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1 04: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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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量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學的新興學科，具有鮮明的交叉學科特征和其他經濟學科難以替代的優勢。近年來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已初縣規模，且取得了相當的進展。本文從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現狀和問題分析入手，闡明建立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函數形式及其內客，是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主要方向。
【關鍵詞】數量經濟學 函數形武 經濟模型
數量經濟學是以現代經濟理淪為基礎。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及其計算工具。通過對經濟變量之間數量變化規律的研究，描示經濟運動內在規律性的一門科學。它的誕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政治算術》的出版。1933年美國經濟計量學會的成立段《經濟計量學》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經濟學科舞臺的開端。50年代以來。電子計算機及計算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數量經濟學的繁榮，從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學成了計量經濟學的時代”。數量經濟學與技術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學的兩大新興學科。在研究中廣泛采用了現代經濟理論的成果和經濟教學方法，并具有鮮明的交叉學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經濟學科難以替代的優勢。
一、我圈數量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歷史
經濟理論的數量化研究不僅可以使人們對已經揭示的經濟規律有更深刻的認識， 還有助于人們從研究某些經濟現象中揭示未被認識的規律。因此， 它能起到較為精確地反映客觀經濟過程， 定量地分析、預測和論證經濟過程的運行和發展趨勢， 并推動經濟科學向前發展的作用。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友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了驗證。
我國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纖開始注意建立和開展經濟數學方袂的研究衛作。建國初期， 經濟學界曾肴手把數學方法（主要是線性代數）引入到企業的經營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觀經濟分析及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中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及其工具， 則己經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體來看， 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如下三個主要階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由于“左”的錯誤傾向和“”指導思想的失誤， 經濟生活遭到破壞，造成國民經濟各種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局面為了挽救這一局勢，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確提出了調整經濟的指導方針當時， 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益及經濟核算等重大理論間題。因此， 我國數量經濟學在研究剛剛開始起步的階段， 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積累與消費、速度與效益、農輕重等重大的比例關系， 并為當時經擠的調整與穩定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觀依據。
（2）1979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重建、繁榮階段。這一時期， 數母經濟學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科李的一個新的分支學科， 開始走向正規的研究和發展階段。從此， 它開始受到關注， 并與實際應用結合起來，直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服務。我國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國數量經濟學會，1982年建立中國數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近幾年來， 我國已公開發表的數量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己達到1000多篇，1981年我國開始編制了146種產品的實物型投入產出表， 原國務院技術拚究中心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 運用系統分析方法， 對200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行了多層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預測。
二、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現狀
不可否認， 近年來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已初具規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 客觀地考察和分析縱觀其發展進程。我們認為其結果并不令人十分滿意。
（1）從理論構造看， 經濟理論數量化發展到今天， 最終未能導出一個嚴格而又為大眾接受的理論體系。
（2）從應用方向看， 我國數量經濟學過于側重對全國和地區的宏觀經濟計量的研究， 而忽視了開展企業（尤其是大型綜合性企業）經濟計量的研究。因而，經濟計量方法作為短期預測技術的作節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水平較低。
（3）從研究的方式看， 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偏重這一學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視了數量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不僅如此， 在運用和建立數量經濟學方法時， 重引進、吸收和借鑒， 輕發揮、創新和改進。
三、我國數里經濟學發展的方向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既要學習西方國家成功的經驗， 更要以馬克思全義的科學作為基本前提和出發點。我國數量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數理科學。因此， 在發展和完善這一學科時， 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作指導， 結合本國國情， 正確處理理論研究與應用的關系， 使它具有中國的特色， 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服務。
但目前， 我們在把數學用于理論經濟學研究的現階段，己經突出地感到缺乏適合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充分成熟、發達和系統的函數形式及其內容。雖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函數形式及其內容有許多地方也適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比用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更為合適， 但是， 庸俗經濟學的任務是要美化資本主義制度，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函數形式及其內容畢竟主要是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建立起來的， 所以它根本滿足不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和發展的需要?？偟膩砜矗?科學發展到今天， 馬克思主義數量經濟學正沿著三個主要方向發展：第一，借鑒西方的研究經驗， 利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現有的函數形式及數學模型或在此基礎大進行形式上的“改進”或“修補”；第二，擴大在解決具體經濟問題和任務時產生的數學手段的使用范圍；第三， 為適應經濟科學的發展和經濟實際的客觀需要，已經開始出現專門為闡明馬克思主， 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理論原理以及為進一步發展和研究它們而建立的工具。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數量經濟學的第三個方向。
因此， 我們認為， 從現實出發， 上述第三方面， 即為闡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理論原理以及為進一步發展和研究它們， 從而建立起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函數形式及其內容， 是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主要方向。
摘要：通過對近現代經濟適度人口理論繼承性的學習和批判，以延安市的社會分工為研究出發點，以環境保護為研究背景，創造性地提出“技術進步悖論”和“自然資源無限，自然環境有限論”，以邊際理論為分析工具，用社會分工、技術進步、生存成本、福利成本等因素建立延安市經濟增長最佳人口數量模型來對延安市經濟增長與人口數量的關系進行分析。
關鍵詞：經濟增長；最佳人口數量；社會分工
一、對經濟適度人口理論的繼承與批評
適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適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確。到20世紀，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接過了適度人口理論研究的大旗，從原來的“經濟收益”變成“人均產量”、“人均收入”，從原來的靜態適度人口研究轉向動態人口研究，使適度人口理論研究領域更加廣泛。[1]但之前的理論受時代的制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缺乏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因素的考慮
經濟增長是以人的存在為前提的，如果人類因破壞環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報復，經濟增長就無從談起?？材?、索維等眾多人口經濟學家受到時代約束，在立論之初沒有涉及可持續發展概念。
（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關系中所起到的內在影響分析不夠清晰
坎南、索維等都認為技術的進步可以帶來適度經濟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點強調最大收益點的變化，沒有對適度經濟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進一步解釋；而索維沒有解釋清楚在人口增長與社會福利增長的關系相悖條件下經濟適度人口是如何確定的。
二、理論假設條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論假設條件
1.延安市所有人對現有的福利是滿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變得更好。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設，是以當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條件為研究起點。研究延安經濟增長的最佳人口數量首先需要確定一個所有人滿意的社會福利，再在此基礎上確定經濟增長的最佳人口數量，這樣的假設有利于展開研究，也是對現實社會的承認，使理論與現實更加貼近。
2.勞動力不能出現大規模的自由流動，同時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國際貿易活動。人口大量的流動，可以直接改變延安的經濟增長，而大宗國際貿易活動則可以改變延安市的產出和消費結構，進而間接的影響了延安的經濟適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長是按照經濟人口增長率增長的。經濟人口增長率是指由社會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長率。經濟人口的增長不是因為科學技術的增長而增長的，而是由社會分工來決定的。
（二）理論的基本范式
1.技術進步悖論。技術進步一方面造成環境破壞的加劇，但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進步提高了環境保護的水平，換句話講，技術進步既破壞環境也保護環境。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工業的出現對環境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環境問題日漸凸現的時刻，技術的進步為環境保護提供了大量的支撐，但是對環境的破壞并沒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腳步。
2.社會財富的增加等于產出與消耗的和。本文的社會財富的增加與西方經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經濟增長是有區別的，西方經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經濟增長通常被規定為產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會財富的增加指由勞動人群凝結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而創造的可以消耗和積累的社會物質。其中社會物質包括創造的物質產品、精神產品、勞務服務等。
三、模型構建及其解釋
（一）基本模型構建
勞動力即人的勞動能力，是人們擁有的并運用于勞動過程中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因素。生產資料只有與勞動力相結合，才能實現現實的生產并創造出產品來。[2]勞動力的增加為社會分工和技術進步的實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技術進步是技術發展中漸進式的變革，是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包括生產技術上的局部性的改進和重大變革。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認為“機器是排斥工人的”，技術進步在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失業，即減少了經濟適度人口。延安市的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不應當看作是失業，而是社會分工的必經之路。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才可以使社會分工更加細化，所以技術進步在延安市的經濟增長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會財富。延安市的經濟增長只是數據上的增加，對人們來說，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經濟增長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經濟增長的數據就會很高，也就是說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在數據上的變化。但是這樣是不符合基本假設一中，已經規定的所有人對現有的福利是滿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變得更好的假設。所以在經濟增長中，福利的增加是相當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會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會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對稱，人的不確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會分工的增加也導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會分工增加意味著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將消耗函數用圖來表示，就得到了圖二，其中延安市的社會分工的增加與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個對等的關系，社會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產多元化和消費豐富化，人們得到了更多的選擇機會，生活的條件是趨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應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會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載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過圖二可以明顯看出，延安市的社會分工作為消耗的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分工的增加就會造成消耗的增加，社會分工的減少就會造成消耗的減少，影響延安市總消耗曲線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長率。生存成本增長越快，消耗曲線的斜率就越小，從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經濟增長的快速減少。反之，生產成本增長越慢，消費曲線的斜率就越大，從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會引起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延安市的社會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總消耗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摘要：文章利用多元線性回歸、相關性分析、GM（1，N）、GM（1，1）模型，從不同的角度對云南省2000-2010年GDP、年發電量、原煤產量、人口數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結果表明云南省的電力產業對總體經濟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但原煤產業對經濟的貢獻有限。因此，應該規范并限制原煤開采，大力發展其他能源供應手段。
關鍵詞：經濟計量分析；灰色理論；煤電；GDP；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電力資源十分豐富，水力資源可發蘊藏量為九千多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煤炭保有儲量246.5億噸，居全國第八位。近年來，云南全力開拓華南電力市場，一直是“西電東送”南線的主要輸出省。同時，在國家支持下，云南電力已將市場拓寬到毗鄰的東南亞，逐步實現了“云電外送”。
本文對云南省GDP與原煤產量、發電量、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經濟分析，從技術經濟學的角度評估云南電力資源的價值，對云南省今后的電力戰略規劃具有現實意義。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云南省統計局的《云南省統計年鑒》，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
二、計量經濟分析
（一）多元線性回歸
使用最直觀的多元線性回歸建立函數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發電量；coal代表原煤產量；po代表人口數量；a、b、c為三個外生變量系數；d為常數項。
使用最小二乘法，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可知，方程擬合優度約為0.99，方程對于樣本擬合度良好。方程顯著性檢驗值為191，顯著性良好。而在電力、原煤產量和人口數量中，發電量對于GDP的影響最大，而其他兩項對于GDP影響甚微。總體來說，該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發電量、原煤產量及人口之間的關系。
由表2可以將式①寫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說明，發電量每增加一萬千瓦時，將導致GDP上升5.11億元，每增加1萬噸原煤產量，將導致GDP上升0.147億元，人口每增加1萬，將導致GDP下降3.79億元。
發電量具有邊際遞增的效應，值得加大投資力度；而原煤生產具有邊際遞減效應，應該適當減少生產；人口增長雖然具有邊際遞增效應，但其對GDP的影響為負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長速度。
（二）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變量之間共同的相關程度，相關系數的大小可以決定哪個變量更為重要，相關系數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據③式，對GDP、年發電量、原煤產量、人口數量四個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4的結果可以做如下分析：發電量對GDP的影響大于原煤產量和人口數量；原煤產量對GDP影響不大；原煤產量的變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發電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數量對發電量的影響甚微。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電力資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發電并不是主要電力供應源。此結果與線性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適當減少原煤（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應該成為一種趨勢。
三、灰色系統理論
灰色理論站在系統的角度，通過分析系統內部能量流動的方式，對系統內部各要素的運行趨勢、狀態進行評估，試圖找出系統內部的規律，從而為決策提供依據。
假設GDP、發電量、原煤產量、人口四個要素構成了一個小型灰色系統，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對這個灰色系統的運行狀態進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過建立灰色系統的白化方程，對系統各要素的運行情況進行評估。GDP作為系統的特征行為序列，發電量（el）、原煤產量（coal）、人口數量（po）作為參數序列，使用GM（1，4）模型進行分析，由于原始數據比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計算獲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從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數最大，表明發電量對系統影響最大；coal前的系數為負，原煤開采是阻礙系統進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數很小，表明人口數量的變化對系統影響不大。而系統的目標則是GDP增長。這個結論與計量經濟學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線性回歸模型T檢驗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數據不完整，無法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作出預測?；疑到y理論預測可以在數據量較小的情況下，對事物發展規律作出模糊性的長期描述，是預測領域中較為完善的一個分支，可以用于該系統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預測，一次累加作為生成數，對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產量、發電量、人口數量分別進行預測。
經過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計值平均殘差為69，年發電量平均殘差為16，原煤產量平均殘差為273，人口數量平均殘差為40，基本切合實際值，預測值可以反映未來趨勢。到2015年，GDP、發電量、原煤產量將在現在的基礎上翻一番，人口數量將增加200萬。
以上數據表明，云南省的經濟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未來幾年內，GDP增幅將達到2000年的9倍；電力產業的發展與GDP成正比，勢頭穩健；原煤開采雖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幾項明顯，說明原煤產業已經步入邊際效用遞減的階段，但依然占據著不可忽視的地位。
四、分析結果說明
通過對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產量、年發電量、人口數量等數據的分析，基本可以對云南省煤電產業的現狀作出客觀的評價。
（一）電力產業是我省經濟支柱產業之一
從相關性分析得出的結論看來，發電量對GDP影響甚高；GM（1，N）模型體現出發電量是促進GDP提高的主要動力。經濟發展已經離不開電力產業所做的貢獻。
連續降準釋放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的信號，但對于實體需求的持續低迷，單靠數量型工具似乎難以應對，貨幣政策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
時隔3個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自去年11月央行開啟“降準”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連續降準釋放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的信號，但對于實體需求的持續低迷，單靠數量型工具似乎難以應對，貨幣政策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
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情形與去年不同，如果說去年貨幣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給端（有需求無供給），那么今年貨幣政策的矛盾則在于需求端（有供給無需求）。從央行剛剛公布的金融統計報告看，4月新增信貸數據最大的特點是中國經濟需求低迷進一步凸顯，不但新增貸款大幅回落，環比少增3282億元，增幅創年內新低，當月人民幣存款減少4656億元，同比少增8080億元,這反映出未來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信心都不足。外需依舊不振，內需開始乏力。
從外部需求狀況來看，歐債危機持續惡化，以及發達國家去杠桿化，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下行，導致外部總需求嚴重不足，中國外貿形勢極為嚴峻。海關總署數據顯示，前四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167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其中進口同比增長5.1%，出口同比增長6.9%，進出口雙雙重返個位數增長，近期歐債持續動蕩，人民幣對歐元大幅升值的滯后影響，中國整體出口下滑的趨勢很難改變。
從內部企業生產情況看，隨著經濟增速逐季放緩，產出缺口有所縮小，需求對物價的拉動減弱，但由于人民幣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漲較快，我國產品出口價格優勢削弱，特別是PPI環比繼續回落，企業利潤被進一步壓縮，因此，對未來生產經營擴張的資金需求開始減少，而如果考慮到，考慮到金融信貸周期要先于經濟周期，那么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延續進一步下滑的態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速和短期貸款增速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中長期貸款增速持續下降，4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僅增加1265億元，新增信貸持續走低，中長期貸款的下降其背后凸顯出內外部實體經濟的需求萎縮。
未來流動性的大格局將不可避免的出現金融體系流動性和實體經濟流動性的分化。對于實體經濟流動性而言，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社會融資增速的收縮將持續較長時間，貨幣乘數以及外匯占款的平臺式下降也使M2增速繼續下降。整體流動性供應增速還是在下降趨勢，未來可能出現銀行間流動性進入寬松狀態，而實體經濟流動性仍適度偏緊的分化局面。
流動性格局釀巨變，央行還會放松流動性“閥門”，降準或成為常態，但最大的問題是，宏觀經濟的真正矛盾是在于如何提升并滿足需求端——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這恐怕難以僅靠數量型工具所能解決。如果過度依賴降低準備金率、貸款放松等數量型工具，不但會為未來買下通脹隱患，還可能導致流動性的結構性失衡。在外需嚴重低迷、成本上升壓力難以有效化解、實體經濟持續疲軟的宏觀環境下，國家更需要大規模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并輔之以財政政策、就業政策、科技政策等結構性政策方會在需求端起到真正刺激作用。
（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應調整為更加嚴格的‘一胎化’。但我現在是少數派，贊同我觀點的人較少，甚至有人罵我，也有人稱我為‘當代馬寅初’?！?月11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安徽代表團駐地，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陳。
據介紹，經過30年的風雨歷程和艱辛努力，我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數量)從實行計劃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國13億人口日推遲4年到來，有效緩解了資源、環境的壓力，促進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國人口的發展雖經歷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但來自人口慣性增長的壓力依然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口的發展和政策設計又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未來的中國人口該如何發展？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在一些事關全局的重大人口問題上，學術界、計劃生育管理部門，仍未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人口壓力：不堪承受之重？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依然面臨著更為復雜的人口發展態勢。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紀上半葉我國將先后迎來勞動年齡人口、總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據了解，我國人口目前仍將以年均800至1000萬的速度增長。按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我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后，達15億左右。
而且，我國目前地區間人口轉變差異較大，低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危險。區域間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國僅有上海、北京出現人口負增長。在農村、中西部和貧困地區，群眾生育意愿仍然較強，生育水平仍然較高。
今年1月份，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人口發展“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彈風險依然存在、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機制尚未建立、人口計生工作難度加大等問題依然突出。
同時，人口快速老齡化問題開始“加劇”。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07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8.1%，且人口老齡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由此帶來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來源等問題亟待關注。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緊張的狀況將長期存在。目前我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礦產資源是1/2，人均資源量綜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現在的需求水平，我國糧食需求總量到2020年為6.03億噸，2033年為6.63億噸，大體比現有5億噸糧食生產能力高出20%到30%，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環境可持續指數在146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倒數第14位。
事實表明，人口數量問題仍然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之一，人口素質、結構和分布問題將逐漸成為影響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
有專家指出，人口總量持續增長，人口結構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質總體不高，人口流動與遷移規模龐大，以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等問題，都將對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產生重大影響，并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訴求？
面對依然嚴峻的人口形勢，程恩富提出了繼續堅持和實行較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并以此使總人口較快“先控后減”，較快提升人口素質，較快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對于近年來有些經濟學、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學者主張立即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以此來解決所謂老齡化問題，程恩富認為：“這種政策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于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就業問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較低的條件下到達老齡化水平，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凸現。一方面勞動力仍然大量相對過剩，另一方面達到老齡化標準，這是人口領域的‘二元結構’，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實做好老年人社會保障工作?！彼麖娬{，“我們不能用所謂個人自由生育權的觀點來分析，那就會導致無控制的自由生育了，這才是爭論的核心和關鍵?！?
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小平認為，中國人口數量依舊嚴重過剩，如果沒有人口數量的絕對降低，中國無法從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方面追趕上發達國家。他主張進一步顯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實現人口零增長，并提出了兩個百年人口目標，即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億至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億至5億，從而根本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
據測算，如實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3.93億人。而“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將繼續增長，到2045年才可以達到人口增長的峰值，峰值人口為15.50億人。
此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放開二胎”方案的人口總量保持在15億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總量為15.33億人。而實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總量繼續減少，到2100年為6.7億人。兩種方案的人口總量差距逐漸增長到8.63億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費模式和物價水平，我國撫養一個孩子從母親懷孕開始到16周歲止，全國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最低為 5.8萬元，最高為6.7萬元?！背潭鞲唤榻B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的提高，教育投資的不斷升高，我國為撫養每個 0至16歲少年兒童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必然大幅度上升。這樣，由于“放開二胎”而多生的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科學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僅能夠獲得控制人口數量的人口效益，還會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強調，政府應重視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將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建立在這種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才能以盡可能低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來獲得盡可能高的、從總體上有利于國家和每個家庭的效益。
同時，他認為：獨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最終勢必造成過重的家庭養老負擔，“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負擔加大沒有必然聯系，“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現宏觀人口未能控制、微觀家庭負擔也未能減輕的后果。
調整：時機尚不成熟？
有專家認為，應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人口結構，延遲“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應由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的到來。
“現在還沒有到‘劉易斯拐點’這樣一個時期，并沒有出現類似于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同時出現的現象。我們的勞動力還在增長，而且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并出現了一定形式的過剩。即使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在短時間內也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出現短缺?！背潭鞲缓椭袊嗣翊髮W教授杜鵬都持有相同的觀點。
據有關方面測算，按16歲至64歲人口計算，2016年將達到9.9億人峰值，2050年為8.7億人，比2000年還多2800萬人，高于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因而，從人口結構特征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國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和制約了人力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當前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達47.6%，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勞動力短缺。
因此，著力提高人口素質，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已成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提高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關鍵。
程恩富認為，我國不僅不能放松現行生育政策，而且還要繼續把城鄉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對夫婦一個孩子”這一底線，即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過微觀上控制每個家庭的規模，宏觀上控制社會的人口數量，來促進家庭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政府聲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強調，今后一個時期人口發展的總體思路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李斌認為，生育率應該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穩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階段。
〔摘要〕 中國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不一致，表現出嚴重的高速度、低質量特征。這種不一致除了表現為總量視角上的不一致，還同時表現為省區視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質量差異大、資源環境代價大，以及增長的穩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與福利狀況不甚理想等問題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數量背離。實現經濟增長質量與數量統一的條件在于如何使經濟剩余能夠增長社會的總福利，路徑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發展創新型經濟，加強資源資產化管理，推動制度創新。
〔關鍵詞〕 經濟增長數量；經濟增長質量；一致性
一、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不一致的態勢描述
1.總量視角上中國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不一致
經濟增長數量與經濟增長質量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全部內容。經濟增長質量是經濟的數量增長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數量，不可能談及經濟增長質量。衡量經濟增長質量與數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長質量與數量的衡量指標。本文參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從經濟增長的效率、經濟增長的結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的福利變化與成果分配、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代價以及國民經濟素質6個維度合成經濟增長質量指數（QIEG），〔2〕以此作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指標；對于增長的數量，我們采用總量GDP，并以2000年為基期的真實GDP作為經濟增長數量的測度指標，通過比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質量與經濟增長數量的基本狀態。
不難發現，2000-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的變動趨勢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國真實GDP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但是，自200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質量則基本上呈現為波動中上升的態勢，其中2000-2004年經濟增長質量呈現有升有降的波動態勢，而在2005-2010年表現出穩步提高的趨勢。
在借鑒劉海英（2006）成果的基礎上，〔3〕我們修正了關于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提高和經濟增長數量擴張不同步的系數ε：
其中，b代表經濟增長質量指數（QIEG），a代表反應經濟增長數量的真實GDP，n為年份值，若ε=0,說明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同步擴張，反之，則說明兩者呈現不一致的態勢。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從圖2可以看出，增長質量與數量不同步是常態，可喜的是最近幾年這種不同步的趨勢在趨緩。但總體來看，總量視角上，中國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區視角上中國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不一致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的不一致，多數分析集中在總量層面〔4〕，其實，除了縱向的不一致，橫向的省區增長數量和質量相對排名不一致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同樣參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過對2010年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增長質量狀態進行考察，得出各省區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QIEG），以此為依據作為各省區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指數，并根據該指數大小對各省區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排序，同時選擇各省的總量GDP作為經濟增長數量的主要衡量指標對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增長數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狀況，結果見表2。
表2 2010年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與經濟增長數量的排序比較
省份經濟增長質量排名經濟增長數量排名增長數量與質量之差省份經濟增長質量排名經濟增長數量排名增長數量與質量之差
二、為什么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會產生不一致
1.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有質量差異
在長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們總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換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與產出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能以較少的投入換取較高的產出，我們便可以認為經濟增長的產出質量比較高。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量投入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自然資源實現的。王小魯（2009）等人的研究認為，1980－1990年中國資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動，近年來進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資本形成率是過去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這種高投入支撐了中國經濟增長數量上的奇跡，但是以投入產出效率衡量經濟增長質量，這種高投入、低產出、低技術含量的生產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資源投入所創造的價值較少，增長質量必然不高。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資源的組合質量和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產出”?！?〕因此，投入與產出的效率以及質量方面的差異直接導致了經濟增長中數量和質量的不一致。
2.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較大
追求質量型的經濟增長其關鍵是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環境。新中國成立以來，GDP10多倍的增長是以礦產資源消耗增長40多倍的代價實現的。中國長期的資本高投入，是以資源、能源的高消耗為基礎的。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火電供電的煤耗高達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達21%，水泥綜合能耗高達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資源環境的代價。研究稱中國GDP的139%是以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為代價換取的。〔8〕所以，即使過去多年中國經濟增長在數量上成績可觀，但是由于資源環境的巨大代價，直接導致增長質量不容樂觀。另外在中國地區層面上，某些地區產業軟化程度較高，服務業所占比重較高，其增長過程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就較少；反之，產業結構以重化工業為主，如果政府監管不力，產權不清晰，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就較明顯。這樣也會導致地區在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方面相對排名的不一致。
3.經濟增長過程的穩定性不足
穩定增長應包含兩個內容：一是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小，二是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次數少?！?〕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衡量經濟增長質量最重要的維度之一，能夠總體反映經濟增長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勢和總體狀況。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出經濟周期波動微波化、穩定化趨勢，〔10〕即“大起大落”的狀況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時一些地區的投資擴張沖動仍然強烈，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仍較為激烈，這使得各地區之間的宏觀穩定性有顯著差異，造成地區之間經濟增長質量與數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個國家層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因素沖擊，在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波動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貨膨脹壓力陡增也說明整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增長質量相對于數量明顯落后。
4．收入分配與福利狀況不甚理想
從經濟增長結果來看，無論是提高經濟增長的數量，還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其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人的生存、發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銀行的報告稱，中國工資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從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1〕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經濟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普通民眾的收入和福利卻被壓到了最低。同樣，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國基尼系數僅為0153，到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值為0473，基本已經肯定近些年中國基尼系數超過了“警戒”的04，如此差異的收入分配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矛盾的尖銳對立。除此之外，環境惡化、食品質量無保障、公共產品提供不夠等也無不影響著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中國人的福利水平，使絕大多數民眾無法從心底感到幸福。這種只有GDP數字意義的增長，而無所有民眾共享增長成果之實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著經濟增長的質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單純注意增長的數量不可能帶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必須將視角切換到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包括關注低效率部門的改善，資源利用的節約和生態環境的治理，熨平經濟的劇烈波動以及顯著改善國民的社會福利。
三、實現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一致的條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轉變增長方式，以及調結構和平波動。但從實質意義上講，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實現一致性的條件在于如何使經濟剩余能夠增長社會的總福利。
從經濟學經典理論來看，以國民收入增長為研究對象的增長理論是建立在凱恩斯主義（如哈羅德―多馬模型，而且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創制也是在凱恩斯理論的指導下，由1984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約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義基礎上的。凱恩斯主義以增加就業的短期分析為主，不重視增長的后果和代價，對于凱恩斯主義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經濟蕭條時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凱恩斯主義沒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觀基礎，在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適當的資本積累率是保持經濟長期增長的唯一條件。因此，凱恩斯主義框架下的經濟增長分析只是針對國民收入的動態分析，沒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增長理論體系將宏觀與微觀相對接的過程中，目標函數逐漸從最大化國民收入轉向最大化總效用或總福利，這就涉及到福利函數的假定。在福利經濟學中，社會福利函數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薩繆爾森的社會福利函數是個體福利的加總，而羅爾斯的社會福利函數則由社會成員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決定。在新古典主義的增長理論中，一般默認采用薩繆爾森型的福利函數，但暗含著如下兩個條件：①增長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經濟增長會給每個人帶來福利的增進，這就要求社會制度或技術條件所決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沒有外部性，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負的外部性，即每個人對經濟福利的追求不會對他人造成損失。基于這兩點，我們才能認為社會福利函數是薩繆爾森型的，即社會福利等于個人福利之和。滿足這兩個條件，經濟增長所生產的剩余才能成為增進社會總福利的因素，從而才會出現經濟增長的質和量的統一。
另外重要的一點，以上兩個條件是在傳統報酬不變前提下討論的。傳統的報酬不變假定條件下，分配服從邊際生產力理論，收入由技術條件決定，那么隨著邊際收益的遞減使得單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現遞減的狀態。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會地位決定，則處于弱勢的一方所獲收入也會因投入不斷增加而遞減，且遞減的速度會更快。這就是傳統的要素投入型增長方式的最終結果為什么會出現增長的質與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設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要素間分配的矛盾會緩解，企業與自然的緊張關系也會得到一定的緩和，因為企業可以通過自我優化而獲得增長。
因此，從理論上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質與量的統一需要滿足如下條件：①普惠的社會制度。經濟增長規模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問題，使人們平等、廣泛地參與經濟增長的過程并從中受益。要通過消除個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從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和發展機會，使得社會所有成員都可以平等利用這些機會，從而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個社會和諧發展并步入良性循環；②權責明晰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不僅獨自對資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響，而且構成市場制度以及其他許多制度安排的基礎。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各類財產權，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產權的激勵功能可以使經濟活動當事人達到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具有從事某種經濟活動的內在推動力。一個有效的產權制度，能夠準確界定行為主體獲取與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權利，而且最核心的還在于能夠抑制外部性的特別是負外部性的發生和泛濫；③規模報酬遞增的制度或技術創新。數量型經濟增長是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機制基礎上進行的，單純通過擴大規模實現經濟增長；質量型經濟增長是在規模報酬遞增基礎上進行的，知識和技術進步是規模報酬遞增的源泉，通過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效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由于知識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導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從而帶來產出的增加。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質量與數量的統一，核心在于增長機制應由報酬不變轉向報酬遞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長轉為內生增長，這其中必須注重促進規模報酬遞增的制度或技術創新，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同時應注重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倡導科技、知識和技術在部門產出增長中發揮主導作用。 四、實現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一致的路徑
1.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經刻不容緩。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必須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數量、速度型增長向質量、效益型增長轉變，由資源耗費型和環境污染型增長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增長轉變，由經濟社會失調型增長向經濟社會協調增長轉變，由低成本擴張向高效率創新型增長轉變，由要素投入型經濟增長轉化為內生技術進步型增長，由政府投資推動的增長轉化為民間投資驅動的增長，由不可持續性增長向可持續性增長轉變，由出口拉動型增長向內需推動型增長轉變，由結構失衡型增長向結構優化型增長轉變，由高碳經濟型增長向低碳經濟型增長轉變，由技術引進型增長向自主創新型增長轉變，由“少數人”先富型增長向“共同富?！毙驮鲩L轉變?！?2〕
2.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產業結構升級能使資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從而提高增長質量。由于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其主導產業是不同的，因此會形成不同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對一國的經濟增長質量有重要影響。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應以產業結構升級為核心：一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以及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力度，提高農業的產業化水平和現代化水平。二是要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工業經濟效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三是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重點發展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力度，提高研發投入，激勵自主創新，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3.發展創新型經濟
數量型經濟增長是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質量型經濟增長是創新驅動型增長。要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必須發展創新型經濟：一是要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同時應注重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倡導科技、知識和技術在部門產出增長中發揮主導作用；〔13〕二是要加快傳統部門改造，加大對傳統部門的技術和人力資本投入，同時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促使企業或整個行業從原先的資本驅動型或勞動驅動型增長向知識驅動型轉變，以及產業結構從低層次向高層次過渡；三是要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型向技術提高型轉變，由要素投入的增長轉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長，促進經濟增長中規模報酬遞增機制的形成。
4.加強資源資產化管理
實現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總體目標，關鍵在于加強對資源的資產化管理。所謂資源的資產化管理就是要依據各種要素對增長的貢獻大小和我國資源稟賦狀態，以產權為實質引入市場機制，改變資源行政劃撥、無償使用的運行機制，從而不斷提高經濟增長中要素的組合質量和配置質量；二是科學地評價與引導經濟發展過程對于資源、環境的正負面影響，確保實現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的最佳配置狀態，將保護資源放在突出位置，嚴格執行現有的國土資源規劃，強化對資源的管理約束，加強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三是進一步完善資源開發利用補償機制和生態環境恢復補償機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夠帶來更多的產出，改善要素供給機制。
5.推動制度創新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給，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是推動制度創新，建立與質量型經濟增長要求相適應的制度。一是進行行政管理制度創新，建立科學的政府決策機制。要鼓勵政府行為長期化，“政府行為長期化重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14〕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決策機制；二是促進科技和教育制度創新，為改善供給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提供知識、技術和人才支持。通過科技制度創新鼓勵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領域和前沿核心技術領域進行創新，努力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通過教育體制的創新，培養高素質的人才，優化教育結構，推行素質教育，擴大教育資源，加快創新人才的培養；三是促進收入分配體制的創新，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過大的收入差距；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鎮貧困階層和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摘 要] 本文通過對北京郊區村莊的經濟收入、產業結構、用地特征等指標的對比分析,揭示出預期總人口變動對村莊經濟發展的影響,為北京市解決郊區農村居民點的合理布局問題提供數量依據。
[關鍵詞] 城鄉一體化 北京郊區村莊 數量經濟研究
一、課題研究背景
在北京市進入了人均地方生產總值6000美元發展水平的時期,郊區農村的基本單元――村莊及其人口規模的變動會出現哪些新的態勢,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因其變動而將對郊區的村鎮布列、聚落形態、產業結構、土地利用等產生一系列重要影響。為了編制北京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村莊布局規劃,2005年4-5月,我們進行了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是了解各個村莊內的居住人口、用地、不同居住形式等結構指標以及對未來人口變動的預期。調查對象和范圍是除中心城以外全部有農村居民點用地的行政村。調查的項目包含村莊的村民人口變動、非村民人口變動和村莊總人口變動。調查問卷發放范圍包括全市13區縣、166個鄉鎮,共計3732個村?；厥諉柧碇杏嘘P人口變動數據的有效問卷共3561個,占發放問卷總數的95.4%,本文依據有效問卷對村莊各項指標進行分析。本調查的假定是:被調查村的負責人依據近年來本村人口變動的情況,對未來5年該村莊人口變動的基本方向(增加、持平或減少)可以做出較為正確的預期。
二、課題研究過程
1.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平均經濟收入將隨之增多。從村莊平均經濟收入看,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經濟收入為4108.3萬元,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經濟收入為2962.5萬元,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為2562.3萬元。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經濟收入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1.6倍,是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1.4倍。
2.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人均純收入也將增加。 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村民人均純收入為7296.3元;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村民人均純收入為6461.8萬元;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村民人均純收入為6129.9萬元。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村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比預期總人口減少的村莊多19%,比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人均純收入多12.9%。
3.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非農產業比率將逐步增加。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其二、三產比率均高于預期總人口減少、持平情況的村莊。特別是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第三產業的比率比預期總人口減少情況的村高1.4個百分點,比預期總人口持平的村莊高3.4個百分點。
4.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用地面積會有較大幅度增加。統計分析表明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平均用地面積為494.6畝,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用地面積為364.4畝,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用地面積為326.7畝。即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用地面積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1.5倍,比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多35.7%。
(5)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平房住戶比例下降而樓房住戶比例上升。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別墅用戶、樓房用戶的比例上升,分別達到4%、17%,而平房住戶的比例下降;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平房住戶比例最高,達95%,樓房住戶比例只占5%,別墅住戶幾乎沒有。
6、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距鄉鎮、新城、五環路的距離較近。 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距鄉鎮、新城、五環路的平均距離分別為4.4公里、16.7公里和32.3公里;預期總人口持平的村莊距鄉鎮、新城、五環路的距離分別為6.4公里、23.6公里和43.2公里;預期總人口減少的村莊距鄉鎮、新城和五環路的距離分別為7公里、33公里和58公里。
7.用地結構特征
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其宅基地、非村民住房用地等各種用地指標都較多,尤其是非村民住房用地、服務設施用地、工業用地、旅游接待用地及其他企業用地都有較大幅度增加。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其非村民住房用地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2.6倍;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服務設施用地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用地的2.5倍;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工業用地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用地的2.3倍;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旅游接待用地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3.1倍,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其他企業用地是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3.5倍。
三、不同功能區預期總人口變動影響效應
1.城市功能拓展區。受調查資料的限制,對城市功能拓展區的分析主要是對朝陽、海淀、豐臺三個區的分析。城市功能拓展區在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情況下的經濟收入分別為7360萬元、7064萬元和9783萬元;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507元、8211元和9190元;第三產業比率分別為47.1%、47.4%和56.1%;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92.4%、94.9%和95.1%。城市功能拓展區的計算分析表明第三產業比率高、非農產業比率高的村莊,其經濟收入水平和人均純收入也較高。
2.城市發展新區。城市發展新區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和三產比率三項指標分別達到4230.9萬元、7336元和43.6%;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和三產指標分別為3483萬元、6895元和37.8%;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和三產比率分別為3797.8萬元、6472元和41.6%;城市發展新區的統計數據表明: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村莊,其經濟收入與人均純收入都較高,超過了城市發展新區的村莊的平均值。
3.生態涵養發展區。生態涵養區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三產比率和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3269萬元、6924元、46.3%和77.9%;預期總人口持平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三產比率和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2119.9萬元、5819.9元、45.9%和72.4%;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人均純收入、三產比率和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1288.6萬元、5752元、44.5%和71.2%;計算分析表明生態涵養發展區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人均純收入、經濟收入高于預期總人口持平和減少的村莊,且高于平均值,預期總人口增加村莊的三產比率、非農產業比率也高于預期總人口持平和減少的村莊。
四、不同搬遷類型村莊的數量經濟指標
1.迅速搬遷型村莊。在迅速搬遷型村莊中,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分別為3632.2萬元、3275.4萬元和3772.8萬元;人均純收入分別為6836.4元、6729.4元和6726.6元;用地面積分別為499畝、412畝和390畝。計算分析表明迅速搬型村莊的人均純收入水平按照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的順序依次遞減,人均純收入的多少與用地面積大小成正相關關系。預期總人口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超過預期總人口增加和持平村莊的經濟收入。
2.引導搬遷型村莊。在引導搬遷型村莊中,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分別為3613.6萬元、2021.9萬元和2529萬元;人均純收入分別為7173.5元、6736.7元和6249.6元;用地面積分別為527畝、330畝和323.8畝。計算表明引導搬遷型村莊的人均純收入水平按預期總人口減少、持平及增加的順序依次遞增,并與用地面積成正相關關系。統計分析表明引導搬遷型村莊在預期總人口的增加時的用地面積是預期總人口持平時村莊用地面積的1.6倍,用地規模較大。
3.逐步搬遷型村莊。在逐步搬遷型村莊中,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分別為3704.7萬元、1680萬元和2083.7萬元;人均出收入分別為7355.3元、6214.4元和5658.7元;用地面積分別為510畝、302畝和316畝。逐步搬遷型村莊的計算分析表明預期總人口增加時的經濟收入超過預期總人口持平、預期總人口減少時村莊的經濟收入,并超過平均值。人均純收入水平按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的順序依次遞減,并與用地面積的大小呈正相關關系。
4.城鎮化改造型村莊。在城鎮化改造型村莊中,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村莊的人均純收入分別為7914.6元、7422.3元和6864.3元;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85.9%、82%和80.2%;用地面積分別為628畝、555.8畝和542.9畝。城鎮化改造型村莊的計算結果表明這種類型村莊的人均純收入按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和減少的順序依次遞減,并與非農產業比率、用地面積呈正相關關系。
5.原址改造型村莊。在原址改造型村莊中,預期總人口增加、持平、減少村莊的經濟收入分別為2061.4萬元、1870萬元和2086.4萬元;人均純收入分別為6414.7元、5970.2元和5902.4元;非農產業比率分別為67.9%、67.7%和71.8%。原址改造型村莊的計算結果表明在預期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其人均純收入達到較高水平。在預期總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其經濟收入、非農產業比率達到較好水平。
五、結論
1.對城市功能拓展區可采取減少村民人口數量的政策,將城市功能拓展區的部分村民轉移到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區,這樣既可以減少城市功能拓展區村莊村民的人口數量、緩解用地規模不斷增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區增加村莊經濟收入與村民人均純收入,提高非農產業比率,優化產業結構。
2.為提高村莊經濟收入水平,可對迅速搬遷、原址改造型村莊采取減少外來人口的政策,對城鎮化改造型村莊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對引導搬遷和逐步搬遷型村莊采取適當增加外來人口的政策;為提高人均純收入水平,可對五類搬遷村莊均采取適當增加人口的政策。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了甘肅省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短期內二者相互影響，長期內產業結構變動是引起經濟增長的原因。進一步預測方差分解表明，產業結構變動會引起且加速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自發引起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較差。
關鍵詞：產業結構變動；經濟增長；數量
1.引言
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產業結構必須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適應,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打破原有的均衡,導致產業結構發生相應的改變。合理的產業結構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它將促使經濟向更高的水平發展；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將影響甚至阻礙經濟的增長。成功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次次產業結構的合理變動后所取得的，產業結構的合理及時變動,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穩定的增長。目前，不論是經濟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于結構因素的增長作用，都有強烈的現實感受，盡管它們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國內諸多學者論證了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大都是在庫茲涅茨、錢納里等人的論斷的基礎上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應用性研究?！艾F代經濟增長方式本質上是結構主導型增長方式.即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1]“產業結構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變動對經濟增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2]。“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是結構問題，不是總量問題”[3]。但是，這些學者的研究無法揭示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聯系的內在生成機制，盡管他們的結論富有創見性，論證卻沒有說服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有學者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4](朱慧明，韓玉啟，2003) ,但其結論只能說明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因果關系，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論述其是否協調，而且運用第一產業比重、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表示產業結構的變動不能反映產業結構調整的全貌。本文首先構建了產業結構整體變動的指標和經濟增長的指標，然后利用甘肅省統計年鑒中的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H-P濾波處理、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預測方差分解對甘肅省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算是對已有的研究作了微小但有益的補充。
2.指標與數據
2.1 指標設定
產業結構可用各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來反映，它是產業結構的基本內容和本質表現。這里，我們以產業結構相似系數表示產業結構變動，以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指數表示經濟增長
首先計算結構相似系數[5]。公式為:
式中，r為產業結構相似系數
Xi為第i產業產值基期所占比重;
Yi為第i產業產值報告期所占比重。
r值介于0和1之間，r越接近于0，說明相似程度越低，產業結構差異越大;r越接近于1說明產業結構相似程度越高，產業結構差異越小。
G表示以1978年為基期，以所研究期為報告期，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的定基增長指數，計算公式為
2.2 數據來源及計算
利用甘肅省1978年到2004年數據[6]，通過分析國內生產總值指數與結構相似系數的關系分析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按照上述①②兩式計算r和g如下表
通過r的變動，可以發現甘肅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呈下降趨勢?？紤]到是以1978年的產業結構為基期，r反映的是其他各年的產業結構與基期的相似程度，那么這種下降應該說是良性發展的一種表現。但這種下降在90年代后有所減弱,表明甘肅的產業結構調整在90年代后效果甚微。
3.實證分析
3.1 H-P濾波
本文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on）來分析甘肅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統中的變量是平穩序列。H-P濾波[7]是目前在宏觀經濟學中被廣泛用于獲取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成分的平滑方法,這種方法最早出現在80年代Hodrick和Prescott完成的一篇關于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周期的工作論文中。利用H-P濾波可以將經濟變量序列中的長期增長趨勢和短期波動成分分離出來，經過H-P濾波處理得到的數據為平穩序列。其主要理論如下：
則式⑤為H-P濾波問題，即最小化問題。H-P濾波的運用比較靈活，它把經濟周期看成宏觀經濟波動相對于某些緩慢變動路徑的偏離，而這種路徑是隨著時間單調遞增的，所以可以稱之為趨勢成分。使用H-P濾波得到的變量趨勢能夠反映該變量動態變化的實質。
表2和表1相比，數據平穩，更能反映變量動態變化的本質，這一特點在圖1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其中結構相似系數r的變量趨勢先下降后略有上升,但總體呈下降趨勢;增長指數的變量趨勢一直呈上升態勢。
3.2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在下述二元VAR模型中考慮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問題。假設經濟變量xt和yt滿足的結構方程為：
表4、5表明甘肅省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短期內（滯后2期，表3）二者互為因果；長期看（滯后4期，表4）產業結構變動是引起經濟增長的原因。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這種Granger影響關系從1978年以后由原來的互動性轉變成單向性,并且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趨勢的拉動作用也由原來的短期性轉變成更加顯著的長期性。
3.3 預測方差分解
預測方差分解是將系統的預測均方誤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統中各變量沖擊所做的貢獻,描述了沖擊在向量自回歸模型中變量動態變化中的相對重要性。從表5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出.TR的變動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新生進行解釋.TG的新生對TR變動的解釋能力隨時期的增加而逐漸加強，但總體上很小，到第10期TG對TR的解釋能力達到6.06%，這說明經濟增長自發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很小;相比之下,從表5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出TG的增長由其自身的新生進行解釋的部分隨時期的增加而減小，到第10期減小到10%，而TR對TG的預測方差的貢獻隨時期的增加而增加，到第10期增加到90%，說明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影響。
4.結論與建議
（1）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甘肅的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由原來的互動性轉變成單向性,并且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趨勢的拉動作用也由原來的短期性轉變成更加顯著的長期性。因此,產業結構變動對甘肅省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由被動到主動,其影響由短暫到深遠。
（2）產業結構變動對甘肅實際經濟增長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從宏觀經濟角度看,經濟總量的增長率與各產業(部門)的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是:經濟總量的增長率等于以部門產出在總產出中所占比重為權數的部門產出增長率的加權和。因此,在部門產出增長率不均衡的條件下結構變動對總增長率將產生重要影響。從甘肅三次產業的比重結構看,雖然在二十幾年里發生了較大變化,但與發達地區相比甘肅的各產業總量和內部結構都顯得非常落后。因此,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結構變動對甘肅實際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具有十分巨大的潛力。
（3）經濟總量增長對甘肅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隨著經濟增長社會需求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也將發生重大變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格爾系數趨向下降。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已由總量矛盾轉化為結構矛盾,需要通過結構轉換來適應供求結構和供給環境的變化,從而使產業結構發生變動。但這種變化在理論上是建立在資源的市場調節機制發揮主導作用之上的。由于我國建立資源配置的市場調節機制時間不長,還不能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主導調節作用,在更大程度上產業結構變動是政府產業政策的結果,而政府主導產業結構變動方式往往與實際經濟總量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容易帶來結構變動的失衡。因此甘肅在針對性地制定有效產業政策引導的同時,應加強市場體系建設,通過市場在各產業部門間優化配置資源,使產業結構能依據經濟總量的發展水平作及時調整,以適應經濟總量增長的需要。
摘要：長期以來，企業數量與規模一直是產業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研究內容。筆者利用中國31個省級區域工業企業的面板數據，探討了企業數量、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企業數量的增長對區域產出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呈現時序遞增趨勢。研究還發現，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企業數量對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越是發達地區，企業數量對產出的彈性越強，即越是經濟發達地區，越應當重視企業與產業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強調“做大做強”。本研究還為理解地方政府與國家產業主管部門在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上的沖突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角度的解釋。
關鍵詞：工業企業；數量；規模；區域經濟
一、引言
從亞當?斯密開始，分工、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就是經濟學與管理學重要的研究內容。勞動力、資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況下，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與勞動力、資本的投入量和增長速度正相關，而且根據新增長理論與新貿易理論，存在投入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較大的企業數量常伴隨著較大的經濟總量。但企業數量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平均意義下企業規模的下降，導致規模經濟的損失。通常管理學研究企業規模的目的在于探討不同生命周期(發展階段)企業規模對其市場競爭力與經營績效的影響。經濟學中對企業規模與數量的研究主要歸屬于產業經濟學。與管理學主要從企業角度進行研究不同，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產業整體，關注產業結構、產業競爭力、產業經營績效與發展階段(錢德勒，1999)。管理學與產業經濟學的研究結論在企業經營決策與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區域層面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企業數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馬歇爾對企業空間集聚效應的研究。以后產業集聚的研究得到較多的關注，成為區域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但區域經濟學很少關注企業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從企業與產業層面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否同樣適用于區域層面?舉例說，是將有限的資源投入現有企業“做大做強”更重要呢，還是推動企業數量的增長對區域經濟更重要?根據管理學的研究，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數量與規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與成長期的企業需要重視量的擴張；對進入成熟期與衰退期的企業，深入挖掘其規模經濟效應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盈利水平(黃修權、顧銀寬，2004)。那么，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企業數量與企業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差異確實存在，是否有規律、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否有相關性、又是通過什么機制影響區域經濟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結構如下：在提出問題后，第二部分介紹了研究模型與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數據的來源與處理；第四部分將全國作為一個區域，分析企業數量、規模對經濟的影響；第五部分對全國31個省級單位企業數量、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進行研究，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匯總數據可能會損失個體信息；二是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面板數據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業數量、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結論。
摘要：出租車行業競爭性很強，對該行業進行的數量管制必然以社會福利的損失為代價，主要表現在：數量管制造成人為的壟斷，給社會帶來無謂的損失并形成高額的壟斷租金；數量管制限制消費者的選擇權，對管制租金的爭奪又導致出租車司機和管制主體之間的沖突；數量管制不能克服城市擁堵問題。取消出租車數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壟斷造成的低效率，增加社會就業，提高消費者的福利。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視角；出租車；數量管制；社會福利
2008年，我國暴發了多起出租車罷運事件，這說明針對出租車的管制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現有的文獻對出租車的監管方法和必要性的論述相對較多，但對于出租車管制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卻少有論及，出租車管制是否增進了社會福利?考慮到社會的總體福利，出租車管制應該如何進行?本文將利用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出租車數量管制應以增進社會福利為目標
公共管制應該以增進社會福利為目標，但在實踐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監督和信息的不對稱，管制部門往往被管制對象所俘虜，或者管制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管制，從而偏離了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對出租車的管制屬于典型的公共管制，自然應該以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
出租車行業的管制一般有三種：價格管制，數量管制，標準管制。這三種管制都涉及到消費者和司機的切身利益，對社會福利有直接的影響。價格的變化會影響消費者的支出，價格越高，消費者的支出也越多；數量管制會影響社會潛在的就業數量和就業機會，也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權。當出租車數量少，準入條件非常嚴格的時候，社會的供給會減少，消費者的選擇權也因此受到剝奪。支持管制的理由之一是緩解大城市的交通擁擠，但并沒有證據表明大城市的擁擠主要是由出租車引起的。也有論者認為出租車是準公共物品，所以要進行數量管制。大多數支持管制的觀點對于管制是否真的能增進社會福利、克服市場失靈都沒有詳細的考查和分析。政府本身也存在失靈的情況，政府部門通過各種措施“加強管制”的結果，卻是出現了大量的罷運事件，矛盾不但沒有被解決，反而越來越尖銳。因此，認識出租車行業的管制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就變得尤為重要。
二、出租車數量管制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帕累托標準是福利經濟學中被廣為接受的標準，根據這一標準來判斷出租車對社會福利的影響，關鍵是要考察數量管制之前和數量管制之后社會福利的變化情況。早在1890年，馬歇爾就提出了“消費者剩余”的概念，認為市場總剩余是“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之和，并用“市場總剩余”來分析衡量社會福利的狀況。
從市場總剩余的角度看，出租車數量管制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如圖1所示，d為出租車的需求曲線，S是供給曲線，在沒有政府管制的情況下，價格和出租車數量完全由市場競爭來決定，此時的價格為P1，數量為Q1，消費者剩余是消費者愿意接受的價格與實際付出的價格之間的差異，在圖中由三角形AP1E表示；生產者剩余與廠商愿意接受的價格和實際價格之間的差異，由三角形BP1E表示。如圖1所示，沒有管制時，價格為P1，產量為Q1。消費者獲得所有的消費者剩余，廠商獲得所有的生產者剩余，社會的福利沒有任何損失，此時的社會福利實現了帕累托最優，若要改善消費者的福利(降低價格)則廠商(出租車司機)就會虧損，若要改善廠商的福利(提高價格)則消費者的支出就會增加。也就是說不可能讓至少一個人的福利改善而沒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損失。
當存在政府的數量管制時，市場里的出租車數量必然小于Q1，因為大于Q1的數量管制對市場不會有任何意義。假設政府的管制數量為Qg，相應的管制價格為Pe，這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管制形成壟斷，形成供給不足和價格提高的局面，從而損害社會福利。在我國占多數的出租車經營模式都是公司經營，公司經營事實上就是公司壟斷出租車的經營權。當市場被壟斷之后，就會造成分配性的低效率，體現為在三角形CDE之內的社會福利將損失，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將受損，同時，沒有任何其他人的福利會因此而改善。CDE通常被稱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fiangle)。在CDE(陰影部分所示)內的任何一點，司機愿意接受的價格低于管制價格Pc，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高于Pf，在該區域的交易是司機和消費者者雙方都愿意的。但是由于數量管制，這樣的交易不能達成，這意味著司機和消費者的福利受到了無謂的損失。之所以是無謂的損失是因為在司機和消費者的福利受到損失的同時，沒有任何人的情況會因此而改善。只要有數量管制，就一定有無謂的損失，數量管制越嚴格，則無謂的損失就越多。
壟斷除了導致無謂的損失之外，還導致福利的轉移，表現為原來屬于消費者剩余的四邊形PcPtPc被生產者占有，這就是福利經濟學所說的塔洛克四邊形(FuHock quadrangle)。在出租車行業中，占有消費者剩余的并不是出租車司機，而是壟斷的出租車公司及各個管制部門。事實上真正的生產者即司機得到的只是Pf的收入，司機愿意接受的價格為Pf，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為Pc，這之間的差距就是管制租金。出租車經營權高額的轉讓費就是這種管制租金存在的證明。由于管制部門可以通過各種收費和拍賣經營權的形式來瓜分管制租金，而出租車公司則通過份錢押金等形式來參與管制租金的分配，并用以彌補購買壟斷經營權所花費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管制者必然要求管制租金的最大化，也就必然要求消費者付出最高價Pc，同時只分配給司機愿意接受的最低值Pf，兩者之間的差距由管制者和出租車公司占有。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對管制租金的瓜分實際上就是第三方主體對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占有，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福利狀況由此變得更差。這些管制租金事實上也是管制部門資金的重要來源，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收費和拍賣費。這些被管制部門占有的管制租金，在信息不公開、沒有監管的情況下，最終會被管制部門所耗散。由于租金和管制者的利益正相關，因此可以預見這樣的低效率的管制并不會自動消失，而會長期存在。另外，由于管制形成的壟斷給出租車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壟斷利潤，為了保持這種利潤，出租車公司會采取行動維護其壟斷地位，有可能造成尋租腐敗，更進一步損害社會的福利。
其次，管制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和行為能力，同時減少了就業崗位。福利經濟學家森認為社會福利提高的重要體現就是社會成員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與發展，這種自由指的是實質的自由，稱為可行能力?？尚心芰炔皇侨藗儗嶋H獲得的效用，也不是物品，而是人們有可能實現的、各種有價值并值得去做的活動，包括初級的需要如營養和安全，也包括社會交往
和自尊等高級的社會需求。考慮到可行能力，人的福利就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收入，二是將收入轉化為可行能力的難易程度。出租車的數量管制提高了出租車服務的價格，降低了人們的收入，而且，數量的限制也增加了人們將收入轉化為可行能力的困難。人們雖然有足夠的收入乘坐出租車，但因為數量管制，乘客需要更多的等待，或者會遭到拒載，就相當于由于年老、生病、殘疾等狀態給人們帶來的損失一樣，消費者雖然有收入，但并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質量，無疑是一種福利的巨大損失。出租車的數量管制本來應該是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但實際上卻事與愿違，相當于本來是要人們節食以提高生活質量，但事實上卻導致了人們被迫挨餓。另外，數量的限制必然導致營運者的減少，從而損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減少了社會成員所擁有的改善福利和實現自身潛力的機會，人為地制造服務短缺，增加失業率，這也是社會福利損失的重要方面。
再次，管制引發社會沖突，這直接有悖于增進社會福利的目標。社會問題的控制程度是影響社會福利的要素之一，社會問題存在于所有的社區和社會，沖突解決得比較好的社會或社區會比其他地區有更低的犯罪與暴力，會更加安全，因而能夠將沖突問題進行有效控制的社會所擁有社會福利就比較高。但是，出租車的數量管制不但沒有解決社會存在的沖突，反而激化矛盾，引發罷運事件。管制是引起出租行業罷運的根本原因，管制形成管制租金，但由于缺乏一個分配管制租金的統一規則，各利益集團在對管制租金進行分配的過程中，使出租車司機處于利益鏈條的最薄弱環節。管制部門以各種稅費和拍賣經營權的形式參與租金的分配，而出租車公司則以份錢和租金的形式來占有管制租金，這些份錢和租金最后都要由出租車司機來承擔。司機工作辛苦收入卻很少，在管制體系的內部又沒有一種辦法來平衡出租車司機的利益，當他們的利益受損的時候，只能采用罷運這種極端的形式來反映他們的利益訴求，從而引發社會沖突。不僅如此，管制還可能導致腐敗，因為管制對出租車公司而言是有利的，既打擊了潛在的競爭對手并形成壟斷，也維持了較高的價格。因此，出租車公司很有可能為了尋求管制而對管制官員行賄，如1930年美國紐約市市長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就大力鼓吹數量管制，事后人們才知道，沃克市長暗中接受了出租車公司的賄賂，包括兩家出租車公司的股份，作為回報，使沃克市長允諾推動建立出租車數量管制。
最后，管制并不能克服機動車的外部性，緩解城市擁堵。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原則，社會福利最優的條件之一是社會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由于機動車具有負的外部性，包括造成交通擁擠、污染空氣、造成交通事故等?？紤]到這些外在成本，機動車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會成本，這就會造成市場的供給數量多于社會最優的供給數量從而形成社會福利損失。政府對出租車的數量進行管制，試圖減少出租車的市場供應數量，減少社會的福利損失，但這一目標并不能實現，因為所有的機動車都具有外部性，出租車只占機動車的一個較小比例。出租車數量管制對機動車的總的外部性的克服效果非常有限；同時，當出租車減少時，人們的出行變得更加困難，這可能會導致人們購買私人汽車進行替代，從而增加了總的機動車數量，導致更為嚴重的擁堵。事實上，擁堵都是由于私人汽車的大量增加而導致的，依靠出租車的數量管制來限制城市機動車的外部性，是完全無效的。
三、取消出租車數量管制會增進社會福利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放松對出租車數量管制已經是一個趨勢，英國、荷蘭、日本等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都紛紛取消了數量管制。英國人口最為密集的倫敦市是最早對出租馬車數量進行管制的城市之一，其管制的目的是治理道路擁擠。1833年后，由于道路設施改善，數量管制被取消，從此，再也沒有實施過數量管制，凡是符合法定條件的司機和車輛均可獲得牌照，不設定數量上限。愛爾蘭自2000年開始放松出租車管制，到2004年底，愛爾蘭出租車數量增加了兩倍，并沒有引發道路擁堵、交通事故率上升，鄉村出租車短缺、車況和服務惡化等負面效果?！肮妼Ψ潘晒苤平o予了令人矚目的積極評價?！?
取消數量管制會增加社會的福利，原因如下。
首先，取消數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壟斷帶給整個社會的低效率，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取消數量管制，必然會使大量潛在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使市場的結構由壟斷變為競爭，哈伯格三角形內部的潛在交易將得以實行。在這個三角形內部任何一點的價格和數量上，消費者和司機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社會中沒有任何人的福利會受到損害，因此這種交易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進，由于價格下降，塔洛克四邊形會自動消失，由其所引起的租金耗散也不復存在。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價格下降，壟斷租金自動消失，自然也不會有相關利益主體為爭奪管制租金而進行博弈，由出租車利益爭奪而形成的社會沖突就不復存在。
其次，取消數量管制會增加社會的就業數量，實現機會平等。數量管制政策在事實上只允許有限的經營者從事出租車行業，而剝奪了其他所有可能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的從業機會，不但不能形成有效的競爭，而且對于潛在的從業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取消數量管制可以促進競爭，增加供給，也使更多的人面臨公平的機會。
再次，取消數量管制會增加消費者的選擇空間和行為能力，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數量管制造成人為短缺，降低消費者的行為能力，是對消費者福利的剝奪。人類社會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都是以增加人們的選擇空間來實現的。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人們的選擇范圍大大的拓寬，從而使個人變得更加自由。而出租車數量管制限制了人們的正常選擇，制造人為短缺，使少數利益群體受益，必然損害社會的福利。顯然，數量管制與出租車業的公共服務目標相矛盾，取消數量管制可以避免這樣的福利損失。
取消數量管制之后，人們可能會擔心服務質量下降等問題，這可以通過加強標準和準入條件的管制來避免。這些標準包括汽車的標準和司機標準。汽車的標準如車況和車型，保養與維護等；而司機的標準則主要關注其駕駛水平和經驗，并且要對車輛和司機的服務水平定期進行檢查。這些工作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干預，可以由出租車司機組成的行業協會來進行監督。因為政府的直接干預極有可能形成新的腐敗，而行業協會比政府官員更加關心整個行業的發展，由行業協會進行的監督效果可能更好。根據英國的經驗，取消管制的地方消費者對出租車不足的抱怨大量減少，直接的服務和安全標準管制被認為是提高服務和安全水平的更為可靠的辦法。
人們最擔心的問題可能是取消數量管制之后，出租車數量增加，會形成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問題。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城市擁堵都跟過多的私家車數量有關系。凡是治理擁堵成功的城市，都必然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而不是限制出租車，相反，在眾多的對出租車進行數量管制的城市中，也存在大量道路擁堵的情況，這本身就說明，出租車的數量管制并不能緩解城市擁堵。新加坡治理擁堵就采用了限制私車和取消出租車數量管制的方法，嚴格限制私車的擁有數量，同時對出租車采取放松管制的策略。到2006年底，出租車數量增加了20％。相對于私家車而言，出租車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出租車增加會使人們減少對私家車的使用。隨著出租車數量的增加，其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必然因為競爭而下降，其數量并不會無限的增加，這也就是像倫敦這種特大型的城市也能完全取消出租車數量管制的原因。
只要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那么價格的管制也就沒有必要，競爭的市場會形成買方和賣方都接受的價格，正如在其他的競爭性市場一樣。圖1所示，為了獲得壟斷租金，管制的價格必然高于競爭時的價格。放松數量管制之后，價格下降而供給數量增加，這就是放松管制后社會福利改善的具體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