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6 04: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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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87%的河流都遭到了污染，而沙塵暴、霧霾等極端惡劣天氣也是有增無減，不斷侵害著人們的健康。產業結構設置不合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之后，考慮到種種因素，我國首先開放了東部地區，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優勢以及沿海運輸優勢。但是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有兩個問題較為突出的表現出來，一個是過于依靠投資，造成有的產業產能過剩，而有的產業發展嚴重不足，最集中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過多，高新技術企業過少。
甚至東部一個發達城市的國民生產總值能達到西部地區三個省的總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數字，在2004年東部地區11個省市資本形成總額為46212.84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76512.12億元的60.4%；西部地區10個省市區資本形成總額為11220.09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的14.7%，還不到東部地區的1/4。
我國的經濟也受到了一定的沖擊，為了應對這種局面，國家提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并開始執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的貨幣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場，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越發嚴重，居民的CPI不斷上揚。此外，受國際社會壓力，人民幣不斷升值，造成出口市場越發困難。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資源分配不平衡我國目前目前主要實施的兩級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較為混亂，而再次分配有沒有健全的機制。
行政干預化、壟斷、稅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響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最終的表現結果是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拉大，貧富差距也不斷增大。有數據報道，城鄉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長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387，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將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升級和社會轉型，應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國在資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嚴重。最典型的就是東西部在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合理，最終影響的是企業的發展。
我們應該以發達國家為例，降低資源能耗，增加產業的附加值，調整產業結構，鞏固農業，發展工業，創新服務業，加快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降低通貨膨脹，穩定物價過高的通貨膨脹不但對經濟的發展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也會嚴重降低民眾對經濟發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貨膨脹，穩定物價，一方面需要國家相關職能部門銳意改革，積極調控，對土地，資金等敏感要素妥善處理，解決導致通過膨脹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關部門要加強職能監管，控制資金向市場的流入以及國外熱錢的流入力度，做好嚴格的房貸管理，協助政府做好房地產調控，穩定房價，穩定匯率。關注效率與公平扭轉收入分配擴大的趨勢，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加大對壟斷行業的監控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人才培養計劃，完善市場體系，促進農村發展。合理分配資源，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作者：李林汐 單位：中華會計函授學校漯河市分校
我國分配格局日漸失衡，宏觀分配中的普通居民和微觀分配中的勞動要素報酬占比持續下降，目前已明顯低于合理水平。政府、企業和資本要素報酬占比偏重，本能地不斷擴大投資，使投資率持續高位攀升;居民和勞動要素報酬占比過低，相對削弱了消費基礎;高投資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靠不惜代價擴大出口來消化，由此造成內外需和內需中投資、消費失衡不斷加劇的不良循環。盡管我國居民收入也在持續較快增長，但近十多年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尤其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來一定負面影響，制約了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創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到2010年才達到1.75%，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原本提出在1999年就應達到4%，推遲到2012年才實現，可即使如此，也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低1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1.6個百分點。此外，對創新成果、創新要素的保護和開發利用機制尚不健全，人才、技術、知識產權等創新要素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偏低，產權交易市場、技術交易市場等高級要素交易市場規范化建設滯后且缺乏有機融合，創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服務業改革錯綜復雜。當前，我國服務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從某些方面看，其難度之大甚至超過一、二產業改革。服務業改革不單純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涉及科技、教育、文化、醫療、社會管理等多方面的體制改革，有的還會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尤其是消費性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與民生直接相關，其社會關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約服務業發展和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體制瓶頸，不僅需要有更大的決心、魄力和膽識，還必須有更科學、周密的頂層設計，更強而有效地駕馭全局和統籌協調的能力，更妥善地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促進服務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不完善。當前，我國促進服務業和服務經濟發展的部分政策設計不夠合理。如，以生產性增值稅為主的稅收格局，導致地方政府為增加稅源而更注重發展制造業;服務業企業多征收營業稅，由于不能抵扣其進項所包含的增值稅，實際稅負可能高于制造業。［8］此外，現行政績考核辦法也不利于服務經濟的發展，GDP總量和增速實際上仍是評價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標。
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我國必須加快服務經濟發展步伐，構建我國全面、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競爭力新優勢。是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廣大人民群眾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必然要求大力發展公共服務業和各類新興的消費性服務業，同時從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切入，推進產業經濟服務化，從而為社會、為市場提供更高質量、更加安全、更能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物質文化產品。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1．國際經驗表明，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具有加快轉型的趨勢。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階段。但國際經驗表明，由于時代條件的變化，普遍存在著后發工業化國家轉型期縮短趨勢。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正日益向縱深發展，新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更是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根本改變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這使得新興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壓縮式跨越發展的歷史機遇。［9］日韓等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速度明顯快于歐美國家，亞洲“四小龍”也表現出同樣的加速趨勢。我國作為最具活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顯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2．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物質技術基礎。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同于西方傳統工業化路徑。目前，我國已建立起獨立、完整并有一部分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制造業規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許多是重化工產品，有的已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峰值。這意味著我國工業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復發達國家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傳統模式，至少無須再著重擴大重化工業的數量規模和比重，從而也有條件及早確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務化為主導，把繼續完成工業化與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結合起來。
我國服務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分析
(一)未來10～20年是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1．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將促進產業結構和最終需求服務化。未來10～20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如按7%測算，經濟總量將達到2015年的55.8萬億元、2020年的78.3萬億元，人均GDP將達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10000美元，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具備了支撐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的收入水平。根據國民收入水平與服務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分析，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動徘徊局面，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臨界點，初步確立服務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再下一個十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仍可能達到5%左右，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服務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支撐作用將穩固確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將為服務經濟發育成長創造廣闊平臺和強大動力?！笆濉睍r期，我國將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按照保守估計，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來十年內將有1億多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破除雙重二元結構體制已經成為改革攻堅的重點任務，農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內逐步實現。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對生產性、消費性服務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將大量增加，必然會有力推動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帶動全國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3．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價值創造服務化。2020年我國將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建成創新型國家。屆時，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勞動年齡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分別達到13.5年和11.2年;我國綜合入學率達到83%，超過目前中上收入國家約76%的平均水平，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總量將比美國高出80%;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5位。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推動現代服務業大發展和要素投入服務化，尤其是促進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與技術密集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從而大大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步伐。4．體制改革攻堅取得突破和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將為加快服務業發展和向服務經濟轉型創造更有利的環境?！笆濉笔巧罨母镩_放的攻堅時期，我國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包括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著力突破深層次的體制性障礙，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務業開放力度。到2020年，我國將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可以期望，體制和政策環境的不斷完善，將為服務業大發展和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證。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判斷，今后10～20年應是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服務化、價值創造服務化、中間投入服務化和最終需求服務化將取得長足進展，2020年之后我國總體上將步入服務經濟社會。(二)服務經濟發展趨勢預測1．關于產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進行預測表明，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化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二五”時期。在最終需求結構調整帶動下，加以要素驅動結構逐步變化的推動，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步伐加快，將帶來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同時，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和勞動報酬“兩個比重”，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加強民生建設，推進基礎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舉措，將促使商貿服務業、文化產業、家庭服務業、旅游業、體育產業等消費性服務業和各類公共服務業快速發展。在此階段，預計服務業年增長率將達到8.9%，超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動徘徊，將呈現持續上升態勢，有條件的大城市將會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第二階段是2015～2020年。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服務業增長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將高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將繼續上升并突破50%的臨界點，服務經濟形態初步確立。由于服務企業顯著增多，加之事業單位完成分類改革，經營性事業單位轉成企業，服務市場競爭加劇，將導致服務業內部調整和加快結構升級，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和新興消費性服務業將日益成為服務業和服務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傳統服務業占比下降但通過改造提升逐步實現現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顯著提高。第三階段是2020～2030年。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服務經濟形態穩固確立并逐步趨于成熟，服務業仍可保持高于第二產業和GDP的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繼續穩步提高(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服務業占比一般要達到70%以上才趨于穩定)，制造業服務化將成為普遍趨勢。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服務業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相應成為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國家。2．關于就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選取與我國同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作為參照國，依據這些國家在服務業達到與我國未來時期相似比重時的就業情況，推測我國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見表3)。首先，我國服務業吸納就業人數始終呈現增長趨勢，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隨著服務業占比上升及其吸納就業潛力的逐漸開發，在“十三五”末期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即其吸納的就業人數將超過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響，“十二五”時期仍是我國就業壓力較大的時期，“十三五”時期盡管人口高峰已過，吸納就業的壓力仍主要由服務業承受。第四，我國就業壓力將在2030年后得到緩解，隨著就業總需求下降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雖然服務業仍是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在就業總量中的占比還會繼續上升，但其吸納新增就業人數和就業增長率都將下降。3．關于中間投入服務化的預測分析。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階段，生產性服務業增速明顯超出服務業平均水平。目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然會有力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使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持續擴大，并由此加快中間投入服務化進程。制造業與服務業將以三種方式融合互動發展:一是制造企業自有服務功能的完善提升，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的實時服務。二是通過將服務外包，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并使企業自身能夠專注于提高核心競爭力。三是制造服務化或轉型成為服務型企業，如龍頭企業只掌握品牌培植、研發設計、技術標準和營銷授權，將其他生產經營環節都擴散外包出去。4．關于價值創造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使我國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的不利地位，將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進程中逐步改變。向服務經濟轉型與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緊密結合，人力資本提升的正向動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壓力、物質資源的高投入與高消耗難以為繼、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等等各種條件，將迫使和推動我國產業與企業向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攀升，加快價值創造的服務化。5．關于最終需求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在擴大內需戰略實施、調整國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費份額、城鎮化向縱深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居民的消費服務化趨勢將明顯加強。基于對歷年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消費支出之間相關度的計量分析，以及城鄉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的歷史數據分析，并結合相關機構對我國經濟增長率和城鎮化率的預測，表4給出了未來我國消費服務化趨勢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分別上升到55%和41%，全社會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上升到49%。如果按照總人口14.5億、城鎮化率60%計算，2020年我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總額將達到15萬億左右。
結論
我國服務經濟尚處于培育階段，對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城鄉二元分隔體制障礙、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創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務業改革難度加大和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因素制約著服務經濟的發展。我國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構建國家競爭力新優勢、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后發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著轉型期縮短趨勢，而且我國已基本具備了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物質技術基礎，因此，今后10～20年將是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
作者：楊玉英 邱靈 洪群聯 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作者：鄭宇澤 單位：寧德行政學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觀對象的對象性活動過程中能動地認識世界，預判客觀事物的發展邏輯，合法地作出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便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科學表達，是遵循我國經濟發展規律作出的選擇。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本身就具有客觀規律，它“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而認識這種經濟形態發展所遵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規律只能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認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歷史發展的主體性原則和客觀性原則統一的觀點，二者的有機統一也是判斷事物發展合法性的依據。主體性原則是主體的內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則，突出人的實踐性。經濟活動作為主體的自覺行為，在于主體能根據內在性法則選擇自我塑造的行為活動價值，滿足主體的發展需求;客觀性原則是事物的流線發展，表達外部世界掩抑下物發展的本質力量。主體性原則與客觀性原則的統一就是尋求主體的目的選擇與物本質力量的規律表達的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動的反映論觀點，客觀性原則要求主體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客觀世界，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由理性認識去指導實踐，并從實踐中檢驗認識的真偽，豐富和發展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符合這一經驗識辨的過程，它就是一個在實踐中反復認識、檢驗的過程，既定原則不是最終選擇，不成熟的理論在實踐中被揚棄，實踐指導范式的絕對理念緣起物本質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源于事物發展客觀規律性，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體對經濟路徑的科學選擇不能違背這種客觀規律，這是人類主體發展合規律性的要求。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又必須是中國人民從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選擇，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過程中，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能動反映論去認識社會主義經濟活動，這種認識的選擇必須是類主體合目的性發展要求的一種萃取。由于受實踐主體的實踐技術和環境的束縛，類主體合目的性選擇就是在描述性價值中尋找規劃性的價值。規劃性的價值是描述性的價值域中一個可選值，它論述了類主體本質力量恰當性，主體能否選擇價值多元性的層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體的本質力量是否足夠有這種內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中國人自身本質力量發展程度與價值值域變量取值的一種函數關系體現。就此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合規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觀、協調的統一，中國人選擇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觀點。任何科學的選擇都必須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指涉整個客觀世界，任何知識都是無限經驗的一個片斷的靜態的有限認識，這種認識是具體的、有限的、現實的，是“實踐主體內在性交互傳遞”的類本質力量階段性最高的認知體現［2］，這種認識力量所認知存在的原則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觀規律為前提，便是絕對真理階段性詮釋，這也是主體認識的本質力量客觀的、絕對的、歷史的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這種主體實踐意識的科學表述，它既反映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又包含著符合中國經濟現實需求的特殊性。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先哲只是為我們提供發現問題、觀察問題、研究問題、處理問題的指導原則，絕不可能提供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經濟路徑選擇在于要區分好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具體結論之間的差別，具體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對經驗存在的既定判斷，是先定條件的一種偏好結論。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錯誤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具體結論，就是忽略物質運動的根本屬性，主體反思判斷的認識能力缺位。反思判斷關鍵就是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合法性判定標準，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核心要義中把握好特殊性與普遍性原則，進行事物客觀發展的本質性的規律思維運算。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合法性的確證，在于有力利用主體反思判斷的思維程式，毋庸置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是理論與實踐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歷史邏輯的支撐:思維經濟“特殊對象”
至上性思維是指人類通過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歷史的“特殊對象”，從變化中尋找不變的邏輯結構的內核，理解個別事物間發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著事物符合客觀規律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知識。中國每作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特色的選擇可以說就是一次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歷史和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特殊史實的完整回溯，每一個選擇都是一次總結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的歷史邏輯的思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選擇既吸取了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又是在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下，大膽開拓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代的體現，符合歷史的發展邏輯，具有合理、合法性。這一合法性表現在它是思考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等特殊經驗的結果，不是憑空想象，有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考據的對象。鄧小平曾經說過:“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的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就是長期總結國內外經濟建設經驗的結論，這是一段思維“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過程。“特殊對象”是指歷史界域內具體的歷史片段，它蘊涵著歷史普遍性，存在著事物發展的一般性，可以說，“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具有事物發展“普遍邏輯”的性格，而人腦的內在理性程式有把握這一性格的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就是“特殊對象”的思維理性程式的運算結果?！罢蠓珠_、企業自主”的經濟政策的選擇得益于思考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所面臨“權力過于集中”這一“特殊對象”，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就批評過“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他認為把什么東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給工廠權力、機動的余地和利益，不妥當。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云同志為大力發展生產力而科學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指出在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和市場結構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產品自由生產、一部分個體經營和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可以彌補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不足的特殊歷史經驗，這些“特殊對象”為我國實現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還有，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針對有人提出消滅商品和貨幣，提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的觀點［5］，這一“特殊對象”貯蘊著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后來變成了鄧小平所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性選擇。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也吸收了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無數特殊成功經驗。列寧根據當時俄國國情的實際需要，強調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強大資源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事實考據的對象。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也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失敗教訓掉以輕心，這些“特殊對象”被規限于非經濟發展“一般邏輯”的實踐合法限度之內。生產力尚未成熟，蘇聯就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把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排除體制之外，政府對企業下達的是僵化產品數量計劃指標，生產資料由主管部門按計劃分配，產品由國家物資和商業部門收購，創造的利潤盡數上交國庫，生產費用由財政撥發等，這些政策嚴重影響企業和工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原有的活力喪失，這樣的經濟路徑不具備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合法性，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極力避免遵循這類“特殊對象”蘊涵下反一般性法度。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也凝結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類科學發展策略的思想光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市場引導商品，以價格調整生產，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偉大的舉措便是得惠于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特殊實踐。美國保守主義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論證:“自由市場仍然是最好的路徑，斯密原初教義是正確的，政府的干預無論在何處都會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這些“特殊對象”邏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在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合法限度內，建立了適度的自由市場，激活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從有限的現實經驗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經濟選擇，這種思維體現了人類自由思維的必然性，是生產關系實踐的歷史必然狀態。從認識論上說，自由和必然是相聯系的，自由是對必然狀態的追求，恩格斯也說:“自由是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不是憑空想象，是對“特殊對象”的自由思維，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邏輯”的科學思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生產關系發展規律，它們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背景下規范性經濟秩序，是歷史與實踐的必然選擇，具有歷史發展邏輯的合法性。
現實實踐合法性:自治行為體內在與外在自由頡頏
經濟行為規范的合法性，體現于個人的自治行為體身份的行動自由，這種自由是行動自治的表述。行動自治表現為一種最為理性的積極自由，既是對內在本質追求的個人回應，又是滿足行為主體的外在自由，表達內在自由與外在自由頡頏的狀態。頡頏追求的是一種平衡力，即內在自由擯棄自由意志選擇任性，從自我的精神構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響和塑造能力，本質上就是滿足環境訴求與主體實踐能力的平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亦是如此。從邏輯主項復量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可表述為自治行為體選擇的全稱肯定命題。國家作為個人共享行動主體，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行為要表述政治共同體的行動自治，就必須建立在所有主體對政治對象的有公共公民權意趣，這種意識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根據中國的國情，從中國的經濟實際承載力有限選擇滿足環境訴求的政策，這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第一準則。例如，面對破除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面臨的資金缺少、科學技術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發展瓶頸的環境訴求，黨中央科學選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外開放政策，進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同樣，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環境訴求許可下進行的，即國家提出“鼓勵和發展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經濟”的新思路是在我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鞏固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樣背景下進行的。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體現了個人自治行為體賦予共享權力主體的行動自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環境訴求和經濟實踐能力的平衡體現，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證明。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根據“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的原理［7］，行為主體的代表———中國政府要根據生產力實際的能力級，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的前提下，逐步解決我國經濟體制結構調整的環境訴求，來促進我國經濟的科學、快速和健康發展。從邏輯主項單量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個人自治行為體選擇的單稱肯定命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取得的輝煌成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滿足了個人自治行為體的行動自治，形成了主體實踐的自覺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本質上是社會給予和主體選擇之間一種契合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主體通過社會實踐對事物價值現實訴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對社會客觀發展需要共同選擇的斷定。共同選擇具有塑造主體實踐自覺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為可能，因為類主體的需要和對類主體需要的滿足是主體自覺追求的歷史活動。馬克思、恩格斯說過:“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保?］中國人民擁有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自覺力量在于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價值斷定下一個明確的答案。確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實踐個體自身價值與“在的”自身和諧統一，是對內在自由與外在自由契合結果的心理傾向，因此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傾向表現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信心的無比堅定，一份統計數據結果可以推理出這個必然性事實。2008年11月，國家統計局以調查“社會各階層思想動態”為目標，展開了關于社會各階層對黨和國家發展方向、發展形勢、發展政策評價的調查活動。調查以問卷和實證考察方式為主，數據科學統計:對發展方向、發展前景中選擇“很有信心”和“較有信心”的項比例分別為56．3%和35．2%?！靶判牟蛔恪迸c“沒有信心”僅占3．8%與1．3%。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國國情的兩項比例和高達95．1%。對“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從“數”的完全規定性來看，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順應民心、符合時代的發展形勢，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人民的廣泛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是實踐主體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成功的事實也告訴我們，只有這樣廣泛地得到中國人民擁護和支持，符合時代的發展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才是具有現實實踐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事業向前發展。綜上所述，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中國共產黨人用“至上性思維”思考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并利用科學的認識論工具認知的結果，同時，它們具備著現實實踐條件，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合法性選擇。所以說，確立以科學的經濟路徑選擇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黨的科學行為，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深度認識的結晶，蓋此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價值旨在為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行動準則。
作者：印紅旗 單位：安徽工商職業學院公共課教學部
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主要包括經濟運動理論與勞動分工地域理論、區位論及人地關系基礎經濟地理學理論、規劃區域理論、可持續發展與經濟地理區域理論等。陳才將經濟地理學分支總結為經濟地域條件、要素成分理論、能效理論、體系與形式理論、開發及組織理論等。經濟地理學雖然同區域經濟學存在差異，但是兩者同時包含，互相滲透。經濟地理學還涵蓋貿易分工、增長極、發展梯度、產業體系、專業化與集群產業等分支理論。當前，針對經濟地理學的實踐研究，可從具體方式、方法論與研究模式等層面進行細化討論。經濟地理學相關方法論，包括傳統哲學理論、經驗主義理論、人本思想與結構體系理論等。其主體研究模式應作用于整體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導實踐操作與程序。具體涵蓋實地調查、實踐研究、文獻統計、對比、探討等，同時還包括釋疑探索、描述剖析、縱貫分析、個案證實、抽樣分析與普查實踐等設計模式研究。
當前，我國針對經濟地理學的實踐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線性研究、仿真模擬、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現代化計算機研究等。經濟地理學在我國的應用主要涉及規劃開發、區域條件、經濟結構、發展調控等領域。另外，隨著研究范疇的持續擴充，經濟地理學還逐步滲透至區域差異、資源分布、地域環境、生態條件、金融狀況、創新發展、產業聚集與轉移、統籌管理、政策調控等實踐領域。［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快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發展創設了廣泛的實踐領域。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進一步樹立了可持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明確了我國開發西部、振興東北區域老工業基地、繼續推進中部崛起的發展目標與戰略，這對于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學者們研究地緣關系、世界經濟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學與學科建設，明確了其理論性質與具體實踐任務，這標志著我國經濟地理學逐步走向成熟發展階段。
經濟地理學在我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實踐探索，逐步創立了相對完善、統一的學科體系，為我國區域調控與經濟建設貢獻了力量。早在上世紀90年代，陳才便預言了經濟地理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強調經濟地理學體系在實踐研究的基礎上，應注重過程控制，開展多層次探究、多視角研發，其理論體系應體現開放系統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時，研究方式應由單一模式逐步向豐富、集成、規范性發展，各類研究實踐應體現良好的協調性，使研究理論、思維模式、實踐方式起到對整體學科的科學推進作用?；谠撃繕?，經濟地理學應在地球科學體系框架內繼續向地理信息體系與現代經濟學領域拓展延伸。其學科體系應與經濟學、地理學實現持續的交互融合發展，引入動態模型體系，實現模型的周邊化、系統化、產業化。同時，應創建新型貿易理論、產業原理、增長發展理論、網絡體系理論、綜合體系理論、增長發展模型、動力發展理論、產出投入經營理論，形成多學科的相互滲透，促進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隨著溫室效應與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加劇，人類社會生態環境的保護，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同時，環境危機也對各個國家的經濟地理發展、資源建設開發、產業規劃、空間布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該背景之下，社會經濟區位體系會受到時展、社會經濟增長、環境生態安全保護的集成作用影響。在上述三維目標的綜合作用下，現代經濟地理學將創設以此為目標的空間理論，并繼續朝著該方向推進。環保理念的逐步形成，進一步推進了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擴充了經濟地理學的內涵。
隨著循環地毯經濟、環保城市、低碳金融產業的研究在我國的逐步開展，現代社會開始向低碳模式轉型。為滿足當前經濟模式的發展要求，經濟地理學勢必會探尋適宜的學科體系、方法模式。伴隨經濟格局的優化調整、區域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們應重視其中存在的問題，例如宏觀與微觀調控、綜合理論拓展延伸、全球性發展，等等，該類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探析，拓展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前景?？傊?，面對多變的實踐環境，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面臨著廣闊的機遇與嚴峻的考驗。只有樹立戰略化目標，探究發展現狀，明確學科發展趨勢，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才能實現該學科的優質發展。
一、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發展
中國公司境外上市的嘗試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駐港中資企業已經開始嘗試 “借殼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銀集團與華潤集團合組新瓊企業有限公司，以 1. 8 億港幣收購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權; 幾乎在同時，華潤集團與其他中資機構收購天安中國，是駐港中資企業 “借殼上市”的最早行動。20 世紀 90 年代，香港中資企業幾度掀起借殼上市及參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內地注冊境外上市股票還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的青島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證券市場首次公開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為眾多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夢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動、中國電信這類年營業收入成百上千億元的巨頭，下至年營業收入不過千萬元級別的中小企業，香港、紐約、納斯達克、倫敦、新加坡、多倫多、漢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這場熱潮，中國公司境外上市已經蔚為大觀，在香港、美國兩大證券市場表現得最為突出。
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劃分為兩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這 個“國內境外”市場上市，一部分是在國外上市; 前者納入中國證券市場統計，后者不納入。根據中國證監會統計，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籌資總額分別為 3596. 16 億元、4609. 54 億元和10275. 20 億元 ( 參見表 1 ) ，2011年 1—4 月為 3084. 2 億元。此外，10 余年來，內地民營企業紛紛通過在百慕大等地注冊離岸公司的方法曲線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內地民營企業中，這類海外注冊公司占大多數，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較少。
因此，倘若將離岸公司納入統計，赴港上市中國公司籌資規模還會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籌資最多、公司營業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場。根據紐約證券交易所 ( 現名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統計，2006 年之前中國企業在美上市數量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國公司有 17家; 從 2006 年起，中國企業在美上市數目激增。不考慮任何形式的買殼交易，2006—2007 年中國企業在美 IPO 分別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機爆發而銳減至 4家，2009 年恢復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參見表 2) ，為迄今中國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單獨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樣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籌資額 36 億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盤價計算，其市值246. 5 億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資金額 18. 67 億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資 額 5. 74 億 美 元 增長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漏損渠道
由于多年來境內資本市場容量有限，難以容納大盤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簡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資本市場對許多企業而言不失為更理想的上市場所。有關部門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進企業改革，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以及借此引進海外投資; 某些企業管理層希望盡快讓自己的薪酬與西方國家同行“接軌”，投資中國企業的海外各類創業投資基金、股本投資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國市場規則下運作，……相關各方的上述動機更給境外上市熱潮推波助瀾。在實踐中，境外上市也確實為中國互聯網等產業的勃興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盡管如此，任何失誤都是一分為二的; 隨著規模的擴張，境外上市對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秩序的沖擊日漸顯現。主要問題包括:———主體業務和收入來源都位于境內的巨型企業要用硬通貨向境外股東支付巨額紅利，可能對我國外匯收支產生巨大壓力。目前中國持續雙順差，2011 年 3 月末國家外匯儲備已達 30446. 74 億美元，此項風險似乎無足輕重; 然而，考慮到在華外商投資企業上萬億美元資本撤回與利潤回流的潛在壓力，一旦中國國際收支逆轉，這項風險就絕不是可以漠然視之的了。
———內地消費者權益與國際投資者利益存在沖突，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可能使有關管理部門陷入兩難境地。數年前內地民間強烈呼吁手機單向收費，卻兩次引起中國通信類股票價格暴跌，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不得不趕赴香港救市，而手機單向收費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宮，實際上是運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資者提供了超國民待遇。隨著境外上市企業，特別是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企業的增多，類似利益沖突將有增無減?！?
對于中國宏觀經濟管理而言，大規模境外上市對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最大挑戰在于它已經成為宏觀調控漏損的一大缺口，在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趨向緊縮而主要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并不同步時，這個漏洞尤為顯著。因為此時海外過剩的流動性將借助境外上市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渠道流入中國內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國政府緊縮性宏觀政策的成效，加劇通貨膨脹壓力，維持中國政府希望壓縮的產業發展。由于通過跨境上市進行的資本流動順周期特征明顯，大規模境外上市明顯加大了中國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難度。從以往大規模 “壓錠”時期海外上市棉紡織企業得以逆勢擴張，到近年房地產調控中境外上市房地產企業大量發行企業債券，再到國內貨幣政策一再緊縮卻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世界各國已經深受美國這個國際貨幣體系核心霸權極度寬松貨幣政策沖擊、第三輪量化寬松又有可能成為現實之際，我們更需要對此給予足夠關注。
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其他國家的最大沖擊之一就是通過投資渠道輸出泛濫成災的流動性。由于眾多發達國家金融機構背負沉重不良資產負擔，其首要任務是盡快提高資產質量，在因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而獲得充?，F金后，他們不會也沒有直接投資于中小企業，而是大量購買所謂高質量資產，使得泛濫成災的流動性流向資產市場和中國、巴西等熱門新興市場，抬高股票、房地產、大宗商品等資產價格，同時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熱門新興市場貨幣施加升值壓力，從而間接有利于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出口商。美國投資者對外國長期證券的凈購買量變動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國投資者對外國長期證券的凈 購 買 量 已 達 1000 億 美 元，2003—2007 年對外國股票的凈購買 量 分 別 為 885. 87 億 美 元、849. 70 億美元、1273. 96 億美元、1064. 55 億美元、953. 25 億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前夕) 為 245. 46 億美元，次貸危機爆發后波動較大，2008年全年為凈賣出 202. 46 億美元，2009 年恢復為凈買入 593. 23 億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聯儲宣布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當年美國投資者對外國長期證券的凈買入增長至 707. 92 億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凈買入即高達 457. 49 億美元 ( 參見表 3) 。
隨著美聯儲放松貨幣政策和市場對此預期增強，隨著美歐等西方投資者對外國長期證券的凈買入增長，全球證券市場融資規模明顯被直接間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資環比增長 39%，達到 378 宗、646 億美元。作為在次貸危機中表現最好的經濟大國，中國市場與中國概念證券資產得到了國際投資者的格外青睞，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態勢非常明顯: 美聯儲宣布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兩三個月市場上對此舉的預期已經普遍上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從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網上市起，3 個月內有 23 家中國企業在美 IPO，其充當美國泛濫成災流動性涌入中國渠道的性質已經非常明顯。2011 年上半年，盡管發生了海外上市中國企業造假風潮并遭遇大面積做空，仍有 10 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進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對中國基礎貨幣投放和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貢獻。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籌資總額 10275. 20 億元，中國企業在美 IPO 籌資額36 億美元; 這樣，按2010 年末匯率 1 美元兌 6. 6227 元人民幣計算，2010年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美國兩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場 籌 資 總 額 為2604. 04 億元。2010 年末，中國人民銀行總資產 259274. 89 億元，其中外匯為 206766. 71 億元，與上年末相比，總資產增量為 31744. 39億 元， 其 中 外 匯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億元，占總資產增量的99. 6% 。假設境外上市企業將所籌資金全部調回境內且全部兌換為人民幣而成為央行外匯資產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結果，2010年境外上市籌資占央行外匯資產增量的 8. 24%，占央行總資產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計算，我們可以得出一條推論: 境外上市已經成為境外過多流動性輸入中國并加大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壓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受阻，將有利于中國削弱通過流動性機制輸入的通貨膨脹壓力。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盡管國內普遍將近幾個月境外上市中資企業股遭到的沖擊視為不利影響，但從這個視角來看，正值第三輪量化寬松黑云壓城之際，境外上市中國概念股爆發造假丑聞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海外投資者對中國概念股望而卻步將有利于削弱中國的資本 內 流壓力。
三、信息不對稱下的公司治理與價格扭曲、欺詐問題
在微觀層次，信息不對稱堪稱企業境外上市的最大風險所在。中國政府推進企業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但事實已經多次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我們對境外投資者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過高奢望。外部投資者與企業內部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證券市場天然存在的問題，而其他條件相同，境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境內上市企業，國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國內境外上市企業。正因為如此，實踐證明，通過境外上市強化企業監督激勵機制的目的經常落空。在中國證券市場最大丑聞之一 “中科事件”中，莊家呂梁操縱的康達爾 ( 后改名 “中科創業”) 股票入選道—瓊斯中國指數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來多年是香港投資者寵兒的科龍公司，2000 年陡然出現巨額虧損，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緣、文化聯系，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境外上市的首選地點;但香港證券市場的過度投機之風相當熾烈，一些投資銀行也在其中推波助瀾，Tom. com 上市時的超額認購、百富勤當初對紅籌股公司的過度包裝，無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上市公司大股東肆意剝削小股東作了透徹的分析，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周期過長、違規行為處罰過分輕微等弊端更為突出，以至于國際知名基金管理人、譚普頓新興市場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經理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斷言，總有一天，中國內地而不是香港將成為亞洲公司治理的樣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對稱還阻礙了資本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業的股價。
由于這種信息不對稱對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構成了一種潛在風險，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相當多的境外上市中國公司不得不付出風險貼水，即股價折扣的代價，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業克服此類信息不對稱和股價折扣問題要付出的成本相對于其融資收益的比例更高，難度更大。正因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來，泰富電氣 ( HRBN. NASDAQ) 、康鵬化學( CPC. NASDAQ ) 、 大 連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已經相繼宣布將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來這類企業還會越來越多，而他們之所以作出如此決策，關鍵原因便是公司估值過低，企業收益與為之付出的服務費等成本不相稱。盡管就單個個案來看，當事企業動機未必沒有可非議之處，但此舉總體上還是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擺脫境外上市狂熱，回歸理性。公司估值過低又造成了 A 股與 H 股股價相差懸殊、同股不能同價的問題，不僅在境內、境外投資者之間引起了復雜的利益分配問題，而且必然導致同股不能同權，這又與公司治理的基本準則相悖，也為 A、B、H 股的最終合并設置了重重障礙。
當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證券市場上贏得了投資者的廣泛認同，對盈利和增長的預期能夠壓倒對風險的厭惡，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對稱此時反而增強境外市場投資者對盈利和增長的預期，進而抬高股價。
作為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作為全世界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大國，外部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預期近20 年來總體上趨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國公司獲得這種額外 “中國溢價”的幾率大大提高。近年來新能源、網絡和中國消費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獲得這種額外的 “中國溢價”，從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趨之若鶩。特別是那些定價機制高度依賴 “市夢率”而非 “市盈率”的網絡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這種信息不對稱對他們似乎特別有利，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在國外 IPO 時獲得非常高的發行價格，如果在國內上市，有切身體會的中國投資者絕對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價購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過上市審批。
與此同時，在中國近年大力推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擴大內需的背景下， “中國消費”成為境外市場上投資者熱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國證券市場 IPO 的中國公司中，消費品及消費服務行業是第二大行業，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這個行業 ( 其中紐約交易所和納斯達克分別為7 家和2 家) ，占IPO 總數的27%。今年以來，境外證券市場上 “中國消費”概念熱潮有增無減，從普 拉 達 ( Prada) 、新 秀 麗( Samsonite) 、蔻馳 ( Coach) 之類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這樣的港資中高檔珠寶連鎖店，再到凡客誠品這樣走價廉物美路線的內地服裝網購企業，目前境外拿中國消費需求作噱頭籌備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幾乎每家企業計劃的籌資金額都相當可觀: 普拉達在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計劃籌資15 億 ～20億美元; 新秀麗赴港上市招股價如果達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資117 億港元; 凡客誠品計劃在紐約上市籌資10 億美元; 周大福計劃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籌資 30 億 ～ 40億美元; 已在紐約上市的蔻馳打算年內以預托證券形式在香港實現二次上市; ……所有這些公司都把在中國內地市場的銷售增長預期作為最大賣點，但這樣的集中上市熱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資本市場對中國消費實情的信息不對稱，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國消費概念。
中國消費市場絕對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增長速度更是全世界經濟大國之最。2000—2009 年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依次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2.53 萬億元，其中批發和零售業為10.54 萬億元; 2010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5.45 萬億元，同比增長 18.4%，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 14. 8%。我計算整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 截至 1992 年為社會商品零售總額) 中批發和零售業收入總額相對于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國企業獲得的國內、國外市場相對規模大小，發現1972 年尼克松訪華后中國出口開始步入高速增長軌道，中國國內批發和零售市場對出口的相對規模便不斷縮小，2007 年達到 81% 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點，2008 年開始逆轉，2009 年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實現了重大轉折。中國正在努力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爭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特別是依靠消費拉動，這一轉型進程理所當然還會助推國內消費增長。但在狂熱驅動之下，無論如何高增長的行業都有可能趕不上資產市場價格的飆漲，西方市場泛濫成災的流動性又為過度抬高股價創造了基礎。
深入分析上述中國消費概念股，可以將其推銷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達、新秀麗、蔻馳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國市場當作最大賣點，問題是中國消費可持續增長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兩極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費主要源于富裕群體，讓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快于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其結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費增長速度不如整個消費增速。而且，近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的爆發式膨脹中相當一部分屬于灰色收入群體乃至黑色收入群體的炫耀性消費。由于促進社會公正的努力會減少得來全不費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達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們在中國市場的消費增長與中國整體消費增長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額 “中國溢價”飛來橫財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所以難以持久，并常常會帶來額外的風險。由于中外法律觀念、社會文化傳統不同，境外上市企業要承擔更大的訴訟風險，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凈收益。從中國人壽這樣的巨型企業，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國企業在這一點上倍感切膚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步入歧途，過高的成本，越來越多無謂的訴訟，……這一切都給企業和居民個人帶來了眾多麻煩，而這些東西一旦建立就會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從而使得問題積重難返。更何況某些中國公司、特別是網絡概念公司花費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裝”而非真實業績，這給那些海外律師事務所、那些做空者創造了怎樣的可乘之機，可想而知。
四、中國企業境外上市政治風險不可忽視
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必須承擔額外的政治風險同樣不可忽視。這種風險一方面表現在境外上市中國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國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時均因與受美國制裁國家有業務往來而遭受政治狙擊，而這類政治風險永遠不會消除。
另一方面，通過離岸公司輾轉控股的境外上市企業股權結構有可能模糊最終控制者，從而圍繞最終管轄權問題造成潛在的投資爭議，從而實際上升到了國家主權層次。
仰融與遼寧省政府圍繞華晨集團股權的爭端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華博財務有限公司不僅在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冊地百慕大起訴華晨中國及其 4 位董事、中國金融教育基金會、新華晨集團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國聯邦法院起訴遼寧省政府侵占其財產。盡管仰融上演的這出鬧劇最終不可避免地失敗，但這個案 例 已 經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發表的 《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報告中，我提出了這一問題; 由于這份報告引起了中國最高領導層關注和金融監管部門一系列行動，英屬維爾京群島財政部長等高官為此于2005 年專程訪華時指名與我談話。
在談話時，我明確向他們強調了這個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國家所爭無非是人民、國土和財富，20 世紀 60 年代初，蘇聯煽動中國新疆 6 萬邊民外逃，他們沒有帶走中國一寸土地和一分錢財富，但隨后中國仍然與蘇聯發生了激烈的武裝沖突。那么，假如一個地方不僅誘拐中國國民，而且造成中國財富流失，那么中國政府會怎么看? 中國會采取什么行動?”此后，中國商務、外匯等部門制訂了一系列規章，旨在明確這類離岸公司的最終所有者，并據此明確中國政府對其最終管轄權。但由于種種原因，某些中國企業界人士規避監管的動機極為強烈，對這類規章也采取了這樣那樣的手法企圖規避，中國方面仍須為確保本國對相關資產的最終管轄權而 保 持警惕。
同時，在境外上市操作過程中，某些常用的潛規則踐踏了中國法律法規的尊嚴，構成了另一種政治風險，10 余年來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國互聯網企業界、由于支付寶爭端而暴露的 “協議控制”問題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慮支付寶問題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就整個協議控制模式而言，這一模式從問世之初就違反了中國法規，對中國主權構成了現實的侵犯和重大潛在隱患。
首先，創建初衷便是規避中國法規的協議控制模式一開始就違反了中國法律，因此在中國法律意義上屬于無效行為，重溫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 下文簡稱“《民法通則》”) 第四、六、五十八條條款，就會明白這一點。
《民 法 通 則》 第 四 條 規 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第六條規定， “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
第五十八條規定， “下列民事行為無效: …… ( 四) 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睆纳鲜鰲l款可以看出，協議控制模式至少違反了 《民法通則》第四條、第六條和第五十八條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便沒有法律約束力。
盡管一些謀求境外上市的互聯網企業，其海外投資機構和中介機構、某些媒體渲染了種種理由，主張讓協議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慮支付寶等相關企業和業務涉及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為了這樣一種投資模式而對法律作出如此顛覆性的更改 ( 須知這是規定所有民事法規基本原則的 《民 法 通則》，而不是某一個部門的部門規章) ，認可在本國經營活動的企業、居民和機構可以不遵守本國法律，任何一個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這種決定。
五、結束語
中國不應也不會直接禁止企業境外上市，中國還會努力推進境內證券市場國際板建設; 但鑒于境外上市對企業和國家的一系列潛在問題，而目前中國國內資本缺口已經大體消除，境內資本充裕，境內資本市場規模已經躍居世界前列，IPO 規模更連續數年蟬聯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資與境內融資相比已經大為遜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規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經不是中國企業融資發展的首選途徑。如上文所述，據中國證監會統計，2010 年境內股市籌資總額 10275. 20 億元，香港 H 股籌資 2365. 62 億元，同年中國企業在美 IPO 籌資額 36 億美元，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美國兩大市場境外上市籌資總額合計2605. 074 億元，僅相當于同年境內股市籌資總額 10275. 20 億元的25% 。有鑒于此，中國企業應當減輕對境外上市的過度迷戀，中國政府應當取消對境外上市的超國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過程中，中國企業需要克服重視 “包裝”勝過夯實業績基礎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對稱抬高股價的強烈誘惑，克服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規避監管、逃避稅收的內在沖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農民收入差距日趨擴大的矛盾也越顯突兀。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但擴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越來越明顯的負面效應。農民收入差距擴大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
1.農民收入差距擴大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1.1收入差距過大導致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制約經濟增長。消費需求的大小取決于收入及其分配狀況是否合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使居民消費傾向下降。高收入階層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而低收入階層，雖有較強的消費欲望，但購買力不足,加上未來各種不確定因素強化了人們的防守心理和憂患意識，儲蓄傾向增強，從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費和潛在消費需求的增長，消費傾向表現出遞減的趨勢。
1.2收入差距擴大影響欠發達地區農村的人力資本發展，進而影響村域經濟的發展。當前欠發達地區農村的勞動力狀況嚴重，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擴大影響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教育投資水平差距呈擴大趨勢，收入差距下的地區和低收入者無力支付人力資本投資,他們面臨生存問題的困擾，政府、個人或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十分有限，很多人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1.3收入差距擴大嚴重阻礙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產業化即通過擴大規模降低成本，或者改進技術提高效率和提高資源使用率，首要的問題就是資金的投入不足。可收入差距擴大導致大部分農村經濟實力薄弱，政府的投入難以滿足需求，農民經濟條件差，在應付了子女入學、生病就醫和人情來往之后，基本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資本。農村富裕地區及高收入階層人員僅僅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承擔生產環節和儲運、加工技術等環節的全面投資。農業投入不足，農村產業化啟動資金嚴重不足，嚴重阻礙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同時，與此相應，農業的科技含量低及農民的文化素質偏低，只能以傳統的方式和經驗應付日常的農田耕作，粗放經營，就會傾向于以損害自然資源的方式來獲取收入，影響自然資源的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由于貧困，低收入者迫于生活和生存的壓力將會過度開發利用森林、耕地、草原、海洋、江河、礦藏等自然資源，造成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和浪費，造成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這些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國農業導致整體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人民的生產、生活甚至生存條件進一步惡化?，F代化農業生產方式，規?；?、產業化經營，農業持續、穩定發展難以實現。
1.4收入差距擴大影響社會穩定。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短短的二、三十多年中，中國人先后經歷了平均主義“大鍋飯”和收入差距擴大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不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實際生活中都會形成強烈的反差，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人們與周圍參照群體比較后容易產生利益受到剝奪的感覺，人們的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由此導致的仇富心理極易引發社會矛盾和沖突，影響社會的穩定。在城市務工的農民收入與在鄉務農的農民收入差距非常明顯，隨著這一差距的不斷擴大，很多農民放棄田間耕種，進城打工，這種現象會引發盲目的勞動力流動，國家的許多政策，如計劃生育、衛生防疫、工商稅收、義務教育等政策，在這一批人中根本就無法落實，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許多農民本來就對城鄉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極為不滿，這會使他們主觀地認為是改革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化，是改革使他們生活在貧困之中，從而，他們在心底里會產生一種對改革的憎惡，長期下去,成為繼續深化改革和政局穩定的一大阻力。
1.5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價值觀畸變。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觀存在以及將繼續擴大的態勢，使相當部分的農民對社會主義本質這一美好的構想產生了懷疑，對黨的思想教育持抵觸甚至鄙視，對國家政策及基層政府持不信任的態度。加上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資本主義不良思潮的沖擊,許多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片面追求個人收入，把提高收入當成奮斗目標，認為“只要有錢有利，管它主義不主義”“,理想是空的，金錢是實的，要拋棄空的，大撈實的”。有不少農民贊同“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觀點，認為只要能給我帶來經濟實惠的就支持，近年來許多農村選舉中的賄選事件正是表現之一。在實現價值的手段上，有一些農民認為“講了良心賺不了錢”“市場經濟就是騙子經濟”，盲目追求金錢效益而不擇手段，我國80年代以來在農村形成了包括宗族勢力、暴發戶和以黑社會團伙為主的一些地方惡勢力等等就是農民價值觀畸變的反映。這些對社會帶來了極為不良的影響，是阻斷中國社會法治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將會使中國無法向現代意義的“公民社會”轉化。
2.縮小農民收入差距的幾點思考
2.1抓教育培訓，解決農民科技素質不高的問題。要加大對農民的科技培訓，努力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達到村村都有科技致富帶頭人，戶戶都有科技明白人。要真正辦好農業科技示范園，發揮先富帶動后富的龍頭作用，增強高收入戶對身邊的農戶的輻射作用，形成一戶帶多戶、多戶帶一村的農民致富新格局。
2.2大力發展非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雖然近三年中央都出臺了利于農民增收的“一號文件”，并對農民進行了現金補貼。但靠吃“財政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生活現狀，必須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農村的體制創新，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大力培育、扶持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和各類經濟合作組織，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3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近年來，國家對農村投資力度有所加大，但相對城市而言，規模較小，由農民承擔了不少不應承擔的負擔。應進一步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減輕農民負擔，降低農民生產成本，這樣，農民自己的投入大大減少，就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收入。
2.4完善農村扶貧政策和措施。政府必須發揮社會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就要大幅增加農村低收入戶的收入，特別是增加扶貧重點縣農民的收入，加大扶貧力度。繼續遵循造血型扶貧的扶貧重點，主要是提高貧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使他們真正走出貧困。其次，逐步建立和推廣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堅持整村推進的基礎上，應更多地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逐步實現由瞄準區域扶貧目標向瞄準群體扶貧目標的轉變。再次，在農村逐步探索向高收入者征稅的有效方式。發揮稅收調節分配功能，在非農產業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對于具有相對穩定收入來源的高收入者進行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試點，并從制度上確保在農村征繳的稅收全部用于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事業。這樣，既能及時有效地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權益，又能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通過該制度，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讓農村居民分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不僅有利于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進農村社會的穩定。
總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則會給我國農村以至于全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農村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問題。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沖擊下，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樣，雖然獲得了相應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著更多的風險和挑戰。當前，國際經濟秩序非常混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金融債務危機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有經濟“崩盤”的危險。而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卻穩步增長，引導世界經濟朝著健康發展的道路上迅跑。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反差呢？一句話，就是因為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過著“寅吃卯糧”的奢侈生活而又大搞所謂的資本投機經濟，因而造成政府債務沉重，而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則注重創造創新的實體經濟，強調馬克思“剩余價值”理念，所以經濟穩步增長。筆者現就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做一些解讀。
一、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
無論我們是否即將迎來“亞洲世紀”，有一件事很明顯：全球經濟的地理中心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轉移。如今，中國正處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發揮著經濟領頭龍的作用，引導世界經濟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務實的經濟政策，蓬勃的后發優勢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黨掌握了經濟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了解了市場經濟運行的巨大風險，體會了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極大沖擊，鍛煉了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擊風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經濟危機的關鍵時刻，能鎮定自若，泰然處之，運用宏觀調控和強有力的務實的經濟政策，使經濟依然快速發展。2011年，我國GDP收入突破10萬億大關，經濟增長率為9.8%，毫無爭議地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對世界經濟GDP貢獻率為4.5%，對中國經濟貢獻率為16.7%。除此之外，中國民間儲流資金（儲備和流動資金含境外流入資金）保守估計也在400萬億以上，全國國控經濟總量47萬多億元，這筆龐大的資金，是推動中國經濟穩步增長和后發優勢的基本保證和巨大動力。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出口份額占全球的9.6%，緊隨其后的依次是德國、美國和日本。以當前的美元購買力計算，中國年平均人均收入為4,400美元，已經成為一個中高等收入的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之最。另美國尚欠中國3萬多億美元，這樣中國總儲備量為6萬多億美元，也成為世界最有錢的國家之一。中國具有繼續強勁增長30年的潛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尚未開發完畢，區域性發展不平衡，開發潛力很大；二是資金、人才技術優勢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發展后勁顯著；三是“走出去、引進來”戰略方針剛剛起步；四是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還待進一步加快；五是中國把握好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到目前為止，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主要還是在東部沿海地區，如長江三角、珠江三角、環渤海灣等地區，中西部還有很多沒有開發的“處女地”，即使開發了，改革開放的縱度、深度仍然不夠，效益不佳，低碳節能的科技含量還不高，處于低、初級的工業化水平，更大的經濟效益尚未量化，還有待更深層次的開發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時期，中央就提出開發大西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帶動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決策，這一條條令人鼓舞的英明決策，到了今天似乎變成了“紙上談兵”。十幾年過去了，我們沒聽到大西北開發的驚天戰鼓；沒有看到東北老工業基地“舊貌換新顏”的累累碩果；沒有觸摸到中部地區崛起時嘭嘭跳動的脈搏。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感覺到中西部人民改革開放的勃勃雄心和前進的堅定步伐。因此，國家應加大開發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戰爭年代那種“十萬大軍進西北”的宏偉氣勢，疏通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開辟大西北幾條大通道，便捷邊疆人民進行廣泛的國際貿易。引導中東部地區資金、人才、技術向大西北流動，迅速帶動大西北經濟的快速發展。黨和政府應給予大西北人民群眾各種優惠政策，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和幫助青海、新疆等區域的實體企業做大做強。這樣，大西北就能像東部沿海一樣，得到快速的經濟發展，為國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經濟增長點。另外，國家要指導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體制改革。例如企業整合，做到強強聯手；調整結構，合理建設重工業基地，上下游協調搭配；人才、技術、資金跨區域聯合，利用江蘇、浙江等地人才和資金的優勢，進行跨行業、跨區域的自由調節，搭配組合，將企業做大、做強、做精。再一個就是中部地區崛起的問題。中部地區的大多數人民群眾思想保守，容易滿足，錯誤地認為有吃、有穿、有房住這些簡單條件能夠滿足就足夠了。因而一旦滿足，便不思進取，認為已是“很幸福了”。實際上，他們還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幸?！?。如果有一天，他們覺得向國家納稅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閑暇之時出門旅游是一種高尚的幸福，這就說明，他們開始有了更高層次的追求，到那個時候，中部地區才算真的實現了崛起。筆者做了一個比較，比如江蘇和安徽兩個相鄰的省，江蘇除了地理位置上優越于安徽，東瀕黃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沒有其他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況且江蘇資源奇缺，人口眾多，面積較小，是靠什么來支撐經濟的迅速發展呢？一句話，靠人。江蘇人吃苦耐勞，敢想敢干，百折不撓的精神，使江蘇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資源豐富（有煤、銅、鐵、等礦產資源），文化底蘊深厚，人民善良純樸，面積是江蘇的1.5倍，可是安徽的經濟增長始終趕不上江蘇，為何？同樣也是一句話，是人。安徽人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樂道地過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條件下沒能趕上和超過江蘇。因此，中部地區（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眾只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于改革創新，奮起直追就一定能夠擔負起振興中華的偉大歷史使命，為國家經濟增長添磚加瓦。
（二）資金、人才和技術優勢還沒有顯示出來，經濟
發展后勁強勢顯著。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多變，國內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表現在通貨膨脹仍在繼續，物價上漲壓力仍在增大，經濟下降趨勢仍然存在這“兩漲一降”，在這關鍵時刻，黨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開經濟工作會議，制訂2012年國內經濟宏觀調控的基本基調、方向和主要任務，并且明確提出“穩中求進”的戰略方針，筆者認為，所謂“穩中求進”，“穩”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態勢，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倒逼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最終讓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實惠，這是“進”。由于國內經濟形勢嚴峻，2012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提出經濟發展調整結構，擴內需，惠民生等重大舉措。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應開拓資金、人才和技術流通渠道。可以說，我們國內并不缺資金，前文已經提到，中國經濟國控總量為47萬億人民幣，民間流動和儲蓄資金達到400萬億左右。黨和政府應想方設法調動和運用這筆龐大的資金為經濟發展鋪平道路。比如實行國替民辦戰略等。總之要大膽地改革創新，靈活運用和調動民間資本。比如，中西部國家級貧困縣、鄉（鎮），經濟長年不得翻身，人民群眾還是極度貧困，針對有的干部怕苦畏難，不思進取，個別領導不作為的現象，要毫不留情地進行整改?？己苏麄€班子，當留則留，當走則走。工資在任期內發70%，停職修養（學習、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遞進增發，這樣大膽地實行幾任，看看是否能使資金、人才和技術得到充分發揮，這也就可以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點嘗試。通過這樣大膽改革創新，讓人才、技術和資金得到最大的開發利用，做到“物盡其能，人盡其才，錢盡其利”的良性循環。
（三）實行“走出去，引進來”戰略
這里的“走出去”，是指帶資金、帶項目、帶目的到海外創辦企業，開辦分公司，也應當在國內納稅。這種“走出去”實際上是國內企業的海外延伸，既能開拓海外市場，提升企業形象，參與國際競爭，又能獲得寶貴經驗,了解國際市場的運行規則。當然，最根本還是為了引進資金，使祖國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為國內的經濟增長再創佳績。據報道，目前國內有一種不好的狀況，一些富豪攜款到國外定居，有的到美國、加拿大、法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還有的到東南亞一些國家。每年有數千億美元甚至于近萬億美元流向海外，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絕不能讓一些心術不正、為富不仁的人，利用黨的改革開放的好政策，發不義之財，又將不義之財帶走外逃，去過奢侈豪華的糜爛生活，這實際上就是“變相洗錢”。筆者在這里大聲呼吁：黨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視！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開“外跑”富豪的行裝，看看所帶走的款項到底是怎么來的，是勤勞致富，還是為富不仁。是勤勞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為富不仁的拆白黨（騙吃、騙玩、騙財、騙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尋源，必要時要“凍結”資金，不予放行。我們不能提倡這樣的“走出去”，這樣的“走出去”會拖垮我國的經濟，因為他們到國外不是為了賺錢獲利，而是為了享受、揮霍。其次關于“引進來”的問題，引進來是指將國外的先進科技人才和領先的管理理念引進來。不是簡單的招商引資，而是有選擇的不破壞國內經濟環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項目資金。就目前形勢看，我國的引進來戰略不盡人意，特別是自愿走進來的項目。比如中國的零售業：沃爾瑪超市每年有大量鈔票揣進外國人的腰包。沃爾瑪超市將中國國內的廉價產品高價賣給中國的老百姓。有時還使用價格欺騙，弄虛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騙中國消費者，這是很不道德的。這種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場。況且，印度的國內零售業是不準外國人染指的，道理很簡單，就是印度人不愿將穩賺不賠的超市這個金飯碗讓別人搶走，影響本國零售業和經濟的發展。我們說請進來，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穩、難、長”的項目，能幫助和支持我國改革開放更深入更徹底的引領國際的先進項目，比如“急”，能否引進幾條石油管道和天然氣管道，以解我國油氣之急。“難”，能否引進開發我國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水開發治理和綠化項目。“長”，能否引進一個大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合同，帶足夠資金來中國開發實體企業，五十年不撤資。到目前為止，這些“急”、“難”、“長”的開發項目都還沒有請來海外商賈。也許有人會覺得很不現實，其實并不是如此，而是我們并沒有請進真正的外國巨商。況且國人沒敢把這些“急”、“難”、“長”的項目列入議事日程。所以說，我們還沒有將“走出去，引進來”落到實處，還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說“好走則走，易請則請”。在“走出去”、“請進來”的問題上，國人應當動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兒出閣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擺開八仙桌，全憑嘴一張”的阿慶嫂的請進來精神，真正請進巨商良賈來中國投資創業發展，帶動我國經濟持久良性循環增長。要有秩序有選擇地安排落實“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有關事項。
（四）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步伐必須加快
俗話說“十農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這樣表述，就是說十個農民所創造的社會財富不如一個工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而十個工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又不如一個商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十個商人所創造的財富又遠遠不如一個科技工作者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所以加快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步伐刻不容緩，要放到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的議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號式的瞎喊一通，要規劃“三化”的時間表，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三化”建設上來，如能做到這一點，我國的經濟又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三個不同的概念。但這三個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間又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地區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實現，那么這個地區就一定能夠結出經濟的豐碩成果。如：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環渤海灣地區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了相當的規模，所以經濟實力很強，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經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實現了現代化。就拿筆者所生活的這個城市（江蘇鹽城）來說，上世紀80年代是個十多萬人口的地區級小城市，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通過“三化”的實踐，現在市區人口超百萬，年均GDP（財政收入）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三十多倍（達500多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8,000美元。如今，鹽城這座英雄而美麗的城市，像一枝盛開在蘇北平原艷麗的花朵，像一顆鑲嵌在祖國黃海之濱的璀璨明珠。所以說，要想使中華民族早日實現偉大復興，使中國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須加快“三化”的速度，實現跨躍式發展，有眼光、有見地、有選擇、有秩序地謀劃發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前面已講述過：“穩”就是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經濟較快平穩發展，保持物價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祥和穩定?！斑M”就是要繼續抓住和利用好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說，在國際經濟形勢如此復雜的情況下，要努力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態勢，所以要“穩”。同時，也要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深化改革，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多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豐碩成果和發展實惠，這就是“進”。
（一）當務之急乃是“穩增長，控物價”
今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第一條就是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的關系。穩增長就是堅持保持進出口貿易的強勁勢頭，擴大內需，努力克服國內外各種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及時果斷解決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保持經濟平穩運行。財政部門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貸幣政策。筆者過去在文章里已反復強調：中國的工業銷售稅（17%）太高了，是發達國家的三倍，這極大損害實體經濟的積極性，影響實體經濟的利潤和發展，導致很大一部分企業很難做大做強。這一點黨和政府應當高度關注。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減稅和出臺各種針對實體企業的優惠政策。加大民生領域的投入，積極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貨幣政策要適時進行預調微調，保持貨幣總量的合理增長。事實告訴我們，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在回落，這是我們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過快，引發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所以要穩住經濟增長。筆者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賦予新的內涵，更加注重結構性減稅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貨幣政策雖然方向不變，但應該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中小企業在建項等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穩定物價的基礎是發展生產，保證供應。要堅持不懈地抓好“三農”工作，加強農產品供給和保障能力。要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不動搖。要把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生產和建立和諧社會有機地結合起來?，F在，通貨膨脹的最高點已經過去，輸入性通脹也下降了，國內宏觀調控也已初見成效，這與農產品價格漲幅的周期性也有關系。我們說，物價壓力主要來自于農產品，而農產品漲幅則來自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土地成本、運輸成本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包括美國、歐盟如果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后，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可能出現的反復，所以威脅力主要在這方面。要消除這些壓力，就必須做到，盡量消化各種成本，打擊人為炒作，給消費者適當的副食品補貼，政府控制價格，嚴控輸入性通脹。
（二）提高收入拉動內需，嚴控樓市泡沫
我們應當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創新這一強大動力，著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牢牢把握改善民生這一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深化改革的根本。經濟形勢越復雜，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是協調發展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和宗旨，是讓百姓共同享受經濟發展的勝利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能動性?；菝裆?，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感受到黨的溫暖，感受到經濟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實惠，看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使他們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有尊嚴。比如，加大民政制度的合理改革，提高烈士軍屬和革命殘疾軍人待遇，提高社會福利事業改革，關注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要讓這些可憐的人過上和正常人一樣的幸福生活，要幫扶和關注弱勢群體，提高這部分人的生活質量。讓全民都享受養老、醫保等實實在在的好處。只有這樣，祖國和我們的身上才能落滿世界人民的目光。我們的人民歌頌黨的恩情，用這樣撼天的情感爆發出的精神動力發展經濟建設，是什么力量都阻擋不了的。其次，我們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價的合理回歸，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設，擴大有效供給，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和房產稅改革試點。所謂的房價合理水平要從以下的三點來理解，一是老百姓買得起房子，這就是合理；二是跟相對的價格水平比，房價漲幅超過CPI（物質上漲因素）不大，和CPI差不多，這也是合理；三是吃皇糧的國家公務員和文教衛（事業單位）人員，每月的工資在當地城市都買不到1㎡的房子，這就是（簡單核算斷言）不合理。比如，一位教師月工資實得5,000元，而當地的房價7,000元/㎡，這個教師什么時候能買得起房子？難怪南京一位房地產大老板吼叫：“我們開發的房子不是賣給工薪階層的”，言下之意只賣給大老板和富豪們的。還有龍巖“招租廣告”的廣告詞：“溫馨小套房，適合包二奶”，這些不負責任的廣告，給社會帶來很壞的影響。長期以來，房地產勢必會成為泡沫，這樣的泡沫一旦形成，房產商掏空了銀行的資金，而房子又賣不出去，勢必走美國“兩房”申請破產所帶來的經濟危機的老路。那樣的話，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成果就可能打水漂了。所以黨和政府堅持房地產調控不放松是非常正確英明的，這樣使得房地產這個“懸空經濟”能安全地“軟著落”。國家應繼續執行房地產限購政策不變，防止房價反彈，坑害群眾利益，嚴控銀行的信貸風險，一旦出現房貸的呆帳、壞帳、死帳，資金不能回籠，則追究銀行的刑事責任，保證銀行資金安全獲利，保障黨和政府的“錢袋子”管好理好利用好，不出差錯。綜上所述，我們要認清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現狀和趨勢，繼續加大經濟改革力度，完善和實施各種政策與舉措，使中國經濟發展的載重航船，在世界經濟的海洋中乘風破浪，順利前進。
1引言
2011年距離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全球經濟在快速復蘇后并沒有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而是進入了“新的危險階段”.從2011年8月份希臘債務危機開始，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進入9月中旬，由于聯合國、IMF、經合組織再次下調全球經濟預期，標準普爾指數下調意大利評級，美國國債危機事件的發生等對世界經濟的復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和發酵已演變為一場信心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蕩.在全球市場悲觀情緒籠罩中，9月26日，美國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個交易日內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機.由于對經濟的憂慮在全球蔓延，各國股市表現糟糕，道瓊斯指數創下單日下跌近400點的最新記錄，歐洲股市連續三周重挫跌至26個月最低位，日經指數收挫至兩年半最低位.從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經濟體的CPI數據上看全球通脹局勢依然不容樂觀.對經濟的憂慮并沒有緩解已經高企的通脹局勢，美國CPI依然處于3.6的歷史高位，歐洲主要國家通脹均為歷史高點.亞洲國家通脹局勢也日益嚴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點，韓國、新加坡均已超過5，遠高于政府預期[2].在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的背景下，高通脹引發世界各國對經濟“滯漲”的擔憂.
2世界經濟危機的蔓延
2.1國際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而演化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一般認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為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后，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許多大中型金融機構以此來挽救金融業的衰敗，振興投資者對銀行業的信心.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危機.2008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卻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高開放度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發達國家，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外貿出口的減少，中國內地企業投資額也間接受到影響，消費額有所下降，市場受到外部波動[2].中國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進口的減少與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度降幅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穩定，企業規?；蛘咴龇找嫦陆?
2.2美國債務危機
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金融危機使美國的財政赤字額大幅度增長，國債記錄不斷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占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余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終于，在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來固若金湯的美國主權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場動搖后，引發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連續走低，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美債危機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動搖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場變得更加不明朗與不確定.它將對當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擊，甚至有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3].美國債務危機將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4].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美債危機是一個時間特征點，標志著西方社會經濟復蘇的努力再次失敗.
2.3歐洲債務危機及歐元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最先開始于希臘的債務危機，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于2009年下調希臘主權評級，希臘債務危機嚴重，政府面臨破產，歐盟是經濟一體化的組織，經濟關聯度高，自2010年起歐盟各成員國在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整個歐盟都受到此次債務危機的影響，出現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的現狀.以德國為主的歐元區的各大國已經感受到債務危機的嚴重性，歐元不僅大幅下跌，直接導致歐洲股市跌停，歐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面臨著“體系的崩潰與聯盟的解體”.希臘財政部長稱，鑒于此次危機的嚴重性，希臘需要約90億歐元資金才能勉強度過危機[5].但是歐洲各國在援助希臘問題遲遲達不成一致意見，4月27日標普將希臘主權評級降至“垃圾級”，危機進一步升級.歐洲是世界高端設備制造業大區，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動蕩降低了歐洲對于大宗資源商品的需求，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本土與資源品需求下降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有利于緩解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與降低海外熱錢推高中國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貶值，直接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為了緩解主權債務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收縮其財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減少對于中國產品的需求.
2.4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地位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美國、中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美國、歐盟、中國），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美國和歐盟都存在經濟危機的隱患時中國的經濟運行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能否成為一個好的全球“經濟消防員”，不僅是應對外部局勢，還是如何保持國內經濟的良性運轉，作為一個開放經濟大國，國內經濟運行形勢會通過一系列的對外經濟交往，經過傳導效應傳輸給世界.
3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與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3.1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
蒙代爾（1962）在《適當運用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內外穩定》報告中，提出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實現內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學說.他強調：“政策工具應該指派給其最具直接影響力的政策目標，如把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目標，把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目標[6]”，這就是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在固定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的具體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4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
4.1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選擇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于國際需求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收支，美國債務危機主要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方面，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以及由此應引致的貿易問題，具體在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7].歐債危機直接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和由此導致的中國國際需求減少問題.雖然中國受到諸多金融危機的威脅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使得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非常強勁，中國即使在并2008年危機時依然保持者雙順差，200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2072.2億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總額12016.6億美元，下降16.0%；進口總額10055.6億美元，下降11.2%，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資本項目順差1,808億美元，比上年（463億美元）增加1345億美元，貿易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在危機的時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蒙代爾指派中的第III區間斯旺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第IV區間（如圖中A點），那么中國的政策選擇是：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實際情況還要復雜的多，所以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適合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
4.2中國實施寬松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從國內均衡來看
從需求角度上來看：中國目前國內通脹壓力比較大，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類型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脹的主要特征是：在沒有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也會出現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而物價上漲是在總需求并不過多的情況下，而對某些部門的產品需求過多，造成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的現象,如鋼鐵，豬肉，樓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中國國內投資過熱導致的，所以緊縮的財政政策會加重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致使國內的供給進一步減少，需求的不到滿足，反而會使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
4.2.2從供給的角度來講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支出增減政策上會減少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支出，抑制經濟投資，社會總供應不足，繼續會影響以后額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緊縮的財長政策會使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急轉而下，打擊國內外的投資熱情，外資抽逃或者選擇其他的更為理想投資地，中國的物資短缺進一步嚴重，經濟增長緩慢，也不符合國家長期發展計劃.
4.2.3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
緊縮的財政政策會使得國內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支出轉換政策上本幣繼續貶值，外匯匯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國內的投資比較少，國外的需求會導致新的通脹壓力，并且，通過外匯的貶值來促進貿易的增加會惡化貿易條件，有可能產生貧困化增長效應.外匯的貶值也會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非人為地增加，國際收支逆差繼續增加，肯能會導致貿易相關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
4.3中國需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指政府通過擴大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促使均衡的國民收入增長.在經濟衰退期采用擴展性的貨幣政策可以促進經濟的復蘇，通過降低利率，使消費和投資得到增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價水平，從而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8].2010年底中國提出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取代持續了兩年之久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由此進入到一個相對頻繁的時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進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準備金率上調操作.中國目前的主要目的還是國內的結構性通脹治理的問題，擴張的貨幣政策會是利率下降，國外游資進入中國，進一步加大中國的國際收支差額，國際收支差額的增多意味著機會成本的增加，過高的機會成本對于一個亟須經濟持續發展的國家來說不是資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資的進入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加，在現行的經濟政策下，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一些列更多的經濟問題比如說：對外出口減少、國內失業增加等.
5小結
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中國目前最好的選擇.穩健的貨幣政策，國內利率和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于國內和國外都是比較有利的，在支出轉換政策上，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定了人命幣幣值，有利于中國的廉價產品對裝備制造大國和服務業高度發展的歐美各國的出口，使得世界經濟能夠良好的運轉，一定程度上緩解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一蹶不振.
一、當今世界經濟格局
所謂世界經濟格局，是根據各個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相互依存關系所形成的國際經濟體系。二戰以后世界經濟格局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初，在這一時期，世界經濟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以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兩極”格局，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兩極”格局的時代也宣告結束，世界經濟形成了以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為首，多個世界經濟大國共存的“一超多強”的格局。因此，在這個時期，美國并沒有對其他國家擁有絕對的指揮權和控制權，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經濟強國討價還價基礎上的博弈型霸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和損失。具體影響有以下三點:一是全球金融危機強化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多級共存趨勢，美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實力被減弱，也宣告了美國稱霸世界想法的破滅。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問題。二是美國經濟(包括主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遭受了嚴重的沖擊和損失。金融危機是由于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的集中爆發。而在金融危機前，就已經打破了依賴美國經濟失衡而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體系。［1］三是美國的軟實力受損，“美國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質疑，那些參照“美國模式”發展經濟的國家開始動搖。但即使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的經濟受到重創，超級霸主的地位有所動搖，但美國仍然在全球經濟中處于超強地位。具體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美國的GDP總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遙遙領先。2010年，美國的GDP總量達到了14．66萬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國、日本和德國的GDP總量之和。二是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國家貿易體。盡管2010年美國的進出口總額的數據還沒有，但預計將達到32000億美元以上，這一數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國家金融體。目前，美國擁有的金融資產要占到全球金融資產的1/3左右。四是美國仍然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科技大國。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學中。美國就占據了8所。每年，美國都會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術移民。而且，二戰以后，美國就一直是公認的全球最發達的制造業國家。［1］目前，美國制造業的附加值要占到整個世界制造業附加值的22%左右，繼續排名世界第一。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盡管全球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重創，但美國轉嫁危機的能力也非常強。歷史上，美國曾經經歷過數次經濟危機，但美國常常通過轉嫁危機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競爭對手受到重創，從而盡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損失。比如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20世紀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從而將自己的經濟危機轉嫁到別人身上。目前，美國正在通過迫使以中國為首的相關國家貨幣升值，來實現轉嫁自身經濟危機的目的。
二、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定位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使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而有關中國經濟的各種言論也隨之而出。之所以會有這些針對中國經濟的言論，從根本上說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妒忌和擔心。事實上，從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包括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這些經濟曾經高速發展的國家都受到過這樣那樣的指責和議論，因此說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經歷。筆者認為，不要被這些言論所干擾，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合理準確的定位，變消極影響為積極影響。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合理準確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1．綜合競爭能力的差距
盡管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國的人均GDP水平還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國擁有了世界GDP總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國卻只擁有全球GDP總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綜合競爭能力仍然差距較大。按照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的排名，中國在2008—2010年的競爭力排名為17－20位。［1］雖然我們不必太在意這種競爭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標所反映的問題還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響中國競爭力排名的一些指標中，像企業經營效率、企業信譽、企業形象，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員廉政等排名就比較靠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排名，應當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
2．經濟增長質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將近10%。但和快速的經濟增長率形成反差的卻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模式是“粗放擴張型”的，即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的巨額資源消耗的基礎上的，這給我國的環境保護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社會矛盾越發突出。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要遠遠低于世界先進水平。中國的單位產值投入成本要達到美國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額資源的同時，中國的土地、空氣和水資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壞，中國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盡管中國有大量的加工貿易出口，但由于缺乏專利和核心技術，只能賺取低廉的加工費，價值創造能力低。
3．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發達國家都將科技創新放在重要的戰略位置，以此提升國家的綜合競爭力。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能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70%。［2］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科技創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國的研究開發人員以及研究開發經費支出排在美國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國已經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與97個國家簽訂了103個政府間合作協定，雙邊和多邊科技合作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1．研究開發經費總量增長迅速，但人均研究開發經費投入過低
反映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是該國研發開發經費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開發經費的投入和使用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評價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標。盡管中國的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已經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國的研究開發經費和GDP之比要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從人均研究開發經費來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研究開發經費大約在10萬－20萬美元/年，而中國研究開發人員的人均研發經費支出額還不到3萬美元/年，也是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開發經費的支出結構不合理
具體表現為用于基礎研究的和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偏低。我國用于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全部研究開發經費的比例還不到10%，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一般要達到20%左右，這從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我國的基礎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從研究經費的來源來看，盡管我國的主要研究開發活動主體是企業，一般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要占到全國研究開發經費的70%以上，這一比例基本達到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我國來自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資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目前，外資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比已經達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比偏低，目前還不到30%，這要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水平。
3．裝備制造業水平較低，限制了中國裝備制
造技術和科技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升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被定位為全球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心，但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裝備制造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高新技術裝備的，一般包括計算機集成、航空航天、電子信息及通信設備、大型科學儀器以及大型醫療設備等。近年來，盡管通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以及技術引進等方式和手段，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設計和制造技術并沒有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不得不依賴于國外的進口產品。相關資料顯示，中國整體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導致我們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國裝備制造業的落后，使得中國的對外投資能力仍然顯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投資。2010年，盡管中國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上升到了181．7億美元，但也僅僅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7．4%，中國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與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這也是中國的人均GDP首次躋身前100名之列，但這還不到美國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國有大約7億多人的年均純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費水平還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國還有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他們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還不夠強
盡管中國的貿易總額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的話語權還不夠強。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根據GDP、經濟生存能力和國際儲備來對其成員份額進行分配，長期以來一直向西方發達國家傾斜。盡管近幾年來，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有所上升，目前已經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國仍然擁有超過15%比例的一票否決權。
三、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中國的發展對策
1．正視當前的外部國際環境，正確處理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的增長，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中國周邊國家的關注、妒忌和猜疑。盡管這些國家也在發展，但他們還是一時很難接受中國的強大，尤其是在一些權威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20年全面超過美國，這更是讓美國人焦慮不安。今后，中國的發展將會受到來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約束。比如通過采取直接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像提高進口中國產品的關稅、迫使人民幣升值、限制進口中國的某些產品等等?；蛘呤抢幂浾撁襟w的力量，尋找一些所謂“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國威脅論”、“人權論”、“中國產品質量”等問題，以此來達到抑制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面對這些不利因素，中國必須理智的處理好與大國之間的關系，包括和美國、日本、歐盟以及俄羅斯的關系。在這些關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間的關系。中國和美國的政治體系不同，而且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中美之間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全方位的互信關系，但這并不影響中美雙方的互惠。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中美兩國已經形成高度的依存關系，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對方的市場。中美關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沖突，但這并不影響兩國的互惠互利。盡管由于中美綜合國力的差距，造成兩者的關系并不對等，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只有加強兩國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
2．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結構性”硬傷，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盡管我國的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和矛盾。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貧富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社會大眾能夠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決這些社會性問題，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實現包容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讓整個社會共同分享到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樣中國才能從根本上轉變生產方式，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繼續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問題，盡管里面有很多客觀原因，但根本上還是由于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夠徹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沒有對很多深層次問題進行徹底的改革。同時中國的政治文化體制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也嚴重滯后。因此，在目前的這種狀態下，只有繼續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全方位的改革。在經濟領域，進一步優化生產資源的配置，打破國有大型企業的壟斷地位，逐步提高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力和能力，體現公平合理的原則，讓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縮小貧富差距，把貧富差距控制在廣大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范圍內。在政治領域，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通過政府運行的內部和外部監督機制，使政府真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政府，使政府官員真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公仆;在社會領域，要敢于割斷利益集團的壟斷，不同的利益主體要有平等的競爭機會。要倡導理性、包容、幫貧救困的社會氛圍，提高社會的整體保障和服務能力;在文化領域，要努力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營造出和諧的文化氛圍。在國際上，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吸引戰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資源和條件，而在國內，則具體表現為社會各個階層的凝聚力。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包括意識價值形態、政治價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個社會互相信任的基礎。中是的歷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改革開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國必須以構建和諧文化為出發點，大力宣揚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防止“唯物質論”的拜金主義理念，重新塑造整個社會的誠信道德體系以及誠信道德評價標準，才能使中國在大力提高硬實力的同時，也要同時提升軟實力的水平。
自從2007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也更加尖銳和突出。面對這些內外部壓力，我們只有變革經濟發展方式，抓住機遇，把握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大好契機，解放思想，加快經濟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轉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順應我國經濟長久、穩定、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一、對當時日本經濟的思考
廣場協議前，日本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而美國經濟卻面臨著逐年增加的貿易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為了緩解這種狀況，美國開始對其它主要經濟體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升值本幣，日本首當其沖。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復了增長，日本政府卻認為日本經濟將面臨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間，連續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5%，為當時主要國家最低。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進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時，提高利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直接挑破了經濟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經濟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決策錯誤。
二、中日經濟對比
今天中國的經濟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大，都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仍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是經濟體制不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有相互持股制、終身雇傭制等，這些制度已完全不適應當時日本經濟發展。而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已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些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為防范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第二是國內需求潛力不同。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已進人了后工業化階段，地區、城鄉差距非常小，國內需求已趨于飽和。而目前，我國除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外，中西部、東部發展潛力巨大，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當時日本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不易控制資本流入。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出現極端波動，央行干預的可能性會非常大，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整體穩定。中國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狀況決定了人民幣在短期內不能出現大幅度升值，中國可以發揮資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資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首先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好處。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引進資本密集型產品，加快技術進步，有利于調整產業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從外向型到內外平衡型的戰略轉型。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主要現象就是物價上漲，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由于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企業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企業的進口成本，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減小外貿順差，從而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緩解通脹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抬高了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購房成本，降低購房需求，有利于房價調控。另外，人民幣升值提高了企業在國外市場投資能力，有利于其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提高中國經濟的知名度與競爭力;加快中國企業國際化步伐。
人民幣升值的挑戰有首先，與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度大。2010年3月，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一度達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才為25．13%(1985年)，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出口行業勢必會受到打擊。通過粗略估計，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作為中國出口主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凈利潤率就將直接下降1個百分點，而這些行業當前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國的出口行業將無法生存。其次，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同時可能引發美國國債下跌和熱錢大量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造成經濟過熱。另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增強對人民幣再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沖動，。目前，多種投機機構已進駐香港，尋找中國內地的投機機會。這種“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中國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
四、建議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個強勢經濟體必然引發一個強勢貨幣，即帶來匯率升值。事實上，近幾年，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人民幣升值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頸。中國應早做準備，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近性原則，在合適的時機進行適度的升值。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是來自美國。因此，要排除外來因素的干擾，防止本幣過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經濟，同時要采取各種措施早做預防，消化升值的壓力。
2．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因此，政府必須在三者之間進行選擇。在政策選擇方面，要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廣場協議后馬克升值，德國央行堅決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而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穩定匯率，最終匯率沒有穩定，卻引起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日德兩國的經驗表明，只要維護好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并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3．繼續加強金融管制，實行賬戶開放需要逐步進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監管框架及風險約束機制。其中，要特別注意對短期資本流入的監管，以免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這點決定了中國可以遏制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資本。
4．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技術創新，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德國在馬克升值后，大力促進競爭力強的產品出口，盡量減少成本因素的影響。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看，加大自主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
5．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區域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石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在此區域內，支付手段或是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區域貨幣合作有利于匯率的穩定，減小成員國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努力發揮在該區域中的影響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1引言
區域經濟一體化在隨著全球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關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國發展經濟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其他欠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重要法寶。
2區域經濟與城市群
2．1區域經濟與城市群的含義
所謂區域經濟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通過資源的優化與科學整合，發揮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發展經濟必要條件的優勢，集中優勢人才，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建立一個在經濟方面擁有比較優勢的區域集團。發展的關鍵：（1）中心城市的帶動和戰略支點作用；（2）充分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的選擇，打破行政壁壘，實現中部區域經濟的聯動、協調發展；（3）充分利用產業集群所形成區域競爭優勢的特性，構筑中部區域經濟聯動發展的支撐平臺。所謂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超大或特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發生與發展著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它具有以下四個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國乃至全球的發展樞紐；（3）擁有發達的網絡結構；（4）合理的城市職能分工。目前，一般認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別是：（1）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國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東海岸大城市群；（4）英國大城市群；（5）歐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國東北部的“波士華”城市群和日本東海岸城市群最為典型。從涵義上看，建立城市群是發展區域經濟的一種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發展經濟，促進地區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2．2長三角城市群基本概況
長三角城市群的空間地域范圍涉及兩省一市，包括1個直轄市：上海；3個副省級市：南京、杭州、寧波；11個地級市：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共16個城市。土地面積1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人口7570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9％。其中科技人員占區域總人口的3．8％。
3長三角發展區域經濟建立城市群的優勢
長三角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升勢頭特別明顯。2008年前三季度，長三角16城市GDP總計2．8萬億元，在全國經濟總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為東部地區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目前是全國發展速度最快、投資環境優良、創新能力突出的地區之一。
對照國際上五大城市群，我們認為長江三角洲地區構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1）面向海洋、依托長江、倚靠內陸發達交通聯系世界各地的區位優勢；（2）經濟實力雄厚；（3）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4）交通網絡發達；（5）以上海為中心的龍頭城市；（6）專業批發市場的迅速發展。
4長江三角洲構建城市群的問題與劣勢分析
4．1核心城市現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為長江三角洲都市連綿區的核心城市，在現代化功能的發揮方面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由于第三產業比重不足與落后，上海金融中心雖已建立但還不成熟，在資金籌集、對外貿易領域，上海與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國家級或跨區域的大銀行、大集團數量較少。城市內部交通信息體系尚不發達，影響了城市功能的組織。
4．2行政區劃分，各區矛盾日益尖銳
地區之間各自為政，阻礙了經濟資源的自由流動和跨區域的經濟合作。長江三角洲分屬二省一市的16個城市，行政隸屬關系非常復雜，地區之間的協調難度很大。再加上長期的條塊分割管理，更助長了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不良風氣。這種不良風氣嚴重干擾了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與協調。
4．3城市產業結構趨同嚴重，城市間分工不明確
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發展經濟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數幾個稅大利高的產業上，再加上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自然稟賦比較相似，因而本區的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十分嚴重。產業結構趨同使得各地區不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同時也使得投資和生產分散，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了國家的整體經濟效益；更為嚴重的是會形成大量的重復建設，導致生產能力閑置和資源的浪費。
4．4生態環境污染嚴重
本區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載壓力本來就很大。近年來，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劇增加，更加惡化了生態環境，使本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
4．5城市建設用地較為緊張，用地結構不盡合理
近年來，由于經濟迅猛發展，長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現不盡如意的現象。江蘇省每年用地總量達幾十萬畝，且用地結構不盡合理，工業用地增加迅速，但產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粗放利用現象嚴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轉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時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設中，不顧實際搞“大馬路”“大廣場”，使原本十分緊張的建設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對長江三角洲構建世界城市群的對策建議
5．1把龍頭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級城市上海舉辦2011年世博會的成功，為上海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既要以現代化世界級城市標準來建設上海，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又要不斷強化上海對外的輻射功能，因此未來上海發展應圍繞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這一主線。除了充分發揮已有的自身區位優勢、產業基礎、科技實力、管理水平、開放環境等優勢，還要不斷強化創新和服務功能，成為長江三角洲區域的“三個中心”。
5．2各地加強合作，構建統一、開放、規范的市場體系，推進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合作顯得尤為重要。面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單靠一個城市將顯得力不從心，合作則可以取得雙贏和多贏，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們得到的將不是“1＋1＝2”，而是一個發揮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過程。
5．3加強重點基礎設施的協調建設基礎設施是發展經濟的硬件，應該在充分發揮長江內河航道能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航空、鐵路、高速公路和管道運輸，建成合理的現代化集疏運體系，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的發展創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綜合運輸條件。具體有以下幾點：第一，開發長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強一系列高速公路、鐵路和大橋的建設。
5．4強化產業整合，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產業群落世界經濟發展越來越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我們必須在全球層面即世界經濟一體化上看待長江三角洲產業結構整合。要根據各城市的資源稟賦特征，深化產業分工，分工和專業化的增進是現代生產方式變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強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使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5．6積極推進政府職能改革，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政府職能改革是諸多建議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上述建議能否有效實施的關鍵因素，首先，政府應弱化經濟功能，強化社會服務功能。
6結語
發展中國經濟將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而長江角地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資源優越的寶地，必將擔負起壯大中國經濟的使命，上文通過分析長三角地區的優勢與劣勢，很鮮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強與發展的方面，通過更加科學的發揮比較優勢，運用科學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偉目標。
一、熱錢的概念和特征
國際游資,又稱熱錢(HotMoney),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被定義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對貨幣預期貶值(或升值)的投機心理,或者受國際利率差收益明顯高于外匯風險的刺激,在國際間掀起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動,這類移動的短期資本通常被稱為游資”。Evenson(1994)認為:“熱錢是其持有者迅速地從一種投資形式轉換為另一種投資形式,以取得國際匯率變化的好處,或獲得投資的短期高收益為目的的貨幣”。[1]Lindert&Kindleberger(1995)將國際資本流動按投資者的動機分為貿易性、金融性、保值性和投機性四大類,其中投機性短期資本常被稱為熱錢。[2]JagdishHanda(2000)將熱錢定義為:“在國家之間流動的、對匯率的預期變化、利率的波動、或安全和可兌換性安排極為敏感的資金”。[3]這就從更大范圍定義了熱錢,而且強調了熱錢的最重要的特征:高度流動性和高度敏感性?！吨腥A金融辭庫》將國際游資界定為,“國際短期資本市場中那些高度流通、期限較短、追逐高利的投資資金”。筆者認為,“熱錢”是國(境)外根據其預期收益而流動的投機性短期資本,是在金融市場上對各種經濟、金融信息極為敏感的,以高收益為目的但同時承擔高風險的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短期投機資金。它們主要采取短期投機的方式快速進出中國境內以逐利。概括起來,熱錢具有投機性、高收益性、高靈敏性、高流動性、短期性、高風險性和高破壞性等七個特點。這幾個特點是相互聯系的,體現于熱錢從進入到撤離的整個過程中。
熱錢尋找投機的目標地區一般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標地區正處于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有足夠的財富,以保證進入后有利可圖;二是目標地區有可炒作的對象,包括房地產和股票等;三是目標地區貨幣升值,并且升值預期將會持續;四是目標地區貨幣利率相對其他地區更高,并且有進一步加息的預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判斷,熱錢在后金融危機時期,目標地區會首選經濟預期率先復蘇的國家和地區。
二、熱錢流入中國的動機和方式
(一)熱錢進入中國的動機
圖1 2005—201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FS數據庫。
人民幣預期匯率與名義匯率偏離導致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房地產市場價格的過快上漲,形成了較大的“套匯”和“套價”空間,進而使“套匯”和“套價”成為國(境)外熱錢流入中國的重要動機。王世華、何帆(2007)認為人民幣預期升值率的變動是熱錢流入的決定因素,但從長期來看,國內外利差和人民幣預期升值率都會影響熱錢流動。從影響力大小來分析,人民幣預期升值率變動更為重要。[4](12-19)當前人民幣面臨著嚴重的升值壓力,2010年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7011元,比2009年年末升值1271個基點,升值幅度為1?90%;匯改以來至2010年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3?51%(見圖1)。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其價格信號及其國際傳導效應逐漸增強,當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時,會誘發熱錢流入中國以實現“套利”。熱錢在中國的收益是人民幣升值幅度和利率加總,即包括人民幣升值后的匯兌收益和利息收益。當前人民幣一年期的利率為2?50%,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接近零,因此熱錢即使什么也不做,套匯和套利的雙重收益也很高(見圖2)。
(二)熱錢進入中國的方式
通過對近100個地下錢莊的訪談和問卷研究,本文把國(境)外熱錢流動渠道進行匯總和梳理后發現,熱錢跨境流動的途徑共有近百種,具有代表性的有:(1)貿易途徑,包括:高報出口價格、低報進口價格、假出口貿易、提前預收出口貨款等;(2)外商投資途徑,包括:外商投資企業轉移定價、外商投資企業少報盈利、外商直接投資、外方向外資企業墊付、短期外債等;(3)金融機構業務轉移途徑,包括:業務項目內轉移資金、國(境)外借款國(境)內還、國(境)內投保國(境)外獲取受益等;(4)資本項目下其他渠道,包括:借貸資本、以外匯抵押人民幣貸款方式套取人民幣資金、人民幣掉期業務、貨幣互換等;(5)出入境私帶途徑,包括:出入境雙牌車私帶現金、漁船夾帶、貨運船夾帶、個人出入境夾帶等;(6)服務貿易轉移途徑,包括:金融保險、運輸、建筑、旅游、咨詢、廣告等;(7)非貿易項目途徑,包括:個人外匯、非居民結售匯;(8)企業轉移資金途徑,包括:在關聯企業中轉移定價、為國(境)內企業墊付、為國(境)內企業的融資和貸款提供國(境)外擔保、高報國(境)外盈利等。
三、熱錢流入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熱錢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影響
大量研究短期資本流動的文獻表明:中國股票市場是熱錢潛入后的主要去處之一,由于熱錢在市場上具有明顯的“標桿效應”,民間資金在其影響下,紛紛跟風入市,從而導致股價的持續攀升,資產價格的持續升溫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會吸引更多熱錢,勢必又將股價進一步推高。由此會形成熱錢、房價與股價三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并呈現出螺旋上升態勢(劉莉亞,2008)。[5]根據傳統算法,2009年10月份以來,熱錢的表現與上證綜指相關系數達0?81;與深證綜指相關系數達0?84。本文根據地下錢莊法所估計的熱錢走勢與傳統計算法大致相同,但熱錢走勢與股價走勢的相關性稍微有所增強,盡管這種強度并不明顯。這種相關性在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在不斷加強,而且其走勢幾乎完全一致,說明近期股市價格上漲與熱錢進入關系很大(見圖3)。
(二)熱錢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2000年以前,中國的房產市場一直比較平靜,2000年房地產完成投資額僅為4984?1億元,然而,從2003年開始,特別是2006年以后,房地產投資大幅度增長,各大城市房產價格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全國完成房地產投資額為36241?81億元,同比增長16%(見圖4)。而2010年2—10月,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38069?52億元,同比增長36?51%(圖5);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8?6%;房地產的高利潤,使得國(境)外熱錢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后獲得了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收益率,特別是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年收益率可達20%—50%,遠遠高于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平均年收益率6%—7%,或日本的4%左右(黎友煥,2008)。熱錢致使樓市價格虛高,扭曲了房地產的供給結構,帶動了二、三線城市樓市價格連鎖性的提高,使整個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泡沫越來越大。進而導致明顯的“效用失真”問題,一旦泡沫破裂,熱錢便會抽離,從而導致房地產行業的危機甚至是國家金融危機。
(三)熱錢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熱錢的流入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促使流動性過剩。PrasadEandWei(2005)認為中國從2001年起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主要源于國外的套利資本,而不是FDI和經常賬戶的盈余,而且這些套利資本對人民幣的匯率產生了很大的升值壓力。[6]截止2010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26483億美元,同比增長16?5%(見圖6)。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必然會使得外匯占款增加。中央銀行在被動接收外匯的同時,又被動向市場投放人民幣,2010年9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69?6萬億元,同比增長19?0%;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24?4萬億元,同比增長20?9%,M1增速仍持續高于M2增速(見圖7)。這實際上是一種被迫發行貨幣,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行為。熱錢流入還會降低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國(境)外熱錢流動方向與貨幣政策方向和目標往往不一致。當中央銀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時,國(境)外熱錢會大量涌入,迫使其被動增加貨幣投放,抵消了相關貨幣政策的效應。而當中央銀行采取放松銀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時,國(境)熱錢又會轉換成外幣迅速撤離,使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操作效應減弱,抵消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成效。
(四)熱錢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從歷史經驗看,熱錢加速流入會造成一國宏觀經濟失衡,形成資產泡沫;而熱錢的迅速出逃,又會造成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甚至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與羊群效應是貨幣危機產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這已經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所驗證。Mckinnon&Pill(1998)認為;大量資本流入將導致金融機構的“過度借貸癥”,加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引起貨幣擴張,增大通脹壓力;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惡化貿易條件,使得資本過度流入并容易產生逆轉風險,進而引發金融動蕩。[7](1276-1282)對于大量涌入中國的國(境)外熱錢來說,將來一旦人民幣升值幅度降低,且美國克服了次貸危機并開始為遏制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時,或熱錢在獲取超額利潤達到投機目的后,都有可能會迅速撤走,這將會刺破中國的資產價格泡沫,并通過負財富效應與托賓Q效應作用于實體經濟。
四、中國應對境外熱錢異常流動的對策思路
面對大規模的國(境)外熱錢流入中國,如果中國政府能采取強有力的對策性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信譽,而且可以有效控制大規模短期國際資本的集中外逃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有鑒于此,中國唯有進行多種政策協調,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防治熱錢的思路上,本文認為既要“堵”更要“疏”,甚至是“堵”不如“疏”。一方面是放眼全世界,看到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或地區能有效的完全防止熱錢的異常流動;另一方面是認識到熱錢的異常流動有其固有的市場需求,沒辦法完全堵住熱錢的流動。要加大熱錢的疏導力度,把過去的某些地下活動引導到公開化的道路上來。比如,要加快本外幣兌換的力度改革,把過去地下錢莊偷偷摸摸的兌換行為轉化為市場公開行為,甚至可以把從事地下兌換行為的企業批準轉化為合法的本外幣兌換公司,從法律、法規上進行規范,從制度上進行約束,從經營行為上進行監管。
第二,完善人民幣匯率和利率機制,減少熱錢套匯和套利的空間。依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政府在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固定匯率之間面臨無法“三全其美”的內在矛盾。中國作為大國經濟體應堅決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就顯得非常必要。只要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趨勢,增大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區間,國(境)外熱錢就無法獲得足夠回報,必然要分化,涌入的壓力將大大減輕。同時,要提高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水平,強化市場利率的杠桿效應,疏導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機制,擠壓熱錢的“套利”空間,使得短期熱錢被控制在合理的規模之內。
第三,加強熱錢流動監測系統的建設。在當前中國外匯管制條件下,監測系統不僅能夠監測熱錢流入的真實性,而且能夠監測熱錢的異動。應在完善中國國際收支管理系統和提高系統兼容性的基礎上,加快建立國(境)外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統計監測分析機制,在熱錢流入的各個環節和各個領域對大額可疑資金進行全方位監測,最終形成完整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體系。
歐債危機從2010年爆發以來，導致了歐元大幅貶值，對世界金融體系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歐元貶值引發了人民幣被動升值。從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歐元對美元的貶值幅度突破了20%的關口。由于盯住美元匯率政策的實行，人民幣也不得不對美元進行大幅升值。由此，中國經濟受到廣泛影響，值得密切關注和有效應對。
一、歐元貶值的成因
為了清晰而準確地分析歐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必要弄清歐元貶值的成因。從其演進路徑看，歐元貶值的主要成因有三個方面：
（一）蔓延的債務危機
歐元貶值最直接的原因是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的蔓延。面對歐債危機的全面爆發，歐元區各國不約而同地將大幅削減財政赤字作為首要的經濟工作，這就給歐元區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時至今日，歐元區的經濟前景仍然堪憂。受歐元區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及其預期惡化的影響，歐元貶值是必然的結果。
（二）低效的政策協調
自從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央行將治理通貨膨脹納入貨幣政策的目標。在此背景下，歐元區各國不得不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由于讓渡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自主權，經濟狀況差異較大的歐元區成員國都偏重于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其結果是破壞了《穩定增長公約》所要求的財政紀律，債務危機成為歐元區的突出問題。利益博弈機制使得歐元區現有的政策協調框架難以解決主權國家的長期融資風險。于是，歐元貶值便成為反映和調節歐元區經濟競爭力下滑的客觀選擇。
（三）投機的資本沖擊
歐元貶值與國際資本流動及其投機性沖擊也有一定的相關性。債務危機的蔓延以及金融市場效率的相對低下，歐元區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日益減少，美元的避險功能越來越被國際資本所看重。從2009年年底希臘發生主權債務危機以來，減持歐元資產成為許多國家央行和金融機構的共同資產管理思路。與此同時，對沖基金也紛紛調整了理財思路，他們在做多債務違約掉期金融產品的基礎上建立歐元看跌頭寸，并將歐元掉期金融產品賣給希望以對沖國債風險的金融機構。市場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歐元大幅下跌。
二、歐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以上所述的三個方面的原因使歐元貶值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作為制定相關有效政策的理論前提，分析歐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迫切性。
（一）降低中國對歐出口
歐元貶值意味著人民幣對歐元的升值，中國對歐出口自然下降。根據相關的統計結果顯示，2011年中歐貿易總額突破了5578億美元，而中國對歐出口僅為2726.4億美元，僅為中國出口總額的18.6%。據專家測算，今后中國對歐出口的增幅可能還會減少4%至5%。
（二）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
從2010年至今，歐元貶值已促使人民幣對歐元的升值超過了15%。因為人民幣實行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也隨著美元指數的上升而上升。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測算結果，2011年9月到12月，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116.8升至119.3。歐元的貶值加劇了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而對全球貿易平衡產生不利影響。而美國貿易逆差沒有出現緩解的趨勢，則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就無法消除。
（三）降低對歐投資效益
歐元貶值降低了我國對歐固定資本投資效益。據統計，由于歐元貶值，2011年我國制造業資本對歐盟投資平均收益率大幅減至4%，而歐元對人民幣的累積貶值率已經超過5%，這不僅意味著我國對歐投資資產的貶值阻礙了資本的順利回流，而且增加了對歐投資的競爭力底線。
（四）擾亂經濟安全
歐元對人民幣的貶值驅動國際熱錢涌入我國眾多經濟領域，給我國的金融穩定與經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國際熱錢已將穩定的中國資本市場作為重點投資目的地，近年來我國各類物價指數的持續上升與國際熱錢的沖擊不無關系。
三、對策建議
鑒于歐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諸多影響，筆者提出如下對策建議：（一）拓展資產形式樹立正確的外匯儲備管理理念是應對歐元貶值影響的內在要求。拓展外匯儲備資產形式，有利于實現外匯儲備資產管理的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的綜合目標。中國應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管理策略，適度增加流動性強、市場評價較高的債權形式。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如果歐元對美元的貶值導致美國對歐元區的貿易逆差無法解決，就會減少美元資產價值。因此，中國應該實現外匯儲備資產的多元化，切實增強抵御潛在金融風險的意識與能力。
（二）發展貨幣匯率期權業務
歐元貶值帶來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如何規避匯率風險是我國投資機構和出口企業關注的焦點問題。我國應該借鑒金融業發達國家的做法，不斷豐富國際貨幣匯率期權業務品種。筆者建議適當增加匯率期權業務品種，降低其操作價格，并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市場需求方的關注度，以規避匯率波動所引起的經濟風險。
（三）加快企業轉型
歐元貶值迫使人民幣被動升值，削弱了我國對歐出口的競爭力。對此，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應根據國家政策的調整加快轉型的步伐，切實轉變技術含量低的產品出口結構，不斷提高產品的自主研發能力和產品的科技含量，使生產模式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從而降低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同時，出口導向型企業應實現多元化的經營模式。為此，應適度投資相關度較少的不同行業，減少產業風險。
（四）抑制熱錢沖擊
面對熱錢的投機性沖擊，我國不僅需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應提高財政政策以及其他調控手段的彈性。筆者建議應逐步促使宏觀經濟政策回到常態，具體地說就是逐步弱化刺激性財政政策的功能，進而減少熱線沖擊所帶來的非理性物價上漲。在2012年我國在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基礎上，應積極推進金融創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與數量型工具減少貨幣流動性。與此同時，應進一步提高外匯統計的公開度，增強市場防范風險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