰壁也絲毫不言棄。孔孟奉行“仁義禮智信”的做人基本準則，他們的精神幾千年來一直閃耀著巨大的光輝，澤被后世。社會文明進步了，也應該把先秦諸子思想中的寶貴一面發揚光大，培養學生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的好文章，才能寫出真誠的、能打動人的文章，而不是無病、胡編亂造、假話空話滿天飛。
二、用先秦散文的藝術技巧提高中學生的議論文寫作技能
運用先秦散文中的各種辯論技巧對學生進行思維能力訓練。
1.比喻論證
諸子散文非常善用比喻論證的方法。比喻的修辭手法能把深奧難以表達的道理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諸子在向諸侯君王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時，為了讓國君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政見，常常喜歡用比喻論證的方法。如《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向梁惠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時就用了“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使梁惠王深刻認識到自己的施政措施不能從根本上治理好國家，要真正治理好國家必須施行仁政。在諸子散文中，諸如此類的比喻論證方法很多，孔子、老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人在自己的散文中都曾大量運用比喻論證的方法。
2.對比論證
對比論證是把正反兩個方面的事物進行比較，從而更鮮明地闡述觀點。先秦諸子散文中曾大量運用對比論證的方法。如孟子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中，孟子先從正面立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接著從反面推論：“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接著再把“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歸為“仁義禮智”四端，最后引出所要論述的中心。在這篇散文中，孟子正是運用了對比論證的方法闡述自己的觀點主張的。
3.假設論證
假設論證是諸子散文中運用很多的一種論證方法。諸子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先假設一種情況，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樣使得對方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觀點。如莊子的《逍遙游》：“且夫水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后乃今將圖南。”在這里，莊子就運用了假設論證法，先假設水不厚就無法承載大舟，風不厚就無法承載大翼，從而闡明任何事物都要有所憑借的道理。運用假設論證可以使文章更有說服力，論證結構更嚴密。中學生在寫議論文時可以有意識地使用這種論證方法。
4.排比論證
排比的修辭手法在諸子散文中運用得非常普遍，先秦散文常常運用五六組排比，氣勢磅礴，顯示出諸子的雄辯之風。例如，孔子的《論語?陽貨》：“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在這里，孔子為了闡述學習的重要性采用了六重排比，使得論證氣勢非常強。還有我們非常熟悉的“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獲得了同樣的效果。
5.類比論證
論文關鍵詞:自由主義文學 民主主義文學 左其文學 文學史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捅動著一股對自由主義作家的閱讀與研究的熱潮，如張愛玲熱、錢鐘書熱、王小波熱等等。與此緊密相關的思想文化界，陳寅格、顧準、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成為輿論與出版的焦點話題。然而，對自由主義文學從整體上作宏觀研究和系統地進行歷史考察的專著尚未出現。劉川鄂先生歷數年教學與研究推出力作《
對
論文 關鍵詞:自由主義文學 民主主義文學 左其文學 文學史
論文摘要:對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捅動著一股對自由主義作家的閱讀與研究的熱潮，如張愛玲熱、錢鐘書熱、王小波熱等等。與此緊密相關的思想文化界，陳寅格、顧準、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成為輿論與出版的焦點話題。然而，對自由主義文學從整體上作宏觀研究和系統地進行歷史考察的專著尚未出現。劉川鄂先生歷數年教學與研究推出力作《
在仔細梳理了
論文摘要:探討中國自由主義詩學主要研究對象、內容及方法，可以看出詩學研究將對自由主義文學中審美研究弱化現象起著糾編的作用。
自由主義詩學的提出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上，且是對當今自由主義文學研究受到質疑、尋求走出研究“困境”的一種重新思考。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中興”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海外現代文學研究成果開始影響到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一批長期被忽視、被批判、被貶低的現代作家如、周作人、林語堂、徐志摩、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被大陸學界“重新發現”，既往文學史結論受到質疑，進而帶動起人們對文學史中名聲不佳的現代評論派、新月派、論語派、京派等的關注與研究，“自由主義文學”是人們對這些作家與文學流派的總體稱謂。近20年來有關“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既有綜合性的思潮研究，如劉川鄂等對“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梳理，更多的是對自由主義作家群或流派的研究，或對、周作人、梁實秋、宗白華、朱光潛、沈從文、劉西渭等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家的理論研究。
在這種看視龐大的研究狀態下，一些對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反思開始出現。人們開始質疑“自由主義文藝”、“自由主義文學”、“自由主義作家”等概念的界定。洪子誠曾在《問題與方法》中談到自己的疑惑:“為什么叫做自由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是怎樣形成的?這個概括方式在什么時期、被什么樣的力量所使用，它的含義是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清理?！贝ㄔ谒磥恚@個“政治性質”的概念，“現在用得很普遍，而且好像有點擴大化，或者說非常膨脹。在有的文章中，幾乎囊括了激進的左翼文藝之外的所有作家，都包括在‘自由主義’這個概念里了?！彼藚歉］x先生的相關文章，似乎比較認可吳所提出的觀點:真正能夠體現“自由主義文學”特征的，大概是《新月》的詩，京派的小說，“九葉詩人”的作品這一結論?？陀^來說，質疑的聲音含有“合理性”:比如，在思潮研究中，研究者對“自由主義思潮”的研究，較多地限于“理論思潮”而未落實于創作思潮;再比如，一些并未成為“流派”或加人“團體”、處于零落狀態的作家創作，可否是“自由主義文學”，并未得到翔實的論證。一些間題要認真追究其實不難回答，但現有研究往往語焉未詳，確實，自由主義文學仿佛一個大筐，只要不是左翼作家，便可以裝進去。
一般而論，不滿于概念界定模糊的人們，往往會采取將標準與尺度縮至最小的方式，以求相應的保險，操作起來固然容易了，但就像將散文強行縮略為“藝術性散文”一樣，往往以犧牲研究對身的精彩、豐富、多元為代價。因，我以為，一定褚度上穩定自由主義文學的范圍，防止“無邊的自崖主義”傾向自有必要，但采取濃縮簡略，或人為翅分割文學史發展中的這一帶著文化與精神特質配品種的流脈，或下結論說“自由主義文學”就是一個僅有20年生命的文學現象等等，都是對復雜值題的簡單化處理。對于一個帶著政治屬性的榴念，確實有著豐富的文本資源，有著經典創作作丈支撐，一度中斷卻又重新出現的品種，應當有更靈活的處理方式。
如何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學”溯源追根，域提出界定的標準，這可另文來談。這里，提出“自由主義詩學”研究，意在對現有研究的不足展開彌補。其不足處體現為:一，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者主要不是用文學去表達其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訴求，而是以文學折射出其濃厚的自由主義文化意味和文化姿態。二，自由主義文學在百年的中國文學中呈現出最為豐富的詩學形態，但這一形態又不是零散和各行其是的，它們有著某種內在的統一精神，這也是既往研究中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目前比較通行的主題學研究思路，即以現代自由主義作家思想理念的闡析，作為解讀、闡釋、理解其文本的主要依據，以思想內容分析替代對文本詩性意義的探索。這種主題學研究，對于那些以文學的情境和意象而不是以科學論文的邏輯規則來構筑文學世界、來探究人類的內面精神、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的詩性文本來說，既忽略了作品本體，也忽略了讀者本體的審美經驗和參與。僅僅用文學與政治、中心與邊緣、永恒與當下、責任與自由等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去解釋現代自由主義作家在特定的歷史政治文化語境下獨特而豐富的詩性想象力，就無法揭示他們對思想自由與文學審美自由的追求二者間的內質關系，當人們頭頭是道地分析自由主義作家表現出的思想觀念時，卻可能對其創作的審美旨趣及其成因一籌莫展。此外，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有意回應當下中國的文化狀態和思想狀態，出現了向外擴張到自由主義思想史研究的傾向，那么它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向內重新返回文學審美的中心，兩翼并舉，才是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全部。因此，自由主義詩學研究具有理論的原創性和研究的可行性，“自由主義詩學”的提出將突破現有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范式?！霸妼W”的概念向來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詩學專指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廣義的詩學將各種文類包括在內，有的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即把詩學看成是與作品創造和撰寫有關的、而語言在其中既充當工具且還是內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狹隘地看成是僅與詩歌有關的一些審美規則或要求的匯編，這個名詞還是挺合適的?！庇械闹赴ㄐ≌f、詩歌等文體在內的顯示著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實踐的一種方式，是一種“詩性智慧”。
對大量的“藝術形式”進行整合性研究僅是第一步，其接著要完成的任務是進一步發現某些共同存在的詩學類型、詩學范疇及詩學規則，剖示自由主義詩學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進而展現現代自由主義作家的主體精神、審美趣味、人生哲學、文學理想。我們不能否認，自由主義詩學面對的是20世紀中國最具有文學情懷和人文精神的作家，以及大量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主題的文學作品。自由主義詩學關心的不僅是作品，更是作家通過文本所展示的全部精神世界?，F代自由主義作家從未以文學充當自由主義思想或理念的傳聲筒，而是以文本形式的原創性、多樣性、個體性去體現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以文學關涉個體乃至國家的精神教養的原則去展示一己的生活態度和人生價值追求，無論在創作方法、還是在審美體式、藝術風格上都呈現出充沛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體現出最為自由和最具解放性的詩意。因此，自由主義詩學研究可能成為發現現代中國自由思想者和自由主義文學者們的“詩性智慧”，接近、進人自由主義作家復雜的思維空間與精神空間的一條充滿魅力的通道，亦有助于進一步探討中國現代詩學與傳統詩學、與西方詩學的關系。
從研究方法上看，文學研究強調同中辨異，異中見同，然而現有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中，文類、流派的研究各自獨立，同中辨異者多，而異中見同者少。要使自由主義詩學研究有效進行，必須解決方法論上的難題。
具體而言，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詩學在體系上，應包括對詩學的思維方式與表現型態、詩學觀念、詩學風格等的研究。首先，藝術形式的分析不僅僅是語言修辭文體風格的問題，而是哲學化了的詩學理論體系。只要我們稍加留意，就能發現，自由主義詩學視野下的鄉土與都市、審丑與審美，智性與感性、幽默與諷刺、動態與靜態、現代與古典、時間與空間、歷史及現實與未來等等，都隱含于種種“有意味的形式”中，昭示著自由主義作家的詩性思維和獨特的認知方式，凝聚著他們無限豐富、充滿矛盾、富于詩性魅力的全部精神世界。由于這一世界是作家在特有文化歷史政治語境中的精神反應方式，因此是有序的，是可以通過意象、意境、抒情方式、文本結構等來分析、歸類的。比如，討論現代詩學對知性的認同與追求，光談30，40年代的自由主義詩歌并不夠，情與理的平衡、玄學的思辨、機智悖論與辯證性、晦澀的風格等同樣存在于廢名、何其芳、錢鐘書等的小說或散文中。再比如，文本的矛盾性、動態性和審丑詩學不僅是現代詩歌的追求，同時也是小說詩學的內容，而且，在審丑的同時，還共存著和諧的靜態的審美的詩學追求，尤其體現于現代散文及現代抒情小說中。還有更多作家則將傳統的意象、意境與西方的現代意象與意境等詩學元素，融合為一，化人各種文體的寫作中。這些自由主義詩學的思維方式與表現型態的分類與闡釋，應當成為研究的重點。
其次，在大量文本綜合解讀的基礎上，將進一步厘清和探討自由主義詩學體系的源頭及構造。現代自由主義詩學理論相當豐富，盡管其中不乏矛盾和領頑之處，但在“自由主義”原則下，隱含著某些規律和必然性，潛隱地存在著一些共同的話語規則。自由主義思想觀念在19世紀初由域外引人，自由主義詩學與西方詩學話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西方自由主義詩學的影響下，尊重文學本身的獨立地位和價值，強調文學的非功利性，“純文學”“純詩”“言志”觀的倡導幾乎在小說、詩歌、散文等領域同時展開，顯示了自由主義詩學反撥幾千年“載道”觀念，將純粹與審美作為文學本質屬性的基本立場和原則。與此同時，對中國文化傳統與審美文學傳統的返顧，又使其詩學體系中包容了對中國詩學傳統的繼承與改造?？梢哉f，自由主義詩學是中國現代詩學中最具學理色彩的話語體系，也是最能體現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話語體系，它的基本立場，是將純粹和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因此，諸如“浪漫”“古典”“性靈”“閑適”“趣味”“頹廢”“晦澀”等文學概念的討論，其本質都是對文學自由獨立圖景的浪漫想象。這樣一個意義和價值系統，提供給后人不斷闡釋的空間。
過去一百年的自由主義文學具有多元、自由和開放的精神，文學的實驗性、創造性、個體性相當強。但是在異彩紛呈的藝術風貌深層，同樣隱約可見某些相對穩定的詩學范疇。即以“意境”“意象”等詩學范疇來看，不同文類、不同流派、不同作家的某些文本均可歸結在一起研究，并可進一步衍生出現代主義、古典主義、象征主義等次類型。立足于文本這一原點，對類型與次類型進行深人研究，最終能夠更清晰地把握自由主義文學家了門的審美取向與藝術追求。這種研究思路，是從自由主義文學活潑生動的藝術本體出發，而不是以作家的文論或創作經驗總結為導引按圖索驥，對作品進行僵硬呆板的圖解。因此，在研究中，不僅要揭示自由主義詩學一些概念范疇的產生和演變，還要在對大量文本進行考古學式考察和具體闡發中，發現這些詩學理念本身的相通、變異與傳承，將那些負載著自由知識分子審美趣味和人生旨趣的話語還原為一種活生生的精神存在。而最具有創新意義的，是1949年后尤其是最近30年的一些作家應當納人“自由主義詩學”的研究視野中，探討在20世紀文學中的流與變，如汪曾棋、張中行、王小波等具有代表性的文本。
論文 關鍵詞：后“五四”文學；基本形態；觀念構成；創作概況
論文摘要：后“五四”文學概指“五四”和“五四”文學革命在1927年落幕以后，非左翼的部分作家秉承“五四”精神和作風進行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本文即在這一概念下對30年代民主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進行重新梳理與定位，具體闡發后“五四”文學的基本形態、觀念構成與創作概況。
“五四”文學概指“五四”和“五四”文學革命在1927年落幕以后， 現代
在文學價值觀念的選擇中，如上所述，他們反對明確的功利追求，更為注重 藝術 審美作用，但并不作完全封閉性的理解，只不過將它的價值放到了更為深遠也更為空洞的一些目標上面。朱光潛要發揮文學使“人心凈化”、“人生美化”的功用，沈從文念念不忘借文學實現民族重造的理想，他在1936年還撰文批評文學創作的“差不多”現象，認為其原因在于“記著‘時代’忘了‘藝術”’，號召作家尊重藝術，懷抱創造經典的誠懇嚴肅，為藝術更高遠的目的服務。強調文學的審美價值，重視文學對文化、人心重塑與洗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部分地與“五四”時期啟蒙文學觀念遙遙相通。
從美學風格與藝術趣味上看，自由主義作家則觀念分歧，追求各異，后期新月派提倡理性精神與克制態度，承繼了古典主義余緒;京派文學沈從文、廢名和朱光潛諸人，追求古希臘藝術的靜穆美與
新自由主義的淵藪
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從思想上講，只不過是對源于英國十八至十九世紀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s）的再超越。說其超越，原因在于老自由主義者不是將市場視為可以自發高速運轉的獨立過程，而是將自由市場當作一種動態發展過程，嵌入整個社會發展與政治進程當中。相比這樣“保守”的論調，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超越文化、政治、社會歷史過程的力量，只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才可以使得市場本身發揮作用，產生對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正向福利。這一思想的發源可能來自理論經濟學在20世紀初解決了困惑世人良久的一般均衡問題，以及伴隨其后的金融經濟學在未定權益空間中的定價問題。但是，對這兩個理論成就一知半解的學者恰恰構成了新自由主義者的中堅。一般均衡理論的確表明自由交易的市場可以保證參與人的福利最大化，并且不存在其他的改進方式；未定權益空間里資產定價理論的發展也的確表明了，如果我們能對未來每個時間點、每種不確定狀態下的產出都能設立一個市場的話，這樣自由交易的結果會達到參與人利益的最優。這兩者的結合也自然得出了以下論述：如果我們能夠設置足夠多的市場，那么所有問題就解決了。這樣的邏輯也符合新自由主義者面對質疑時的慣常反駁，“問題是，自由市場不夠多，或者市場的功能被限制了?！?/p>
盡管新自由主義的定義不明，但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其在不同領域的常見主張，在這里我們簡單將其分為三類：第一，政治理念——自由市場的主導作用與國家；第二，學術思想——自由的市場經濟與貨幣主義；第三，施政政策——私有化、去管制化、自由貿易與全球化。這些不同層面的、互有交叉的主張共同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政治理念是新自由主義整個體系的內核，代表了類似宗教的意識形態；學術思想成為其闡述內核的工具和“理性”外衣，表現出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性質；施政政策則是該學說的政治實踐，是整個思潮的關鍵所在。新自由主義通過這多層次的呼應和配合，在全球范圍內積極宣揚、灌輸其理念，甚至一些政策建議在其發源國已經被理論和實踐雙重證明“有害”時，其“教徒”卻仍在積極向他國推廣。
中國新自由主義在政策表達中的謬誤
在我國，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直處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因此新自由主義的信徒“策略”性地避開政治理念方面的主張，加之目前我國正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很多施政政策需要改革和調整，在此大背景下，政策主張是我國新自由主義的典型表達方式。其中的焦點之一，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關于這一問題，新自由主義者往往討論我國國企的低效，并且提出五花八門的私有化方案。在闡述新自由主義在私有化問題方面的矛盾與謬誤之前，這里從經驗事實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分別列舉該策略在實踐中的失敗。
案例方面，20世紀80年代，隨著英國撒切爾政府出售諸如電信、電力、供水和運輸系統的公有制企業，澳大利亞、新西蘭、西歐、拉丁美洲諸國紛紛效仿，世界范圍內涌現出一股私有化的浪潮，尤其表現在鐵路系統私有化問題上。但是，在英國，布萊爾政府于2002年又將之前私有化的鐵路系統重新國有化，2008年倫敦地鐵也重新被收歸國有；新西蘭在2003年將鐵路網重新國有化，在2008年將列車運營重新國有化，電信行業私有化后公司的支出主要用于維護市場的主導地位，而非改善客戶服務；在澳大利亞，2007年陸克文政府通過新的國家寬帶網絡計劃重新國有化。另一方面，在實證研究中，羅蘭（Gerard Roland）主編的《私有化成功與失敗》論文集展示了大量的跨國實證研究的彼此矛盾和沖突的結果。私有化能否在微觀層面改善企業的盈利能力，能否在宏觀層面促進經濟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知現在仍然缺乏全面的統計證據。不過卻達成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共識，即僅僅更改所有權，或者說單純的私有化不足以保證經濟上的成功。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私有化歷程表明：小部分有較強政治背景的人攫取了絕大多數的盈利機會，而公眾利益則淪為犧牲品。
既然嚴肅的實證結果不明確，大量案例又證明私有化無法解決實際問題，那么為何這一方案卻反復被作為所謂的政策建議而提出？這如果不是由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就是因為其學理上存在致命的邏輯缺陷。
第一，在談論各種私有化方案之時，各方關注的焦點都在誰能夠在私有化過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上，在此問題上的分歧掩蓋了一個被各方默認，但實際上卻無法確定的假設，即私有化總能產生正的社會總收益。事實上，相關的研究表明，一個法制完備、公司治理完善、尋租腐敗情形較少的經濟體，私有化往往可以產生正的社會總收益，但矛盾的是，這樣的環境下公有制經濟往往也發展較好，私有化的必要性同樣值得質疑。第二，很多支持私有化的論點在于，私有化可以改進企業參與人的激勵結構，從而在內部治理中推動企業效益的改善。然而，現代大型私有企業，委托問題依然存在，沒有理由認為科層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被私有化所克服。
這些理論上的質疑與經驗證據一起，構成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聲音。金融危機之后，縱觀全球，政府已經被視為經濟提振和金融穩定的最終保障者，建立超越一切的自由市場的主張，也漸漸被人遺忘。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種帶有擴張性質、宗教情結的思潮也終將被理性的思辨所消解、所遺忘。
眾所周知，世界自由主義經濟學傳統及其政治實踐發軔于英國。自18世紀亞當-斯密氣宇軒昂地贊揚英國政府通過充分利用“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鼓勵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實現了偉大的經濟增長，從而建立了以其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而自由放任的社會治理模式也隨著英帝國不可一世的迅速發展而被西方各國（特別是與英國最鐵的美國）奉為圭臬。然而，上帝并沒有一味地偏愛英國人民――隨著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自由主義經濟學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亞當?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貌似抽筋兒了。于是乎，時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經濟學教授的約翰?凱恩斯（1883―1946年）受美國羅斯?？偨y救市舉措的啟發，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并指出政府干預經濟是促進就業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必要手段，從而引爆了經濟學界的一顆重磅炸彈。同時，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以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展現出來的社會建設能力，也頗為博人眼球――西方人一看，原來依靠行政手段居然能把土得掉渣兒的俄國人都搞成了世界第二了（此時蘇聯工業產值僅次于美國），看來我們也得改改。于是，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反對自由放任主義的凱恩斯學派占據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頭把交椅。也正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迅速崛起，劍橋大學經濟學聲名鵲起，甚至產生了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理論基礎的“劍橋學派”。要知道在英國這樣一個把自由看得比命都重的國度宣揚國家權力簡直是離經叛道?。∮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術大佬們終于看不下去了。下邊咱就來聊聊今天的主角――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們，是如何勵精圖治跟國家干預主義叫板、死磕，并成功改造自由主義經濟學，最終使之重現活力的。
盡管20世紀30年代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疲軟、社會動蕩，然而亂世出英雄，這也給經濟學家們提供了新的素材來發展他們的學術思想。當時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商學院本科生的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在前往美利堅旅行的途中完成了其本科畢業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并于1 937年發表在Economica雜志上，該文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以這一概念解釋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即商業組織內部的治理機制代替了外部缺乏確定性的市場機制，從而降低了交易費用。這一觀點現在被認為是20世紀經濟學領域最有價值的思想創新之一，因為，正是科斯的這篇論文改變了經濟學家對于經濟生活，特別是對于商業組織的理解，即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遠非古典理論中所認為的那樣完美，交易費用的普遍存在使得商業活動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也正是因此，合同條款、商業組織的制度設計才變得尤為重要，而國家干預必須讓位于契約自由。結果，科斯這小子年紀輕輕，卻一不小心開創了經濟學的一個偉大時代：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此發韌?？扑挂惨驗檫@篇在當年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及其20余年后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于1991年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篇文章加在一起不足30000個英文單詞，如果按字數計算，的確算得上一字千金了！沿著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經過美國學者Alchian、Williamson等人的發展，如今已然占據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半壁江山并走出了包括科斯、威廉姆森等5位諾貝爾獎得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也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停核?980年代前期執教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并在移居美國后多次返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客座教授。
如果說科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生里面最有才氣的經濟學家，那么接下來要出場的兩位來自奧地利的社會理論家就可謂是20世紀自由主義的鐵桿粉絲和忠實捍衛者。著名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3年）于1931―1950年任教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在哈耶克定居倫敦的年代里，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下的極權政治陰霾久久無法驅散，生靈荼毒和荒誕的社會政策時時見諸報端，同時，凱恩斯主義在英國的興起也讓這位對個人主義深信不疑的思想家深感不安。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強烈抨擊以蘇聯為代表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在英國初現端倪的集體主義思潮，以期捍衛不列顛寶貴的自由主義傳統――一時間該書迅速躍居暢銷書榜首，成為英美學者的必讀書目。時隔16年，哈耶克將其宏大的自由主義哲學理想在其巨著《自由秩序原理》中予以了系統闡釋，其所倡導的“自發秩序”也成為了自由主義執政黨的治國法寶。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曾在英國國會辯論時手持該書大聲疾呼：“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由此可見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念在政治實踐中的巨大影響力。1974年，哈耶克因為對于經濟、社會以及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榮登諾貝爾獎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