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01 03: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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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站姿側彎：預備動作，兩腳微張、站立，縮小腹，左手緊貼左大腿，右手向上伸直。上半身向左側彎、右手持續伸直，保持小腹縮，停留3到5個呼吸，做2到6次。換邊。注意：練習多次后可加強停留時間，加強側邊延展。
2、跪姿側彎：預備動作，兩膝與臀部同寬的跪姿，腳背平放于地面、或是蹬腳尖皆可，依自己舒適的程度調整。左手插腰，右手向后伸展，停留3到5個呼吸，做2到6次。換邊。注意：不要推腰部，但要記得縮小腹(也能藉此保護腰部)，讓脊椎、手臂延伸，加上扭轉讓側邊延展的更徹底。
3、坐姿的扭轉：預備動作，維持上述的散盤坐姿。上半身向左側扭轉、盡量讓自己可以看到背后地板，停留3到5個呼吸，做2到6次。換邊。注意：此動作可以讓之前伸展拉長的肌肉，藉由扭轉讓側邊肌肉緊實。
4、坐姿左右延伸：預備動作，兩腳彎曲、散盤坐姿，左手置于左邊地面、右手向上伸直。上半身往左側彎、左手向外延伸出去、右手持續伸直，停留3到5個呼吸，做2到6次。換邊。注意：可以讓放在地板的手越來越延伸，將側邊伸展的更徹底。
（來源：文章屋網 ）
一、使用范圍
市級教育費附加，主要用于市區教育布局調整和改善市屬學校的辦學條件，以實施義務教育為主，突出職業教育。
二、使用原則
1、預算安排原則。市級教育費附加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按照“納入預算、明細核算、先收后支、統籌安排、專款專用”的原則管理和使用。
2、量入為出原則。根據市級教育費附加預算收入情況安排支出，既要考慮剛性支出，又要考慮財力可能。
3、統籌安排原則。市級教育費附加要與預算內、外資金統籌安排。結合市本級教育結構實際，安排市級教育費附加支出預算，在支持職業教育事業發展的同時，努力促進各類教育協調發展。
4、績效預算原則。注重發揮市級教育費附加的使用效益，做到預算有目標、執行有考核、績效有評價。
三、使用安排
市級教育費附加支出，按照規定的部門預算編制原則、辦法和程序，由學校主管部門提出分配方案商財政部門同意后，經過財政部門報市政府批準再正式納入部門預算或綜合預算管理。在預算執行過程中個別項目確需進行預算調整的，按有關程序報經批準后再調整預算。
具體操作程序是：
（一）各相關學校要在每年十月份根據本單位改善辦學條件的實際需要，及時向學校主管部門申報下一年度項目。
（二）學校主管部門對所報項目經過梳理選擇后，報財政部門建立項目庫。
（三）對擬實施的項目財政部門與學校主管部門商定后，經過財政投資評審機構評審，再報市政府批準以后執行。
（四）項目學校不得隨意更改項目建設內容和增加投資，特殊情況需作更改的，必須報原審批機關同意。
四、資金管理
市級教育費附加實行國庫集中支付，?？顚Ｓ茫⒏鶕椖抗こ踢M度及時撥付資金。用于基本建設的項目要按基本建設管理程序辦理；用于教學設備、儀器、圖書資料等購置的項
目，要按照市級政府采購的有關規定執行。
五、監督檢查
【關鍵詞】 肺結核患者；健康教育；康復；治療；影響因素
肺結核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以呼吸道傳播為主要途徑且與營養不良相關的慢性傳染病，它需要長期規范治療才能有效控制病情，然而由于各種因素，導致肺結核仍存在一定的新發病率，結核病患者的病情控制預后也不盡如人意，因此進行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義。1 進行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1.1 肺結核疾病知識普及差 作為一個結核大國，中國并沒有對肺結核疾病知識做到全面宣傳和普及。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普遍不了解結核病相關知識；即使結核病患者對其也缺乏客觀認識。正是認識的缺乏，使人們難以認識到預防肺結核的必要性。結核桿菌主要經空氣傳播，因此隨地吐痰、咳嗽、打噴嚏均能傳播結核桿菌，導致疾病的發生。因此通過疾病預防知識的宣傳，提高人們預防意識。
1.2 結核患者治療依從性差 由于肺結核患者慢性傳染的特點，因此治療服從“早期、足量、聯合、全程、規范”原則。長期規律服藥是治療結核病的關鍵。然而由于患者對疾病認識不足，在癥狀緩解后私自停藥或癥狀不改善擅自換藥，病情惡化。
1.3 患者不良生活習慣 肺結核作為慢性消耗性疾病，它的發生發展與營養不良存在一定的關系。研究顯示營養干預能明顯縮短肺結核患者痰菌轉陰天數和癥狀改善，因此指導患者合理安排飲食，有助于病情控制和恢復。此外，由于患者的病變在肺、支氣管，主要癥狀在咳嗽，咳痰，而煙酒中的有害成分可刺激支氣管黏膜，使呼吸道分泌物增多，加重癥狀和病情，因此監督患者戒煙戒酒。
1.4 心理狀態消極 肺結核病程長、易復發的特點使患者的心理狀態發生著潛移默化的改變?；颊咭讓χ委熓ツ托暮托判模蛔駨尼t囑，或者態度消極，導致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從而加重心理負擔，形成惡性循環。2 健康教育的形式
2.1 群體教育與個性化教育結合 肺結核患者的病情大同小異，在治療原則上一致，因此對肺結核病人進行群體教育，一則使患者感到群體溫暖，減輕孤獨感、被排斥感；二則通過群體教育為患者之間溝通交流提供平臺，使患者之間相互鼓勵，促進恢復；患者的個體差異導致疾病表現個性化，因此在治療護理上應該講究因人而異。根據患者的具體病情個體化教育，不僅使患者清楚認識到自身疾病，而且拉近醫護患距離，為醫患合作戰勝病魔打下堅實基礎。研究表明96.4%患者需要醫務人員個別指導。
2.2 文字教育與圖像教育相結合 傳統健康教育多采用宣傳冊、板報等書面形式宣傳健康教育知識，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但是對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卻沒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因此要對健康教育方式進行改革，在文字與口頭宣教的基礎上，采用視頻圖像的形式，使宣教內容直觀化、具體化，使患者易于接受。比如PPT、宣傳視頻、或者醫護患合作制作宣傳視頻，通過患者的親身體驗，加深印象與理解。
2.3 電話義診與現場義診相結合 肺結核病程的長期性決定患者大部分的治療與康復治療在院外，患者治療依從性將直接決定疾病的康復和預后。因此定期的電話義診尤為重要，不僅可以及時獲得患者病情情況，而且對患者加強監督；在“3.24”“無煙日”等特殊日子，組織一支醫療小組，通過設立結合門診、展覽壁紙、疾病知識競賽等多種形式對肺結核患者進行健康教育宣傳。3 健康教育的內容
3.1 疾病相關知識普及 肺結核屬于以空氣為主要傳播途徑的傳染病，因此肺結核患者要做到隔離措施，調查研究顯示85.9%的肺結核患者需要給予消毒隔離措施。對于痰菌陽性的患者，要認識到自身痰液的傳染性，要將痰吐于盛有消毒液的專用痰杯中。患者盡量少到人群聚集的地方，談話時戴口罩等基本防護措施，避免將結核桿菌傳染給健康人。此外正常人要認識到肺結核早期癥狀，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降低發病率和病死率。
3.2 生活習慣指導 飲食方面要營養，營養不良不利于病情恢復；此外牛奶會影響利福平的藥效，含糖食品會影響異煙肼的吸收，因此在服用這兩種藥物的同時盡量不要同時服用牛奶、含糖食品；有報道稱肺結核患者在抗結核治療中食用海魚和茄子會引起過敏反應。此外肺結核患者不建議過度勞累，注意勞逸結合。由于煙酒有害成分會刺激支氣管黏膜，加重咳嗽咯痰癥狀，因此肺結核患者應該戒煙酒。
3.3 用藥指導 肺結核患者治療堅持“早期、聯合、足量、規范、全程”五大原則，因此用藥的規范與否直接影響疾病的發展轉歸?；颊邞_掌握服藥時間、用藥劑量和藥物使用禁忌以及了解藥物不良反應。通過對藥物副作用的了解，使患者理解身體不適癥狀的產生，保持客觀清醒的認識，從而緩解不安情緒。并且要求患者及時向醫生反映服藥情況，以便醫生處理和調整治療方案。堅決不能自行停藥或換藥，防止人為因素造成耐藥現象的發生。
3.4 心理干預 首先，護理人員要換位思考，理解患者的情緒變化和患者的心理活動，設身處地，針對問題本質進行交流溝通，以消除或減輕患者不良情緒反應。第二，即“認知-行為干預”通過使患者正確認識到疾病，了解自身病情和疾病的發展變化規律，才能使患者做好充分的長期準備，通過對藥物的不良反應的認識，更易接受身體的不適，堅持治療；第三“支持-表達干預”在良好互信的醫患關系和疾病的客觀認識的基礎上，為患者搭建表達情感想法的平臺，讓患者表述出自己的焦慮、疑惑等復雜多變的情緒。醫護和家屬針對性進行心理干預，消除患者消極的心理狀態。通過以上措施，為患者創造一個輕松明晰的治療方案，使患者在治療中保持自信、樂觀的心態。4 健康教育的效果評價
4.1 近期評價
4.1.1 患者滿意度 通過交談、問卷調查等方式對患者極其家屬的滿意程度進行測評，吸收家屬和患者滿意的經驗和不滿的教訓，為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健康教育計劃奠定基礎。
4.1.2 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 通過知識小競賽或者側面詢問患者的方式，及時了解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對于掌握良好的患者給予鼓勵，對于掌握不好的知識，采取別樣方式進行宣教，加深患者印象。同時在測評過程中要了解患者對知識的需求，根據患者的情況針對性豐富健康教育內容。
4.1.3 對待疾病的心態 患者的心態對疾病的發展預后起著關鍵作用，因此要分外重視患者心態的改變。合理的心理干預將有效改善患者不良的心理問題，使患者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配合治療。因此，要及時追蹤患者心理狀態，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
[關鍵詞]廢名 思想研究 方法論 傳統文學轉型 地域文化
廢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中的思想異類，具有自身獨立的人格精神、與眾不同的審美價值體系、探索性的文體實踐、前衛且個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觀念，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廢名文學作品的解讀日益增多，對廢名遺稿的發現整理日益完善，對廢名美學價值體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對廢名的文學創作、個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豐滿。
1935年，魯迅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在導言中對廢名在文學史整體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并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文中所選《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說，均出自《竹林的故事》，為廢名早期作品。而魯迅作為思想與時代結合最緊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對廢名在文學創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觀時代、另辟蹊徑從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趨向不以為然，尤其是對廢名后期作品愈加內轉表示不滿，批評廢名的文學創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發軔，中國文壇對廢名小說中所表現的實驗性和與眾不同，開始發出了各種不同聲音。比如，1936年，劉西渭(李健吾)就在《畫夢錄》中評價廢名，“在現存的中國文藝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偉大的，生動的，新穎而且時髦的，然而很少以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嬲趧撛臁！蔽逅囊越?，現代文學史中并不缺乏以現代西方文明來批判中國鄉土社會的作家，也不缺乏通過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描寫多重壓迫下農村的衰落破產與農民的生活多艱，魯迅、彭家煌、臺靜農、許杰均以反傳統的現代姿態對鄉土社會作出各種批判，但是，唯有廢名，是站在傳統的視角，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傳統宗法社會，有意無意的沖淡悲哀殘酷的氛圍，在黃發垂髫、阡陌交通中尋找傳統社會中留存的人性美與自然美。在這點上，廢名無疑與時代的主流唱了反調，表現出與時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獨立文化思考與文學關照。因此，逢增玉先生與美國學者史書美，均認為廢名的小說無論在內容主題上還是文體形式上均體現出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反現代主題，是頗有道理的。尤其是史書美以“傳統中的現代”來概括廢名的文體演變與思想追求表達了廢名在中國文學傳統內部求新求變的不懈追求，體現了廢名與眾不同的“現代性”特征，也是頗為精當的。
而格非通過其所擅長的敘事、文體研究，也對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進行了總結與概括，并認為廢名的作品是我們豐富現代文學資源、反思當代文學軌跡的重要支撐?！把芯恐袊F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敘事學及問題研究角度研究廢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從傳統文學角度來觀察廢名，在傳統文學的實際概念下對廢名文學的思想源流進行闡釋，理清脈絡，廓清格局，“廢名在繼承中國文化和和敘事特點的同時，他多少有點極端化的嘗試與探索，也豐富了這一傳統?！?其二，廢名文學作品與時代的互動，“廢名作品側重于表現現實或時代精神的關系，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束縛，避免作品的簡單化和功利性具有相當啟迪作用?！痹谶@種意義上來說，廢名的文學作品高于時代，對時代的病痛與疾苦進行了某種文學的隱喻，通過信仰、民俗的雙重思考來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對中國鄉土社會進行某種反思。所以，廢名作品并不是單純脫離時代的試驗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種理論架構，建立分析廢名作品與時代關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廢名“為豐富漢語寫作的形式表現技法、修辭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廢名的文學作品中的文字脫胎于中國傳統詩歌，尤其與唐人詩歌聯系尤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敘的美學特征更為明顯，這種清新雋永的敘事風格與文體形式尤其值得文學研究者細致爬梳，細致辯駁，從而歸納梳理出廢名文字美學特征的探索方向。
對于廢名文學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禪思想作為解釋。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演進、轉變的過程中，佛禪思想都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維度，比如蘇曼殊、豐子愷、蕭乾、許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論及與佛禪思想聯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糾結最長久、態度最真誠，則非廢名莫屬。陳國恩認為，廢名受佛禪思想影響可以從三方面來考辨:其一，是禪宗思想中“空諸一切”的“色空論”和廢名自身對于文學作用“自娛—解脫”的目的論，滿足了廢名在時代激變中尋求精神安寧、消極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學敘事的角度，將禪宗之“萬法盡在自心”理論應用至文學創作中，造成了廢名文學作品中時間的混沌與空間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學效果;其三是深受禪宗佛法修行中“旗動、風動、心動”的機鋒訓練影響，在文學創作中追求言有盡而意無邊的禪趣。而李俊國則更是認為，廢名行文構句的冷峻清奇、言簡意邃的語言特甜，主要來自禪宗佛法中“直觀性、暗示性與頓悟性”。依筆者拙見，廢名研究中的佛禪思想影響研究固然是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向度與增長極，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論更深層次的探討，則尚需兩個重要研究向度的豐富與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廢名佛禪思想的形成。目前學界研究者對廢名佛禪思想的來源多歸結為三點點，其一便是廢名家鄉的地域文化與童年經驗，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氣質，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輩的熏陶與啟示。論及具體演進過程，則多以抗戰時期的經歷為分割點，經歷了由“觀心看凈”至“無相、無念、無住”的變化。其研究關注點多在其佛禪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對廢名與黃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動缺乏專門而深入的論述。應該說，將廢名與地域文化、地域氣質的研究作進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為了凸顯其背后廢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而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將地域文化中的佛禪思想置于廢名思想與佛禪思想、傳統社會關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從顯性脈絡轉向隱性影響，抽絲剝繭，細細品讀廢名的佛禪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中說:“我國和外國的不同情況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羅馬帝國外一國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個洲，更不止一個國。巴爾干半島包括了幾個國家。國別研究，分開或結合，已經是地域學研究了。有的大國，如東方的印度，一國包括了十種以上有文史的語言，互相不相下。古代雖有較統一的文言，好比中國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別和地方語言分歧使規范文言不及中國漢語文言的勢力大。各語言的文學自然帶有地域性?！薄拔ㄓ形覈?，漢語覆蓋的面積本來很大，漢文在全國文化中的勢力更大，而且一脈相傳幾千年，縱的歷史的線不能不結合橫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覺得不論外國如何，我國的漢語文學也可以有地域學研究。藝術也可以在民族的和歷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苯鹂四鞠壬岢龅难芯繕嬒肟梢詮慕T多學者的研究論斷中找到原型，如梁啟超、王國維以及劉師培。由此以降，魯迅在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時對中國鄉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對文學思想地域構成論做了初步的實踐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正如他在《花邊文學.“京派”與“海派”》中所言:
籍貫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
通過此種在理論研究上合法性的構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論基礎對廢名故鄉的精神氣質，尤其是其中源自禪宗而又滲透著鄉土社會世俗化的佛禪思想展開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廢名文學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禪思想研究為中心的“地域文化場”的研究與構建。具體分析模型試論如下:
借鑒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書中，運用“格式塔心理學”提出:從整體出發而不是部分出發的完型心理現象，可以用來闡釋“文化的整合”，一方面歸納提純黃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禪思想，描述其嬗變過程;另一方面，將提純的文化精髓置于廢名文學創作的文本細讀與歷史現實之中，以求“完型”。從而重構廢名精神結構中的“地域文化場”，在黃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禪宗文化的品讀中，更加合理的闡釋廢名文學思想中清奇悠遠、亦詩亦畫的禪思之氣。
其二是在思辨具體問題時區分“哲學的廢名”與“文學的廢名”。如前所述，學界目前分析廢名文學創作中佛禪思想的專著、論文不在少數，但是卻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趨勢，在具體研究中僅僅將廢名所能涉及禪宗思想目錄化，而后通過廢名的具體文學創作圖解禪宗思想條目，過于穿鑿而牽強附會。廢名的禪宗思想僅僅是其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文學向度，與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傳統文學的轉變與儒家傳統鄉土觀等等，期間不乏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思想因素，我們所能確定的僅僅是廢名在具體創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場與思想態度，至于具體的思想影響研究，更應慎之又慎，區別對待。而作為“哲學的廢名”，則是用來指代《阿賴耶識論》中所表露廢名對于禪宗理論的思考?？箲饡r期，廢名避難黃梅。既是其文學思想的轉變時期，也是其佛禪思想的轉變時期。在這期間，廢名創作《阿賴耶識論》，具體闡述其對于佛禪的認識并將其初步體系化，而后又通過發表于《世間解》雜志上的《佛教有宗說因果》、《體與用》將其佛禪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張“佛教的因果是說體的，世人的因果是說用的?！毙枰⒁獾氖?，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現代中國禪宗研究中的，而是帶有其自身強烈的人文化色彩與個人化色彩;同時，也要注意，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為代表的近代“唯科學主義”以及“進化論”辯論基礎上的，認為“中國的幾派人都是中了進化論的毒”、“佛家的真實是示人以‘相對論’”，這就給我們對廢名佛禪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參照譜系，即能夠通過比照中國近現代“唯科學主義”的演變，來觀照廢名佛禪思想體系的立論、駁論、概念構成、價值體系以及思維邏輯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題，但遺憾的是，至今尚未見學界有深度探討的范例之作。這不能不說是廢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廢名研究的另外兩個研究熱點便是小說中的詩化創作與詩歌研究?！霸娀备拍钍菑U名小說創作中最為鮮明的文體特征，也是眾多研究者的共識。主要學術關注點有四:其一，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灌嬰即認為廢名的文學創作“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想的寫象。”時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為題不斷進行學術拓展(具體研究成果我會在后文分章詳論時涉及);其二，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得益于其自覺借鑒中國傳統詩歌的以景代情的寫作手法，以簡潔、凝練的文字將讀者帶入唯美的閱讀體驗當中，在中國現代文壇獨樹一幟;其三，廢名的小說創作體現出強烈的文人小說特征，具有筆記小說的基本特點，最明顯的便是其小說創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說創作中，廢名有意將“互文性”作為自身文學實踐中的標志性審美價值與敘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時，常常拋開小說的人物刻畫與主線情節，嵌入一個與之相關的其他文本，或詩歌、或古文、或民謠、或方言、或歷史、或外文、或戲曲，從而形成一種敘述人與講評人“聲口”的互換，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學魅力;最后，便是廢名創作中的“晦澀性”。周作人就評價廢名作品“晦澀”，“晦澀的原因普遍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是可以由于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而陳建軍則認為廢名小說創作中的晦澀主要來自其“文學即夢”的文學創作觀。
與廢名小說中的“晦澀”研究相同，在廢名的詩歌研究中的“晦澀”同樣引起關注詩歌研究的眾多學人的探討，其成因眾說紛紜。劉半農在日記中即評鑒廢名的詩歌“有短詩數首，無一首可解。”，自此，“難讀”、“難懂”便成了廢名詩歌的標簽。孫玉石在《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中認為廢名的詩歌是一只“迷人而難啟的‘黑箱’”。而如何開啟這“黑箱”，學人亦是各辟蹊徑。朱光潛認為，深入的理解廢名詩歌背后的文學思想構成與文化意識背景，是品讀廢名詩歌的不二法門，“廢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禪家與道人風味。他的詩有一個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倍Y成則認為理解廢名的詩歌創作，“不應限于‘知人論世’的傳統解讀法，有必要對詩歌本體，即對詩的語言、結構、意象、和體式進行研究?！保粗鲝堄镁C合分析的方法將廢名詩歌納入其對中國現代詩歌的整體研究之中。與蔣成主張構建理論分析模型的主張不同，馮建男依然主張體悟式的研究方法，“讀廢名詩，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礎，不求甚解是超脫。”而體悟的對象與手段便是“禪中求禪”，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去解讀廢名詩歌中的禪意，“廢名詩歌就是禪家的靜觀、心像、頓悟、機鋒，與李商隱溫庭筠詞的感覺，幻想、色彩、意象的現代化的融合。”持此觀點的還有王澤龍，認為“不從禪理、禪趣、禪思來解讀他的詩，是難以深入其堂奧的。”還認為“廢名以禪入詩，并非就是以詩寫禪，與傳統禪詩中追求的那種水中月、鏡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詩境與詩思特征依然有別?！?。
在我看來，對于廢名詩歌的理解，應該建立在對廢名詩歌理論的系統而深入研究基礎之上。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以詩人身份而著書立說，闡明自身對于新詩理解并將其理論化的，只有廢名先生一人，著作也僅有《談新詩》一部。在書中，廢名先生系統闡釋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國文壇較有影響的新詩作者及其代表作，細致梳理其脈絡，深入探討其得失，進而提出新詩“詩的內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詩審美價值體系，既有繼承中國傳統詩歌審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學傳統在自身的轉變過程中所體現的現代性色彩。但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尚無專門論述廢名新詩理論的專著付梓，其新詩理論體系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尚欠公正而明確的定位。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論而輕品讀的怪圈，西方的諸種文藝理論思潮、哲學概念闡釋、美學觀念體系，都可以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找到對應的具體研究。這種趨勢一方面有利于學界以更加開闊的思路來思辨中國現代文學的成敗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維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嬗變轉折，有利于以更長的時態來考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時性變化，但是，伴隨而來，也會使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認識與敘述產生某種空白與殘缺?；谏鲜鏊伎?，我在選擇廢名文學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時，希冀把自己的關注點著重放在被各種理論所忽略的歷史細節，并盡可能以一種后來者的超越姿態來敘述、勾勒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力圖歸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各因素的價值體系與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間復雜而糾結的脈絡關系。當然，我始終堅持，作家的文學思想研究不會完全符合理論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磚對縫”，打磨現實存在的思想棱角，強行歸納進既有理論體系，既不符合歷史現實，也不利于學術研究的進步發展。譬如，廢名與周氏兄弟之間在文藝理論上的繼承與爭辯，在現實人生中的影響與糾結是廢名文學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環，依然需要進行“知人論世”式的整理思辨，針對學界現有廢名研究的某些問題，釣沉某些歷史細節，豐滿人物思想，認識其復雜性與多面性，使文學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歷史主義的窠臼，能為文學史研究進行某種豐富，不枉廢名先生晚年獨立北國邊陲憔悴心力。
對廢名文學思想的研究，應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對復雜多變的時代思潮時所采取的思想反應，進而探討在他思想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及文學價值觀在西潮洶涌和時代滄桑的雙重變奏下的調整和嬗變。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理查德.羅蒂曾經對“文學”做過這樣的當代思考:“‘文學’一詞現在所涵蓋的書籍幾乎無所不包，只要一本書有可能具備道德相關性——有可能轉變一個人對何謂可能和何謂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學的書。這與該書是否具備‘文學性質’毫不相關?，F在文學批評家不再從事所謂‘文學性質’的發掘和闡述，而應該建設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顧問的準則，建議如何緩和這傳統中的壓力，或如有必要，加劇這些張力——來促進人們的道德反省?！蔽膶W與思想維度的多樣性、道德價值準則的差異變遷、文化自身的沿革與轉變等“文學之外”的關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個方面導致了文學范圍的不斷擴大，從而使文學從館閣之內進入紅塵之內，孰是孰非，暫且不論，這種變化的本身使文學有可能成為當代人對歷史與社會產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會乃至人類自身的不斷變化。所以，我們共同面臨的巨大問題也就成了如何把握這已不似文學的“文學”，如何從百絮千頭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脈絡，進而對一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態、生活模式、道德判斷、價值標準、審美趣味進行我們自己的闡釋，進而對當下進行某種理解之上的批評與總結。一得之愚，我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過對傳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開一個觀察其時文人思想嬗變的窗子，勾勒并總結其對于文學觀的思想特征與美學觀念，探討在西潮東漸、東學式微的時代大背景下各種思想激蕩在個人層面的沖突、妥協、理解與融合，揭橥傳統的文學觀念、價值標準在歷時性時段中的調整與嬗變，如何應對挑戰、求存求變?？梢哉f，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在時代背景下的特立獨行，宛如長衫料峭，地處邊遠、觀察中央的傳統文人的背影，留給我們太多思考的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就是廢名先生個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這個命題上進入廢名的思想世界與美學世界，研究他對于時代、知識、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達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構成思想概念的命題、立論、體驗、論證乃至最后結論的文學作品;研究一段時期以來對他作品所產生的各種闡釋以及歷代前輩研究者通過對廢名作品的解讀、與廢名思想對話而產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廢名在其時語境下對美學、價值、理論、信仰的建構方式以及其對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研究廢名對于社會文化的思想、認識是如何形成、前進、調整、嬗變、增長，從而使我們后來人能夠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來看這個世界，意識到我們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對話，面對時代沖擊時我們并不孤獨。以此發軔，從而在吸收前人經驗與認識的基礎上回應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挑戰，使我們的思想能夠作為一個時代的聲音，展示我們思想前進的步伐以及我們如何前行。不僅如此，在另一方面來說，帶著以上的命題來進行廢名文學思想研究，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以釋道儒思想為核、以世俗社會為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怎樣的思維特征，他們在嬗變過程中拋棄了哪些文化模塊，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學觀點在面對西潮沖擊時被徹底瓦解，哪些又經過“創造性轉變”而歷久彌存，煥發出新的光彩;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以廢名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在思想被沖擊、洗禮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價值，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進步，能夠起到哪些規范性作用，進而在整體上理解我們這個文明以及其傳統文化的特質。
另一方面，對于文學思想的研究應與關于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討論產生某種密切的聯系。新世紀以來，學界通過翻譯、引進乃至西方學者直接參與中國研究，形成以現代性討論、詩學討論、思想史討論、文化史討論為特征的新一輪思想激蕩，這種西方哲學、社會學理論的引進，拓寬了學界的研究視野，也激活了對于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動力。作為以思想表述為主要目的的文學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現代化理論、韋伯理論、東亞文化研究在學界內的受關注度的持續提高，“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化”這樣的命題開始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并衍生出了文學傳統中對西方文學思想的回應、文學傳統中的宗教意識與西方基督教思想對話、文學傳統對現代性的態度、文學傳統與現代西方倫理學價值、自由主義以至人權思想，等等。但是，我在這里要表達的觀點就是，所有這些研究都不能脫離作家、時代文學思想研究的基礎，不能為了理論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學理解有意無意的忽略，而應該注重學理思辨，在現代哲學、文學的視野中分析與把握作家的文學思想，注重對思想本身的細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時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學思考、價值理想與人生體驗，并在此研究基礎上，適度的通過與西方學術理論思想的對話，展開比較研究，從而把對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運用以上方式進行本文研究與推理的同時，仍然希望能夠把握作家的文學文本與思想文本，在我看來，無論對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時代作出何種解釋，這種關聯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們研究過程中的基礎。沒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對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屬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難免淪為某一理論的可有可無的墊腳石或某一先賢命題的應聲蟲，無法做出扎實的學術研究，無法為學術研究的進步做出某種實質貢獻，更談不上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與學術性。
做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標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礎確是文學，是上文中提到的經典性作品。這種研究與全景式的紀傳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過對傳主某一方面的人生體驗、思想觀念、觀念價值的提綱挈領來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經驗，但還是要盡可能關照伴隨而來的傳主人生經驗中的枝節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體系，從而提供比較真實客觀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學思想研究在一開始就設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疇，規定了以傳主所表達、所闡釋思想觀念為主要聚焦方向。具體說來，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其一，現代作家文學思想研究，并非經過深耕細作的田園，依然有相當的學術研究潛力，值得我們從文學本體論的維度出發，對文學進行某種內部觀察，總結整理作家對于文學本質、特征、標準、外延、內涵、文體、心態、功能等的認識與理解，以期在總體上把握現代作家的文學觀、文章觀、文體觀，進而了解時代的文化觀。以廢名為例，其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僅在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表現出的探索性、實驗性、前衛意識與個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學觀中所體現出的某種中國傳統思想觀與文學觀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發展方向的某種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并不是后來者在當代文學思想與當代文化理論語境比照下的總結歸納的比較文學研究結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諸種特征在時代變奏下自身進化使然。
其二，與同時代其他作家不同，廢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現“獨語”的特征，與時代話語主題的交集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中尋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尋求的過程中又呈現多層次、雙層面得思維特點:一方面是作家尋求心靈與大自然的和諧融合，在山水田園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學體驗與傳統中國社會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進行美學探索的同時，又經歷著現代社會的喧囂與不可知、現代文明對傳統鄉土文化的蠶食、傳統社會中宗法觀念的殘酷等現實體驗，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無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傳統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圓滿來抵御現代文明帶來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現代文明的火把來照亮現實鄉土社會的殘酷黑暗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信仰與現實之間、文明與蒙昧之間——精神撕裂的痛苦，莫過于此。
其三，歷史宛如一個巨大的旋轉舞臺，總是把相同的歷史命題和文化選擇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們手中，但是“人不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這一次”與“上一次”之間，相同文化選擇再次出現時，已經歷了太多概念的替換、思想的曲折和價值的位移，這都需要我們抽絲剝繭，對期間的細微變化有一種敏感的發現和理性的思辨。作為作家個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觀念也常隨時代話語、社會思潮、知識結構、價值體系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何況是素以敏感、細膩著稱的詩化文人，常常出現“回望來時路，不知身何處”的情況，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傳主思想的“時態”變化，通過對作家在文本中表達的文化意識、審美特征、思想體系的歷時性思辨，探討并歸納其思想變化的某些軌跡，從而透視一代文人的思想變遷，進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的種種趨向做出某種自己的認識。這種歸納與總結無異于梳理麻絮，將一團麻的活動漸行歸納出幾條合乎歷史現實與文化演變邏輯的軌道，同時也需要通過融化現代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進行多學科的知識結構進行交叉研究與復合，其學術成果也應是具有突破性和創新性的，但我限于學識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種初步的嘗試，高山仰止，留待后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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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廢名 思想研究 方法論 傳統文學轉型 地域文化
廢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中的思想異類,具有自身獨立的人格精神、與眾不同的審美價值體系、探索性的文體實踐、前衛且個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觀念,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廢名文學作品的解讀日益增多,對廢名遺稿的發現整理日益完善,對廢名美學價值體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對廢名的文學創作、個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豐滿。
1935年,魯迅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在導言中對廢名在文學史整體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并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上У氖谴蠹s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蔽闹兴x《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說,均出自《竹林的故事》,為廢名早期作品。而魯迅作為思想與時代結合最緊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對廢名在文學創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觀時代、另辟蹊徑從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趨向不以為然,尤其是對廢名后期作品愈加內轉表示不滿,批評廢名的文學創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發軔,中國文壇對廢名小說中所表現的實驗性和與眾不同,開始發出了各種不同聲音。比如,1936年,劉西渭(李健吾)就在《畫夢錄》中評價廢名,“在現存的中國文藝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偉大的,生動的,新穎而且時髦的,然而很少以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嬲趧撛??！蔽逅囊越?現代文學史中并不缺乏以現代西方文明來批判中國鄉土社會的作家,也不缺乏通過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描寫多重壓迫下農村的衰落破產與農民的生活多艱,魯迅、彭家煌、臺靜農、許杰均以反傳統的現代姿態對鄉土社會作出各種批判,但是,唯有廢名,是站在傳統的視角,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傳統宗法社會,有意無意的沖淡悲哀殘酷的氛圍,在黃發垂髫、阡陌交通中尋找傳統社會中留存的人性美與自然美。在這點上,廢名無疑與時代的主流唱了反調,表現出與時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獨立文化思考與文學關照。因此,逢增玉先生與美國學者史書美,均認為廢名的小說無論在內容主題上還是文體形式上均體現出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反現代主題,是頗有道理的。尤其是史書美以“傳統中的現代”來概括廢名的文體演變與思想追求表達了廢名在中國文學傳統內部求新求變的不懈追求,體現了廢名與眾不同的“現代性”特征,也是頗為精當的。
而格非通過其所擅長的敘事、文體研究,也對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進行了總結與概括,并認為廢名的作品是我們豐富現代文學資源、反思當代文學軌跡的重要支撐?！把芯恐袊F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敘事學及問題研究角度研究廢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從傳統文學角度來觀察廢名,在傳統文學的實際概念下對廢名文學的思想源流進行闡釋,理清脈絡,廓清格局,“廢名在繼承中國文化和和敘事特點的同時,他多少有點極端化的嘗試與探索,也豐富了這一傳統?！?其二,廢名文學作品與時代的互動,“廢名作品側重于表現現實或時代精神的關系,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束縛,避免作品的簡單化和功利性具有相當啟迪作用?！痹谶@種意義上來說,廢名的文學作品高于時代,對時代的病痛與疾苦進行了某種文學的隱喻,通過信仰、民俗的雙重思考來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對中國鄉土社會進行某種反思。所以,廢名作品并不是單純脫離時代的試驗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種理論架構,建立分析廢名作品與時代關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廢名“為豐富漢語寫作的形式表現技法、修辭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嘗試?！睆U名的文學作品中的文字脫胎于中國傳統詩歌,尤其與唐人詩歌聯系尤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敘的美學特征更為明顯,這種清新雋永的敘事風格與文體形式尤其值得文學研究者細致爬梳,細致辯駁,從而歸納梳理出廢名文字美學特征的探索方向。
對于廢名文學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禪思想作為解釋。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演進、轉變的過程中,佛禪思想都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維度,比如蘇曼殊、豐子愷、蕭乾、許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論及與佛禪思想聯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糾結最長久、態度最真誠,則非廢名莫屬。陳國恩認為,廢名受佛禪思想影響可以從三方面來考辨:其一,是禪宗思想中“空諸一切”的“色空論”和廢名自身對于文學作用“自娛―解脫”的目的論,滿足了廢名在時代激變中尋求精神安寧、消極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學敘事的角度,將禪宗之“萬法盡在自心”理論應用至文學創作中,造成了廢名文學作品中時間的混沌與空間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學效果;其三是深受禪宗佛法修行中“旗動、風動、心動”的機鋒訓練影響,在文學創作中追求言有盡而意無邊的禪趣。而李俊國則更是認為,廢名行文構句的冷峻清奇、言簡意邃的語言特甜,主要來自禪宗佛法中“直觀性、暗示性與頓悟性”。依筆者拙見,廢名研究中的佛禪思想影響研究固然是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向度與增長極,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論更深層次的探討,則尚需兩個重要研究向度的豐富與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廢名佛禪思想的形成。目前學界研究者對廢名佛禪思想的來源多歸結為三點點,其一便是廢名家鄉的地域文化與童年經驗,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氣質,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輩的熏陶與啟示。論及具體演進過程,則多以抗戰時期的經歷為分割點,經歷了由“觀心看凈”至“無相、無念、無住”的變化。其研究關注點多在其佛禪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對廢名與黃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動缺乏專門而深入的論述。應該說,將廢名與地域文化、地域氣質的研究作進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為了凸顯其背后廢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而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將地域文化中的佛禪思想置于廢名思想與佛禪思想、傳統社會關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從顯性脈絡轉向隱性影響,抽絲剝繭,細細品讀廢名的佛禪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中說:“我國和外國的不同情況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羅馬帝國外一國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個洲,更不止一個國。巴爾干半島包括了幾個國家。國別研究,分開或結合,已經是地域學研究了。有的大國,如東方的印度,一國包括了十種以上有文史的語言,互相不相下。古代雖有較統一的文言,好比中國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別和地方語言分歧使規范文言不及中國漢語文言的勢力大。各語言的文學自然帶有地域性?！薄拔ㄓ形覈?漢語覆蓋的面積本來很大,漢文在全國文化中的勢力更大,而且一脈相傳幾千年,縱的歷史的線不能不結合橫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覺得不論外國如何,我國的漢語文學也可以有地域學研究。藝術也可以在民族的和歷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苯鹂四鞠壬岢龅难芯繕嬒肟梢詮慕T多學者的研究論斷中找到原型,如梁啟超、王國維以及劉師培。由此以降,魯迅在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時對中國鄉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對文學思想地域構成論做了初步的實踐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正如他在《花邊文學.“京派”與“海派”》中所言:
籍貫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
通過此種在理論研究上合法性的構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論基礎對廢名故鄉的精神氣質,尤其是其中源自禪宗而又滲透著鄉土社會世俗化的佛禪思想展開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廢名文學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禪思想研究為中心的“地域文化場”的研究與構建。具體分析模型試論如下:
借鑒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書中,運用“格式塔心理學”提出:從整體出發而不是部分出發的完型心理現象,可以用來闡釋“文化的整合”,一方面歸納提純黃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禪思想,描述其嬗變過程;另一方面,將提純的文化精髓置于廢名文學創作的文本細讀與歷史現實之中,以求“完型”。從而重構廢名精神結構中的“地域文化場”,在黃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禪宗文化的品讀中,更加合理的闡釋廢名文學思想中清奇悠遠、亦詩亦畫的禪思之氣。
其二是在思辨具體問題時區分“哲學的廢名”與“文學的廢名”。如前所述,學界目前分析廢名文學創作中佛禪思想的專著、論文不在少數,但是卻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趨勢,在具體研究中僅僅將廢名所能涉及禪宗思想目錄化,而后通過廢名的具體文學創作圖解禪宗思想條目,過于穿鑿而牽強附會。廢名的禪宗思想僅僅是其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文學向度,與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傳統文學的轉變與儒家傳統鄉土觀等等,期間不乏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思想因素,我們所能確定的僅僅是廢名在具體創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場與思想態度,至于具體的思想影響研究,更應慎之又慎,區別對待。而作為“哲學的廢名”,則是用來指代《阿賴耶識論》中所表露廢名對于禪宗理論的思考。抗戰時期,廢名避難黃梅。既是其文學思想的轉變時期,也是其佛禪思想的轉變時期。在這期間,廢名創作《阿賴耶識論》,具體闡述其對于佛禪的認識并將其初步體系化,而后又通過發表于《世間解》雜志上的《佛教有宗說因果》、《體與用》將其佛禪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張“佛教的因果是說體的,世人的因果是說用的?！毙枰⒁獾氖?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現代中國禪宗研究中的,而是帶有其自身強烈的人文化色彩與個人化色彩;同時,也要注意,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為代表的近代“唯科學主義”以及“進化論”辯論基礎上的,認為“中國的幾派人都是中了進化論的毒”、“佛家的真實是示人以‘相對論’”,這就給我們對廢名佛禪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參照譜系,即能夠通過比照中國近現代“唯科學主義”的演變,來觀照廢名佛禪思想體系的立論、駁論、概念構成、價值體系以及思維邏輯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題,但遺憾的是,至今尚未見學界有深度探討的范例之作。這不能不說是廢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廢名研究的另外兩個研究熱點便是小說中的詩化創作與詩歌研究?！霸娀备拍钍菑U名小說創作中最為鮮明的文體特征,也是眾多研究者的共識。主要學術關注點有四:其一,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灌嬰即認為廢名的文學創作“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想的寫象?！睍r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為題不斷進行學術拓展(具體研究成果我會在后文分章詳論時涉及);其二,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得益于其自覺借鑒中國傳統詩歌的以景代情的寫作手法,以簡潔、凝練的文字將讀者帶入唯美的閱讀體驗當中,在中國現代文壇獨樹一幟;其三,廢名的小說創作體現出強烈的文人小說特征,具有筆記小說的基本特點,最明顯的便是其小說創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說創作中,廢名有意將“互文性”作為自身文學實踐中的標志性審美價值與敘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時,常常拋開小說的人物刻畫與主線情節,嵌入一個與之相關的其他文本,或詩歌、或古文、或民謠、或方言、或歷史、或外文、或戲曲,從而形成一種敘述人與講評人“聲口”的互換,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學魅力;最后,便是廢名創作中的“晦澀性”。周作人就評價廢名作品“晦澀”,“晦澀的原因普遍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是可以由于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倍惤ㄜ妱t認為廢名小說創作中的晦澀主要來自其“文學即夢”的文學創作觀。
與廢名小說中的“晦澀”研究相同,在廢名的詩歌研究中的“晦澀”同樣引起關注詩歌研究的眾多學人的探討,其成因眾說紛紜。劉半農在日記中即評鑒廢名的詩歌“有短詩數首,無一首可解?！?自此,“難讀”、“難懂”便成了廢名詩歌的標簽。孫玉石在《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中認為廢名的詩歌是一只“迷人而難啟的‘黑箱’”。而如何開啟這“黑箱”,學人亦是各辟蹊徑。朱光潛認為,深入的理解廢名詩歌背后的文學思想構成與文化意識背景,是品讀廢名詩歌的不二法門,“廢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禪家與道人風味。他的詩有一個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倍Y成則認為理解廢名的詩歌創作,“不應限于‘知人論世’的傳統解讀法,有必要對詩歌本體,即對詩的語言、結構、意象、和體式進行研究?！?即主張用綜合分析的方法將廢名詩歌納入其對中國現代詩歌的整體研究之中。與蔣成主張構建理論分析模型的主張不同,馮建男依然主張體悟式的研究方法,“讀廢名詩,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礎,不求甚解是超脫?！倍w悟的對象與手段便是“禪中求禪”,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去解讀廢名詩歌中的禪意,“廢名詩歌就是禪家的靜觀、心像、頓悟、機鋒,與李商隱溫庭筠詞的感覺,幻想、色彩、意象的現代化的融合?！背执擞^點的還有王澤龍,認為“不從禪理、禪趣、禪思來解讀他的詩,是難以深入其堂奧的?！边€認為“廢名以禪入詩,并非就是以詩寫禪,與傳統禪詩中追求的那種水中月、鏡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詩境與詩思特征依然有別?！薄?/p>
在我看來,對于廢名詩歌的理解,應該建立在對廢名詩歌理論的系統而深入研究基礎之上。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以詩人身份而著書立說,闡明自身對于新詩理解并將其理論化的,只有廢名先生一人,著作也僅有《談新詩》一部。在書中,廢名先生系統闡釋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國文壇較有影響的新詩作者及其代表作,細致梳理其脈絡,深入探討其得失,進而提出新詩“詩的內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詩審美價值體系,既有繼承中國傳統詩歌審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學傳統在自身的轉變過程中所體現的現代性色彩。但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尚無專門論述廢名新詩理論的專著付梓,其新詩理論體系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尚欠公正而明確的定位。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論而輕品讀的怪圈,西方的諸種文藝理論思潮、哲學概念闡釋、美學觀念體系,都可以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找到對應的具體研究。這種趨勢一方面有利于學界以更加開闊的思路來思辨中國現代文學的成敗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維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嬗變轉折,有利于以更長的時態來考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時性變化,但是,伴隨而來,也會使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認識與敘述產生某種空白與殘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選擇廢名文學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時,希冀把自己的關注點著重放在被各種理論所忽略的歷史細節,并盡可能以一種后來者的超越姿態來敘述、勾勒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力圖歸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各因素的價值體系與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間復雜而糾結的脈絡關系。當然,我始終堅持,作家的文學思想研究不會完全符合理論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磚對縫”,打磨現實存在的思想棱角,強行歸納進既有理論體系,既不符合歷史現實,也不利于學術研究的進步發展。譬如,廢名與周氏兄弟之間在文藝理論上的繼承與爭辯,在現實人生中的影響與糾結是廢名文學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環,依然需要進行“知人論世”式的整理思辨,針對學界現有廢名研究的某些問題,釣沉某些歷史細節,豐滿人物思想,認識其復雜性與多面性,使文學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歷史主義的窠臼,能為文學史研究進行某種豐富,不枉廢名先生晚年獨立北國邊陲憔悴心力。
對廢名文學思想的研究,應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對復雜多變的時代思潮時所采取的思想反應,進而探討在他思想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及文學價值觀在西潮洶涌和時代滄桑的雙重變奏下的調整和嬗變。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理查德.羅蒂曾經對“文學”做過這樣的當代思考:“‘文學’一詞現在所涵蓋的書籍幾乎無所不包,只要一本書有可能具備道德相關性――有可能轉變一個人對何謂可能和何謂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學的書。這與該書是否具備‘文學性質’毫不相關?，F在文學批評家不再從事所謂‘文學性質’的發掘和闡述,而應該建設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顧問的準則,建議如何緩和這傳統中的壓力,或如有必要,加劇這些張力――來促進人們的道德反省。”文學與思想維度的多樣性、道德價值準則的差異變遷、文化自身的沿革與轉變等“文學之外”的關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個方面導致了文學范圍的不斷擴大,從而使文學從館閣之內進入紅塵之內,孰是孰非,暫且不論,這種變化的本身使文學有可能成為當代人對歷史與社會產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會乃至人類自身的不斷變化。所以,我們共同面臨的巨大問題也就成了如何把握這已不似文學的“文學”,如何從百絮千頭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脈絡,進而對一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態、生活模式、道德判斷、價值標準、審美趣味進行我們自己的闡釋,進而對當下進行某種理解之上的批評與總結。一得之愚,我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過對傳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開一個觀察其時文人思想嬗變的窗子,勾勒并總結其對于文學觀的思想特征與美學觀念,探討在西潮東漸、東學式微的時代大背景下各種思想激蕩在個人層面的沖突、妥協、理解與融合,揭橥傳統的文學觀念、價值標準在歷時性時段中的調整與嬗變,如何應對挑戰、求存求變。可以說,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在時代背景下的特立獨行,宛如長衫料峭,地處邊遠、觀察中央的傳統文人的背影,留給我們太多思考的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就是廢名先生個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這個命題上進入廢名的思想世界與美學世界,研究他對于時代、知識、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達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構成思想概念的命題、立論、體驗、論證乃至最后結論的文學作品;研究一段時期以來對他作品所產生的各種闡釋以及歷代前輩研究者通過對廢名作品的解讀、與廢名思想對話而產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廢名在其時語境下對美學、價值、理論、信仰的建構方式以及其對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研究廢名對于社會文化的思想、認識是如何形成、前進、調整、嬗變、增長,從而使我們后來人能夠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來看這個世界,意識到我們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對話,面對時代沖擊時我們并不孤獨。以此發軔,從而在吸收前人經驗與認識的基礎上回應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挑戰,使我們的思想能夠作為一個時代的聲音,展示我們思想前進的步伐以及我們如何前行。不僅如此,在另一方面來說,帶著以上的命題來進行廢名文學思想研究,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以釋道儒思想為核、以世俗社會為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怎樣的思維特征,他們在嬗變過程中拋棄了哪些文化模塊,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學觀點在面對西潮沖擊時被徹底瓦解,哪些又經過“創造性轉變”而歷久彌存,煥發出新的光彩;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以廢名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在思想被沖擊、洗禮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價值,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進步,能夠起到哪些規范性作用,進而在整體上理解我們這個文明以及其傳統文化的特質。
另一方面,對于文學思想的研究應與關于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討論產生某種密切的聯系。新世紀以來,學界通過翻譯、引進乃至西方學者直接參與中國研究,形成以現代性討論、詩學討論、思想史討論、文化史討論為特征的新一輪思想激蕩,這種西方哲學、社會學理論的引進,拓寬了學界的研究視野,也激活了對于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動力。作為以思想表述為主要目的的文學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現代化理論、韋伯理論、東亞文化研究在學界內的受關注度的持續提高,“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化”這樣的命題開始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并衍生出了文學傳統中對西方文學思想的回應、文學傳統中的宗教意識與西方基督教思想對話、文學傳統對現代性的態度、文學傳統與現代西方倫理學價值、自由主義以至人權思想,等等。但是,我在這里要表達的觀點就是,所有這些研究都不能脫離作家、時代文學思想研究的基礎,不能為了理論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學理解有意無意的忽略,而應該注重學理思辨,在現代哲學、文學的視野中分析與把握作家的文學思想,注重對思想本身的細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時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學思考、價值理想與人生體驗,并在此研究基礎上,適度的通過與西方學術理論思想的對話,展開比較研究,從而把對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運用以上方式進行本文研究與推理的同時,仍然希望能夠把握作家的文學文本與思想文本,在我看來,無論對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時代作出何種解釋,這種關聯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們研究過程中的基礎。沒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對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屬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難免淪為某一理論的可有可無的墊腳石或某一先賢命題的應聲蟲,無法做出扎實的學術研究,無法為學術研究的進步做出某種實質貢獻,更談不上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與學術性。
做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標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礎確是文學,是上文中提到的經典性作品。這種研究與全景式的紀傳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過對傳主某一方面的人生體驗、思想觀念、觀念價值的提綱挈領來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經驗,但還是要盡可能關照伴隨而來的傳主人生經驗中的枝節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體系,從而提供比較真實客觀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學思想研究在一開始就設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疇,規定了以傳主所表達、所闡釋思想觀念為主要聚焦方向。具體說來,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其一,現代作家文學思想研究,并非經過深耕細作的田園,依然有相當的學術研究潛力,值得我們從文學本體論的維度出發,對文學進行某種內部觀察,總結整理作家對于文學本質、特征、標準、外延、內涵、文體、心態、功能等的認識與理解,以期在總體上把握現代作家的文學觀、文章觀、文體觀,進而了解時代的文化觀。以廢名為例,其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僅在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表現出的探索性、實驗性、前衛意識與個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學觀中所體現出的某種中國傳統思想觀與文學觀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發展方向的某種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并不是后來者在當代文學思想與當代文化理論語境比照下的總結歸納的比較文學研究結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諸種特征在時代變奏下自身進化使然。
其二,與同時代其他作家不同,廢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現“獨語”的特征,與時代話語主題的交集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中尋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尋求的過程中又呈現多層次、雙層面得思維特點:一方面是作家尋求心靈與大自然的和諧融合,在山水田園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學體驗與傳統中國社會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進行美學探索的同時,又經歷著現代社會的喧囂與不可知、現代文明對傳統鄉土文化的蠶食、傳統社會中宗法觀念的殘酷等現實體驗,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無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傳統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圓滿來抵御現代文明帶來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現代文明的火把來照亮現實鄉土社會的殘酷黑暗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信仰與現實之間、文明與蒙昧之間――精神撕裂的痛苦,莫過于此。
其三,歷史宛如一個巨大的旋轉舞臺,總是把相同的歷史命題和文化選擇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們手中,但是“人不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這一次”與“上一次”之間,相同文化選擇再次出現時,已經歷了太多概念的替換、思想的曲折和價值的位移,這都需要我們抽絲剝繭,對期間的細微變化有一種敏感的發現和理性的思辨。作為作家個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觀念也常隨時代話語、社會思潮、知識結構、價值體系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何況是素以敏感、細膩著稱的詩化文人,常常出現“回望來時路,不知身何處”的情況,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傳主思想的“時態”變化,通過對作家在文本中表達的文化意識、審美特征、思想體系的歷時性思辨,探討并歸納其思想變化的某些軌跡,從而透視一代文人的思想變遷,進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的種種趨向做出某種自己的認識。這種歸納與總結無異于梳理麻絮,將一團麻的活動漸行歸納出幾條合乎歷史現實與文化演變邏輯的軌道,同時也需要通過融化現代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進行多學科的知識結構進行交叉研究與復合,其學術成果也應是具有突破性和創新性的,但我限于學識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種初步的嘗試,高山仰止,留待后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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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預算績效；指標構建
一、我國預算績效評價的發展
（一）高校預算績效評價的含義
預算績效評價是利用相關的預算績效評價制度，對各部門使用預算資源績效進行客觀的揭示，從而在做出評價后對下一預算周期內預算決策和編制工作提供科學有效的依據。高等學校的預算績效評價則是對高等學校預算經費支出的運作結果與績效目標進行對比判斷，并將評價信息應用于未來決策優化的管理行為。評價就是為了能更好地管理，進而才能有所改進，提高效率。各高校進行預算績效評價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資金的預算管理，進而能對資金進行更有效的分配，監督資金使用的過程，增加經費的使用效率。
（二）我國高校預算績效評價現狀
我國早在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就明確提出要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這是我國政府首次提出關于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的宏觀要求，之后財政部也陸續推出了一系列關于推進預算績效評價工作的辦法。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推進預算績效評價工作的政策，雖然有國家的政策性支持，但我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并不完善，尤其是我國高校對預算績效評價的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并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體系。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數量的增多以及辦學規模的擴大，各高校所需的教育經費也在相應的增加，而我國能提供給高等教育的資源卻遠遠不夠，其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導致不斷增長的教育經費與有限的教育資源供給相矛盾。同時，我國各高校在資金的使用方面也存在一個通病，各高校通常很重視經費的申請，但在經費使用方面卻缺乏管理，使得資金利用無效率，導致資金緊張與損失浪費。在這種情況下，對高校的教育經費進行預算績效管理與評價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廣西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情況
（一）高等學校辦學規模擴大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也很快，各高校紛紛擴大辦學規模，增強辦學水平，廣西地區雖然較為落后，但它無論是經濟還是高等教育的發展都在同步發展中。從辦學規模上來說，廣西高校的辦學規模在擴大，廣西地區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和研究生的在校學生數都在逐年增加。據統計，到2012年為止，廣西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達到62.92萬人，比上年度增長了4.33%；培養研究生的單位達到12所，比2011年增加了1所，研究生在校學生數達到了23545人，比上年度增長了4.84%。
（二）經費投入持續增長
全區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也在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從2008～2012年這5年的數據來看，公共財政預算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分別為2512210萬元、2965980萬元、3668362萬元、4568882萬元、5892383萬元，分別比上年度增長了32.65%、18.06%、23.68%、24.55%、28.97%。2008～2012年廣西高等教育投入經費分別為70.22億元、74.07億元、92.03億元、118.59億元、141.39億元，增幅分別為20.2%、5.48%、24.25%、28.86%、19.23%。
我國教育經費的總投入一直在逐年增加，廣西地區的教育經費也不例外，在這里選用2007～2011年5年的數據（表1）。廣西教育經費總投入的增長比例分別為29.26%、26%、11.42%、27.58%、20.18%，2009年的增長比例跟其他4年的差距較大，這5年的增長比例也不是遞增狀態的，但每年的總投入還是保持增長的趨勢。而廣西教育經費占全國的比例的變化不是很大，都維持在2.40%左右。雖然廣西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在逐年增長，但較之全國的平均水平來說還是較低的。
由于我國高等學校發展過快，教育資源的稀缺與高校所需的大量的教育經費相矛盾，所以的教育經費的投入方面就顯得不足了，而廣西是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其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問題則更加突出。高等教育的發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對國家來說是有利的，但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就很可能嚴重影響到我國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各高校才更應該對經費進行合理利用，合理分配各種有限的資源，這就要求各高校做好經費預算管理，建立一個合理適用的經費預算績效評價體系。
三、構建廣西高等教育經費預算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一）確定指標及指標解釋
指標體系是構成績效評價體系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指標的構建在績效評價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建立起合理的、切實可行的評價指標體系，才能更準確地進行項目的績效評價。我國現階段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面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規范，各部門對不同的項目進行績效評價時，所選用的評價指標是不同的。同樣的，各高校在進行績效評價的過程中，選取的績效評價指標應根據各高校自身的情況而定，要切合高校發展的實際情況，因此，各高校在績效評價過程中選定的指標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由于此次針對廣西高等教育經費預算績效評價的問題，主要以項目為基礎開展績效評價，所以在構建績效評價指標時，主要分了三個方面，從項目的決策到管理過程，再到最后的產出與效益這三個階段構建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框架。該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包括3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和20個三級指標，3個一級指標分別是項目決策、項目管理、項目績效。項目決策指標下包含3個二級指標，分別是項目目標、決策過程和資金分配；項目管理指標下有3個二級指標，分別是資金到位、資金管理和組織實施；項目績效指標下有2個二級指標，是項目產出和項目效益。
項目目標包含一個三級指標――目標內容，目標內容考慮的是目標是否明確、是否細化與量化。決策過程包括決策依據和決策程序，決策依據是用來評價項目是否符合發展規劃和工作計劃，以及實施規劃的確定與否；決策程序用來評價項目申報程序的合規性。資金分配指標包括分配辦法和分配結果兩個三級指標，分配辦法是用來評價是否制定了相關的資金管理辦法，以及資金的分配是否全面與合理；分配結果用來評價資金分配結果是否合理。
資金到位包括到位率和到位時效，到位率是實際到位與計劃到位的比值；到位時效是評價資金到位的及時性，如果沒有及時到位，會不會影響項目的進度。資金管理包括資金使用和財務管理，資金使用是評價資金支出是否合乎規定，存不存在虛假項目支出和挪用資金等情況；財務管理主要是考慮各種相關制度的健全性，以及會計核算的規范性。組織實施包括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組織機構是評價機構的健全與否，以及分工的明確性；管理制度是評價是否針對該項目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建立后是否嚴格按照制度執行。
項目產出指標包括產出數量、產出質量、產出時效、產出成本，將各產出成果與之前設定的目標值相比較，就可以明了項目執行結果與目標之間的差異，判斷是否達到了預定的目標。項目效益指標下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可持續影響和服務對象滿意度，這些指標是用來評價該項目最終產生的效益如何的。
（二）設置權重
對一個項目進行績效評價，主要是對最終的綜合評分進行評價，也就是各指標得分的總和，在對各指標進行評分之前，需要根據各指標的重要程度設置各指標的權重，以便后續的計算評分。對指標進行權重設置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
德爾菲法又稱專家意見法，是指依據系統的程序，采用匿名發表意見的方式，反復的填寫問卷，以集結問卷填寫人的共識及搜集各方面的意見的方法。這種方法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主要是由相關的專家結合自身經驗和分析判斷來確定指標的權數，比較常用于對定性指標進行權重設置，也可用于定量指標的權重設置。然而，德爾菲法只適用于對少量的指標進行權重設置，隨著指標量的增加，設置指標權重的工作會變得復雜，而層次分析法能夠避免在對過多指標賦權時所產生的混亂與失誤，提高評價的準確程度。所以，層次分析法越來越受到相關研究人員的重視并得到廣泛運用。
（三）預算績效評價的方法
績效評價方法的選擇會直接影響到績效評價工作的成敗，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暫行辦法》第二十一條，績效評價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眾評判法等。其他一些比較常用的方法還有綜合分析判斷法和功效系數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是較常用的一種方法，但此種方法需要精確的計量項目的成本與收益。綜合分析判斷法是評價人員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學識，采用主觀判斷的方法對指標進行評價并進行評分，主要是用于對定性指標進行評價。由于每個指標的內容和量綱各不相同，所以在評價之前需要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功效系數法通常是用于對定量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實際上，每個項目并不只有一種評價方法，在績效評價的具體操作中，應該根據項目的不同特點，選擇一種或幾種評價方法。
四、總結
高等教育經費預算績效評價在高等學校的管理過程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高校只有在對教育經費進行切實合理的績效評價之后，才能發現在學校的管理過程中有可能存在的問題，找出問題所在并進行改進。由于高校教育資金管理不當而造成的資金浪費，這是很多高校都存在的問題。很多高校本來就面臨著教育資金投入不足，再加上對資金使用過程的管理失當，導致資金使用的低效率，這對高校健康持續地發展非常不利，所以進行經費預算績效評價對高校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套切實可行的績效評價體系是所以高校都應該擁有的，本文給出的預算績效評價指標框架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并不一定適合所以的高校，各高校應該根據其自身的情況，設計出一套適合自身發展的預算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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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刑事和解；非刑罰處理方法；價值
中圖分類號：D914；D91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2）02-0056-07
在和諧社會這一宏大時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在我國刑事司法和刑事理論中備受矚目。作為發端、發達于西方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在被介紹、引入本土后，本土研究的重點多集中于對其理論基礎評述、價值功能解析和制度構建與具體適用等方面，而對與其緊密相關的配套措施的研究鮮有問津。對此，有學者指出：“為了使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合理性得到有效的發揮，也為使刑事和解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實處，還應當建立一些與刑事和解制度相配套的相關措施?！惫P者認為，配套措施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組成部分，理論研究對此應予以關注。在本文中，筆者將就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配套措施——非刑罰處理方法的體系構建展開討論。
一、刑事和解的理論根基
任何一項制度設計，均應有相關的理論為根基。因此，筆者在對刑事和解制度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體系構建展開討論之前，先對刑事和解的理論根基進行介紹，為后文論述作必要的理論鋪墊。
刑事和解，是指對于加害人自愿認罪的案件，加害人與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協商，通過賠禮道歉、經濟賠償、勞務補償等方式達成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從而化解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矛盾，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辦案機關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基礎上，綜合案件情況，特別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過、賠償情況及被害人態度等因素，作出相對較為寬緩的處理，包括撤銷案件、不、定罪免刑以及從輕量刑等。根據美國犯罪學家約翰·R.戈姆的分析，刑事和解以平衡理論、敘說理論和恢復正義理論為理論基礎。平衡理論以“被害人在任何情況下以何為公平、何為正義的合理期待的相對樸素的觀念為前提。當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戲規則被加害人破壞時，被害人傾向于選擇成本最小的策略技術來恢復過去的平衡”。該理論認為，刑事被害人通常希冀通過采用成本最小的方式恢復自己因犯罪而受到的損害。敘說理論則從心理學的角度說明在刑事和解過程中，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對被害人受到的精神傷害所具有的恢復意義。根據敘說理論，被害人與加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溝通、交流就是對被害人心理進行治療的過程。在這種模式下，加害人的作用就是通過與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節、人物和主題來實現對故事的共同重構。敘說過程的重要意義不在于故事內容本身，而在于敘說的過程，在于敘說者與受眾之間的共鳴。加害人在此所扮演的也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故事補充者的角色，且還充當了被害人情感的最佳發泄對象。這種角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由心理治療專家真正替代?；謴驼x理論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會之間利益的觀點之上，認為犯罪打破了上述三種利益之間的平衡；刑事和解的意義在于：“對被害人而言，修復物質的損害、治療受到創傷的心理，使財產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復舊有的平衡；對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會承認過錯并承擔責任，在確保社會安全價值的前提下交出不當利益從而恢復過去的平衡；對社會而言，受到破壞的社會關系得到了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共同修復，從而恢復了社會關系的穩定與平衡。”
二、非刑罰處理方法對刑事和解的工具價值
非刑罰處理方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刑事和解有著重要價值。非刑罰處理方法對刑事和解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其對刑事和解的工具價值方面。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有以下三種工具價值：
1 非刑罰處理方法是刑事和解中加害人承擔刑事責任的重要方式。刑事責任是犯罪人因其實施的犯罪行為而必須承擔的、代表國家的司法機關對其行為作出的否定性評價和對其進行譴責的責任。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只要實施了犯罪行為，行為人就必須承擔與其犯罪相適應的刑事責任。對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同樣如此。在域外，刑事和解有四種模式，即社區調停模式、轉處模式、替代模式與司法模式。對加害人而言，這四種模式具有不同的性質：“（1）在社區調停模式、轉處模式、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罰的判決或執行不再具有實際意義，因而具有刑罰替代措施的性質。（2）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種附屬性的教育懲戒措施?！痹诒就镰h境中，刑事和解存在三種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調解模式和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在這三種模式中，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司法機關對加害人不予刑罰處罰或者減輕刑罰處罰，因此，刑事和解同樣具有刑罰替代措施和教育懲罰措施的屬性。當刑事和解作為刑罰替代措施時，對加害人不再處以刑罰；當刑事和解是懲罰教育手段時，對加害人適用較輕刑罰。在刑事和解中，對加害人不予刑罰處罰或者從輕處罰，是否意味著加害人不承擔刑事責任或者少承擔刑事責任呢？如此，是否違背了有罪必有責和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本要求了呢？事實顯然不是如此。因為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總是會履行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義務，以獲取被害人的諒解而接受刑事和解。加害人履行該義務，在刑事和解中就是其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加害人履行的非刑罰處理方法義務，在刑事和解中要么承擔了全部刑事責任而使加害人避免了刑罰處罰，要么分擔了部分刑事責任而使加害人得到了較輕刑罰處罰。因此，對加害人不處以刑罰或以較輕刑罰處罰并不意味著加害人不承擔或少承擔刑事責任，而是加害人通過非刑罰處理方法承擔了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對此，有論者指出：“刑事和解的意義在于，在傳統的刑罰體系之外為加害人的侵害責任提供了一種新的承擔方式。”該論者所說的傳統刑罰體系之外的責任承擔方式，其實就是以非刑罰處理方法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因此，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是加害人承擔刑事責任不可或缺的方式。
2 非刑罰處理方法是實現刑事和解功能的重要手段。我國學者認為，在中國語境下，滿足被害人的補償需要、促成案件的有效解決和促進社會政治穩定是刑事和解的功能。刑事和解這三項功能的實現有賴于非刑罰處理方法的運用。首先，刑事和解補償功能的實現離不開非刑罰處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居于核心地位，主導著刑事和解的進程和決定著刑事和解的結果。加害人要想與被害人實現和解，就必須根據被害人在犯罪中的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的情形，實施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以滿足被害人的損害補償需要；只有加害人實施了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滿足了被害人的補償需要，被害人才會同意和解，雙方的刑事和解才會達成，此時刑事和解才具備滿足被害人補償需要的功能。其次，刑事和解促成案件有效解決功能的實現也離不開非刑罰處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以和解方式解決刑事糾紛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合意選擇，是雙方意思自治的結果，符合雙方的利益需求。根據刑事和解平衡理論，“當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戲規則被加害人破壞時，被害人傾向于選擇成本最小的策略技術來恢復過去的平衡”。因此，對于被害人而言，由加害人實施一定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的和解方式解決刑事糾紛，避免了冗長繁瑣、結果不定的刑事訴訟程序，符合其希望采用最小成本的策略技術恢復被犯罪打破的平衡，迅速擺脫刑事糾紛攪擾的心理?？梢姡切塘P處理方法易為被害方所采納。對于加害人而言，履行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義務，以刑事和解方式終結案件，能避免因被定罪量刑而招致的牢獄之災或者因此而被從輕處罰，迎合了加害人在刑事糾紛中趨利避害的心理。因此，非刑罰處理方法也更能為加害方所接受。由此可知，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兼顧了被害與加害雙方的利益。在利益的引導下，被害方通常會接受刑事和解，化解與加害方的刑事糾紛；加害方也能更積極主動地履行非刑罰處理方法義務而實現刑事和解，從而推動案件的有效解決。再次，根據刑事和解恢復正義理論的要求，在刑事和解的實踐中應當恢復因犯罪而打破的加害人與受害人、社區之間的平衡，因而其在客觀上具備了促進政治穩定的功能。在刑事和解實踐中，被害方與加害方之所以能達成和解，關鍵就在于加害方實施的一定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滿足了被害方的損害恢復要求，彌補了被害方的物質損失，撫慰了被害方的精神傷害。因此，刑事和解在化解雙方矛盾的同時，讓社區居民感受到了加害人向善守法的積極態度，融解了對其再犯的警戒心理，有利于恢復因加害人犯罪行為而給社區秩序造成的破壞，在客觀上也修復了加害人與社區之間的矛盾?？傊?，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通過實施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恢復了其與被害人和社區之間的平衡與和諧，減少了危及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
3 非刑罰處理方法是達成刑事和解的重要保證。在刑事和解中，由于被害人在刑事糾紛中處于主導地位，是否以刑事和解解決糾紛，能否實現刑事和解，關鍵取決于被害人的態度。而要被害人愿意采用刑事和解方式解決刑事糾紛并最終接受刑事和解，其前提是被害人物質恢復和精神恢復的要求得到滿足。滿足被害人的恢復要求，就要求加害人從物質層面和精神角度在刑罰方法之外實施一定的彌補?？梢?，只有在加害人針對被害人的損害恢復需要實施了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時，被害人才可能接受刑事和解。因此，非刑罰處理方法是刑事和解實現的重要保證。
三、非刑罰處理方法對刑事和解的功能價值
非刑罰處理方法之所以為刑事和解制度所不可或缺，還在于其對刑事和解有著重要的功能價值。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有以下三種功能價值：
1 恢復被害損害的功能價值。基于犯罪是“孤立的個人侵害整個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的經典界定，在傳統的司法模式下，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矛盾被衍化為國家與加害人之間的對抗，國家包攬了被害人的所有權利。在這種司法模式下，國家利益被推高到了極致，而“‘被害者一加害者’的個人關系被擱置一旁，被害人在訴訟中的作用被弱化……這樣做的后果往往使被害人和加害者的關系進一步惡化，被害人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撫慰，甚至可能再次受害?！辈煌趥鹘y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利益為中心，尤其強調對被害人損害的恢復。在刑事和解中，為了修復被害人精神傷害或彌補被害人的物質損失，促使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以避免刑罰處罰或者得到刑罰從輕處罰，加害人會積極實施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以滿足被害人的恢復要求。因此，非刑罰處理方法具備對被害人精神傷害的修復功能和物質損失的彌補功能。
2 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的功能價值。在傳統司法模式下，刑罰是促成犯罪人回歸社會的主要手段。然而“刑罰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懲罰性，不能給罪犯帶來一定的痛苦或利益損失就談不上刑罰的存在。這種懲罰性并非僅僅是為了實現正義報應的需要，它對于幫助罪犯從痛苦中感受正義的力量、犯罪的無價值性和非功利性，從而促使其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從痛苦中吸取教訓，樹立正確的思想意識和法律觀念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懲罰性和強制性是刑罰的屬性。而刑罰的懲罰性和強制性與現代刑罰所追求的罪犯回歸是背離的。對此，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就曾指出：“就自由刑的性質論，它是否適合于教育目的還值得懷疑。監禁教育是強制教育，而強制就會產生對抗……現時的監獄建筑，防止越獄的堡壘，對犯人處處設防的囚牢，都構成了教育障礙，而教育只能在信任的氣氛中進行?！庇纱丝芍?，刑罰手段對促進罪犯的社會回歸作用是有限的。在刑事和解模式下，非刑罰處理方法則對罪犯的回歸有著重要意義。首先，在刑事和解中，當加害人以非刑罰處理方法承擔了全部刑事責任時，避免了因對加害人定罪量刑而給加害人貼上罪犯標簽，使得加害人能以正常身份回歸社會生活。其次，當被害人以非刑罰處理方法承擔了部分刑事責任時，通常會減輕對犯罪人的刑罰處罰。這樣既弱化了因刑罰的懲罰性而對罪犯回歸社會的不利影響，也軟化了犯罪人對加害人、社會及司法系統的敵對態度，能更好地接受法律裁決，接受刑罰改造而回歸社會。最后，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平和溝通、坦誠對話和履行相對寬緩的非刑罰處理方法義務，也有利于促使加害人真正反悔、內疚，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犯罪行為的危害性，更加客觀的對自己的主觀惡性予以反思和否定，從而為其回歸社會奠定思想基礎。因此，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具備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的功能。
3 修復社區關系的功能價值。修復因犯罪而受到損害的社區關系也是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之一。恢復正義理論是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之一?！盎謴驼x理論首先強調的是犯罪不僅僅是對法律規范的違反，對政府權威的侵犯；犯罪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對多方面的傷害，包括對被害人、對社會、甚至對犯罪行為人本人的傷害?！币虼耍谠摾碚摽磥?，“犯罪行為是非正義的，它不僅簡單地違反了法律，而且在多數情況下也給被害人和社區造成了實際的損害，犯罪行為和犯罪人與被害人、社區的關系極為密切。因此，要伸張社會正義，必須恢復犯罪行為人對被害人和社區造成的損害”。由此可知，犯罪行為在對國家和被害人造成危害的同時，會對社區造成不利影響。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實施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在具備被害損害恢復功能和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功能的同時，還具備社區關系的修復功能。一方面，加害人通過實施一定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向社區居民昭示了其悔罪自新的積極態度，解除了社區居民對其再犯而可能再次受到犯罪傷害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由于倡導社區在加害人回歸社會中的積極作用，因此，社區通常積極參與了加害人回歸社會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區居民能夠更為直觀地見證、感受到加害人實施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的主動性、積極性及其效果，從中深刻地體察到加害人棄惡向善的積極態度，恢復社區免遭犯罪侵害、重構社區安寧的信心。因此，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實施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行為具備對社區關系的修復功能。
四、在刑事和解制度中構建專門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的必要性
刑法第37條規定：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刑法第17條第4款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由此可知，在我國刑法中有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責令管教和政府收容教養七種非刑罰處理方法的規范形式。筆者認為，現行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難以適應刑事和解對非刑罰處理方法的要求，在刑事和解中構建專門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與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在司法理念和價值目標上存在差異。刑事和解以恢復性司法為思想淵源，倡導全面恢復的司法理念，其在強調犯罪人回歸社會的同時，更加關注被害物質損失、精神傷害的恢復和修復社區關系。因此，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也得體現全面恢復的要求，應當以恢復被害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修復社區關系和促成罪犯回歸社會為價值目標。而在傳統司法模式下，基于國家公權的強大與被告人的弱小，從人權保障的需要出發，確立了“被告人中心論”的刑事訴訟模式，該模式以“罪犯恢復”為司法理念。在“罪犯恢復”理念引導下，刑事處遇措施以被告人回歸社會為價值目標，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與社區則處于刑事司法視野的邊沿而被忽視。現行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現了這一價值目標，它們基本上圍繞著對犯罪人的矯正教育而設計，或者注重對罪犯進行思想教育，如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或者強調對犯罪人進行權益剝奪而使其感受痛苦，從而實現對其行為之矯正，如賠償損失、行政處分、行政處罰、收容教養等。在以上非刑罰處理方法中，賠償損失能夠恢復被害物質損失，賠禮道歉有助于被害精神傷害的恢復。然而，僅有賠禮道歉對于實現精神傷害恢復的目標是不夠的。因為，精神傷害的恢復一方面有賴于加害方賠禮道歉等外部撫慰方式；另一方面，被害人積郁于內的精神痛苦和報復情感的向外宣泄、釋放對于其精神恢復也是不可或缺的，賠禮道歉對于將被害人精神痛苦和報復情感宣泄于外卻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只能部分實現精神傷害恢復的目標。修復社區關系的非刑罰處理方法在現有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中更是闕如?？梢?，司法理念的差別導致了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與刑法中非刑罰處理方法價值目標的差異，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價值目標比刑法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價值目標更加豐富。如將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適用于刑事和解，將會因其單一的價值目標而難以滿足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多樣化價值目標的要求，導致刑事和解不能有效地實現被害精神恢復和修復社區關系的價值訴求，因而可能不為被害人接受而難以達成刑事和解。即使在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的場合，也會因該刑事和解沒能修復社區關系而消解刑事和解的法律意義和社會效果。
其次，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與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樣態和功能對象不同。我國刑法學者認為，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具備懲罰、教育、改造罪犯的三種功能樣態。非刑罰處理方法的懲罰功能是指通過對犯罪人適用非刑罰處理方法來達到懲治和處罰犯罪人的效果；教育功能是指通過適用非刑罰處理方法教化犯罪人，培育其正確的法律操守，幫助其樹立正常的道德情操和價值觀念；改造功能是指通過對犯罪人適用非刑罰處理方法糾正其產生犯罪的思想根源與行為習慣，避免其再次犯罪。從以上對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樣態的具體分析可知，刑法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對象是犯罪人。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樣態分別為恢復被害人損害、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和修復社區關系，因此，被害人、加害人及犯罪侵害的社區分別是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對象。刑法中和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的功能樣態和功能對象的不同，決定了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不能被適用于刑事和解之中。如將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適用于刑事和解，一方面，會因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只對犯罪人產生功能效應而使得其對加害人和社區的功能無法發揮；另一方面，會因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與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功能樣態的差異而使得刑事和解對非刑罰處理方法應具備恢復被害人損害、修復社區關系的功能需求難以滿足而影響刑事和解的實現。
再次，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與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維護的利益不同。自人類邁入國家文明以來，犯罪就不再被視為個人之間的沖突，而被看做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對抗，犯罪被認為是侵犯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于是，被害人追究犯罪人責任的個人權利升華為國家追訴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國家權力，國家追訴犯罪的刑事責任也就成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需要。與之相適應，國家應對犯罪的具體措施也應當符合社會整體利益之需。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作為刑法應對犯罪的具體措施，體現了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思想。無論是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等對犯罪人進行思想教育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還是賠償損失、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等懲罰性非刑罰處理方法，其設計無不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指導思想，即矯正、改造犯罪人，促使其回歸社會，從而保護社會的安全。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思想的驅使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利益沒有得到重視，甚至還受到損害。如代表國家的公訴方為了獲取證據，可能反復向被害人詢問案件的詳細情況，在詢問中被害人被迫對犯罪進行場景再現，被害人因此可能陷入對犯罪的痛苦回憶，也可能其個人隱私一再被暴露于外。如此，被害人的精神傷害不但沒有得到恢復，反而可能造成二次傷害。刑事和解不同于傳統司法模式，它將維護被害人的利益置于至高地位，被害人完全是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決定是否與加害人達成刑事和解。因此，如將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適用于刑事和解，可能會因該方法對社會整體利益照顧有余而對被害人利益維護不足，而為被害人所摒棄，難以達成刑事和解。
綜上所述，刑法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難以適用于刑事和解，應當構建與刑事和解制度相適應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
五、刑事和解制度中構建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的路徑選擇
近年來，有司法機關對在刑事和解中適用非刑罰處理方法進行了改革嘗試，并獲得了一些經驗。但是，在試水過程中，也衍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刑事和解是以刑事賠償為主要內容，以被害人的物質滿足為基本導向……因而，中國式的刑事和解已與其經典模式發生了功能意義的背離?！笨梢?，在我國刑事和解實踐中，存在非刑罰處理方法適用方式單一和功能背離兩個問題。要消解這兩個問題，關鍵在于要以刑事和解的基本功能為導向，確立形式多樣、適用性強、司法選擇余地大的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由于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罰處理方法有恢復被害損害、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和修復社區關系三種功能，那么就應以這三種功能為導向，在刑事和解中構建如下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
1 當面悔過。當面悔過就是指加害人以言詞方式就自己的犯罪行為當面向被害人作出反悔的否定性意思表示。根據刑事和解的敘說理論，加害人以直接面對面的方式向受害人表達自己的后悔意思，對于刑事和解的成功達成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加害人以當面表達自己悔意的方式，一方面能夠讓受害人直接感受到加害人對自己犯罪行為后悔、內疚的態度，從而有利于平息受害人的報復情緒，撫慰其受傷的心靈；另一方面，也能讓受害人直接體察到加害人對自己實施的犯罪行為予以否定的誠懇態度和希望與受害人達成和解的迫切愿望，從而有助于受害人諒解加害人而促進和解的達成。
2 當面賠禮道歉。當面悔過雖然對撫慰受害人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僅有加害人對客觀犯罪行為的否定還不夠，精神恢復還要求加害人進行主觀惡性的自我否定與自我譴責。加害人只有當面向受害人表達自我譴責意思，承認自己的主觀罪錯，才有可能進一步地獲取受害人的諒解而恢復正常的情感和精神。加害人以當面向受害人賠禮道歉的方式，使受害人能直接感受到加害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譴責，內心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有利于受害人的精神恢復。因此，當面賠禮道歉在刑事和解中是必需的，是受害人精神恢復的需要。
3 當面譴責。當面譴責是指受害人當面對加害人的犯罪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和對加害人進行責備。在敘說理論看來，刑事和解中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的對話、交流過程就是對受害人的心理治療過程。對受害人心理治療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平復被害情感，一方面取決于加害人實施的當面悔過、當面賠禮道歉等撫慰行為的效果，另一面還要看受害人因犯罪行為而積郁的痛苦感受、憤怒情緒和報復情感能否在這種交流與對話中得到主動宣泄。在刑事和解中，受害人以當面方式對加害人進行譴責時，加害人實際上成為了受害人被害情感的交流對象和發泄目標。以被害情感制造者作為交流對象和發泄目標，受害人能夠較為充分、徹底地宣泄自己的憤怒情緒和報復情感，將自己的痛苦感受釋放于外，從而減輕了心理壓力，得到心理與精神的恢復。同時，對于加害人而言，當面譴責也有利于其回歸社會。在受害人對加害人的交流、譴責過程中，通過受害人對其遭受的犯罪侵害的描述，加害人能更生動地了解到其犯罪行為的具體危害和受害人所遭受的痛苦，從而更有可能在思想深處棄惡從善，在思想觀念和價值上回歸社會。因此，當面譴責對受害人的精神恢復和實現加害人社會回歸均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和解中不可或缺的非刑罰處理方法。
4 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是指加害人對其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所給予的經濟賠償。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要恢復與受害人的關系，取得受害人的諒解，就必須針對受害人的損失賠償期待實施相應的彌補。受害人要求對自己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予以經濟賠償是其合理期待，這是實現被害恢復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害人取得受害人諒解、接受刑事和解的前提。因此，加害人應當針對受害人的損失情形，對受害人的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予以相應的物質彌補或經濟賠償。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受害人的諒解，從而促進雙方和解的達成?？梢?，損害賠償應當成為刑事和解中非刑罰處理方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