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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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論文:略論明清時期長江流域商品經濟發展的區域性特點

明清兩代，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是東部地區，而沿海的江、浙、閩、臺，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社會經濟區域的結構來看，江、浙、閩、臺的社會經濟區域組合，在歷史上經歷過很大的變動，發展出多個社會經濟區域板塊。但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它們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傳統聯系，在宏觀上，組成一個大的社會經濟區域──東南區。這也是現在華東經濟區的主體。

東南社會經濟區域的開發，可以遠溯到人類文明的黎明期。考古發現證明，這一地區是中國古文明的一個源頭。這里也曾獨立發展著古越族的文化。秦漢以降，隨著北方中原漢人一批批南移墾殖，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進本區域，實質性的大規模開發從而開始。唐宋之際，這一地區內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農業區，生產力相繼趕上中原老農業區的先進水平。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手工業、商業加速發展，城市經濟也日趨繁榮。兩宋到元代，本區域內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塊，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東西、閩東南等。而以長江三角洲和錢塘江三角洲為核心的江南，是全國主要的農產區，也是全國經濟最為富庶，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明清時代，在江南繼續保持龍頭地位的基礎上，閩東南社會經濟區域擴展到臺灣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海上貿易的聯系，本區域形成了活躍的東南沿海貿易圈。因此，把江、浙、閩、臺視為一個社會經濟區域進行多視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選擇明清東南區域作為研究對象之前，有必要對明清東南區域的經濟變遷，作為一個粗略的估計。

明清時代，東南區域的經濟，除受戰亂和特大自然災害影響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長的勢頭。這一時期的經濟變遷，呈現了如下的特點：

一、在傳統的老農業區，即己開發區，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帶，土地的農業開發幾已飽和，糧食的增長主要依賴深耕細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進，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過糧食增長的速度，這些地區相繼經歷了從糧食輸出地到糧食進口地的轉變。與此同時，傳統農業內部結構也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因地制宜，發展商品性的經濟作物，成為一種趨勢。商品性農業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家庭以副補農的需要，也刺激了專業市鎮的興起，后者又為一部分農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農業區向半開發的山區地帶或海島伸展。大批流動的"棚民"，進入皖南、閩浙邊，閩贛邊、閩粵贛邊山區，開發了玉米、番薯等糧食生產和蘭、靛為代表的經濟作物生產。以閩南移民為主力，開發了臺灣島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漸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葉，臺灣新農業區已成為東南的糧倉。傳統的北方人口南遷現象基本中止，出現本區人口向中西部與海外遷徙的兩大流向。山區和海島的進一步開發，雖然帶有粗放性，甚至帶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在當時，它是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維系區域經濟在全國的領先地位，保障糧食供應和經濟發展，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三、傳統的手工工業繼承前代而有所發展。在行業布局上，從沿海向山區延伸，開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業，資源、勞力、資金的配置出現了新的調度，區域性的專業分工更趨合理。在內部結構上，以生產外銷產品的"外向型"手工業比重增大，發展較快；家庭副業型的個體生產單位和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民營手工業發展蓬勃，手工工場已在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出現。

四、市場網絡仍以地方性的初級市場為主渠道，墟市、廟會是基層社會經濟交換活動的中心；各地之間的貨物流通仍通過傳統的水陸商路進行，自然環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沒有明顯的改善，內陸貿易的閉鎖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貿易的傳統優勢，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開放而煥發新機。沖破海禁限制而成長起來的海上私人貿易，在明代后期發展到相當規模，月港與太平洋航路的接通，為中國商品進入世界市場，間接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作出了積極貢獻。鄭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的海權擴張，執東西洋貿易之牛耳。這一發展趨勢雖為明清之際的鼎革所打斷，清代前期海外貿易中心南移廣州，但本區域仍是出口外銷大宗商品湖絲、棉布、茶葉的主要供應地，上海、廈門諸口是南北沿海航運主要的中轉港。由海路聯系的國內外市場，是市場網絡中最活躍的一端。

五、海洋經濟利益加大，沿海居民進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屢禁不止。明代中后期，從海商、海寇發展起來的海洋勢力，到鄭成功時代，造成了中國海洋經濟和海洋社會的雛形，揭開了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帷幕。作為海洋社會經濟產物的海外經濟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區，并與東來的西歐資本主義掠奪型海洋經濟的先鋒隊相遇、沖突。早期中國的海洋勢力，從明清社會經濟的全局看，還只是傳統經濟體制外的循環，但在本區域內已是一股重要的經濟推拉力，對區外的內陸經濟（特別是聯系沿海與內地的水陸商路所經地區）也產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費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費從官僚縉紳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從生活消費、科舉官場消費延伸到宗族消費、文化娛樂消費、民間信仰消費等，導引風俗由儉入奢的變化。這一變化又反過來刺激了民間工藝、建筑、旅館、青樓、文藝等服務行業的發展。但沿海與山區，城市與鄉村，消費水準進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觀。

總之，東南區域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格局下，農業、手工業都與市場發生愈來愈緊密的聯系，商品化傾向帶動的經濟變遷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強烈。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中國近代以前經濟變遷走向的一個最佳觀察點。因此，中外學術界投以廣泛的關懷，成為長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熱點，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來，我國史學界對明清東南區域變遷關懷的重點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長達三十余年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討論，大量的舉證來自東南地區，特別是江南，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分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東南地區城鄉商品經濟發達以及社會、文化變遷的歷史圖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期出現的新事物，在中國也有類似的現象。這是這場大討論取得的最大的歷史貢獻。

從新生事物生長歷程觀察明清經濟變遷，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視角。隨著討論的深入，對于什么樣的經濟現象屬于新事物或新因素？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會經濟上占有什么樣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課題擺到了學術界的面前，引發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說，借助于這場大討論，中國學術界逐漸擺脫了簡單性把商品化生產等同于資本主義的錯誤，重新審議了經營地主、雇傭勞動的性質，同時又把學術關懷從單純的生產關系層面擴大到生產力層面，以至于與經濟變遷相關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從線性描述進到立體觀察，從宏觀的通論進入區域研究、個案研究、計量研究和比較研究，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學術積累。這是這次大討論帶來的正面效果。與此同時，從舊事物的衰落變化過程來觀察明清社會經濟變遷的研究，也被帶動起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老問題，也賦予新的內容，進行新的考量。

用資本主義萌芽概括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的特點，在國內外均有眾多的贊同者和反對者。國內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意見認為：資本主義萌芽論并不是和封建經濟──傳統經濟論相對立的理論，它承認鴉片戰爭前的明清社會仍是封建社會，處在出現互解征兆，發展與停滯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階段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盡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斷，有的則和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有繼承的關系，這反映了明清社會前進的方向，"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明清時代存在發達的商品經濟，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屬于"傳統內變遷"，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問題是，明清社會沒有通過自身的內部變革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并不必然導向資本主義已為許多國家的歷史所證明，馬克思本人也沒有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當作一般發展道路[2]，那么，用資本主義萌芽概括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的特點，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有的依據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等著作，從理論上否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某些理論框架，尋找或探求取代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模式[4]。

盡管從學術理論、研究方法到史實的詮釋都還存在許多爭議，還沒有形成得到學術界普遍公認的解釋模式，但八十年代以來，圍繞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而展開的多視角的研究，正扎扎實實地推進這一領域研究的深化。在這一大背景下，明清東南經濟變遷的研究也走上一個新階段。以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區為重點的區域經濟研究，主導著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廈門大學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須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現象一起研究"[5]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展開的。八十年代以來，循著學術潮流的發展，研究課題也作了重要的調整，以專史研究和區域史研究為重點，社會史與經濟史相結合的特色更為凸顯了。通過博士研究生的培養，一批新人的投入，不僅壯大了學術隊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學術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1982)、《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1992)；傅衣凌、楊國楨主編《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1987)，傅衣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七冊(1988)，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1993)；楊國楨著《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1988)，楊國楨、陳支平著《明清時代福建的土堡》(1993)；陳支平著《清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1988)、《近500年來福建家族社會與文化》(1990)；鄭振滿著《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92)；和外單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國十大商幫》(1993)等。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劉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力六論》(1985)、陳支平的《清初賦役財政制度演變論叢》(1987)、陳春聲的《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十八世紀廣東米價分析》(1989)、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89)、李長弓的《明代驛傳役研究》(1991)、張和平的《文化的夯實：對晚明反傳統現象的再認識》(1991)、郭潤濤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業經濟研究》(1991)、周翔鶴的《清代臺灣農村經濟的計量研究》(1991)、羅一星的《珠江三角洲傳統工商城市的發展形態──明清佛山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1992)、劉正剛的《清代四川的閩粵移民研究》(1993)、劉淼的《明清沿海蕩地開發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會館史研究》(1994)。我們還以群體的力量，進行福建社會經濟史和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的計劃，前者是國家"六五"、"七五"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項目，后者是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合作項目。

這不僅僅是研究課題的伸展，而且在學術關懷上，更加注意社會生活、民俗文化的層面，把以民俗、鄉例證史的傳統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更加注意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把研究東南區域社會經濟史的傳統提升到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視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際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學的有用理論和方法，透過田野調查對契約、族譜等民間文獻和遺俗、遺制等口頭資料的搜集，豐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

以上這些研究，雖然角度、層面有所不同，卻都是緊緊圍繞明清東南區域社會經濟變遷這一主題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對學術傳統的繼承、總結與反思，另一方面是尋找發展學術傳統的新的方向，新的視野。

在長江流域經濟變遷的歷程中，由于地理環境不同，以及生產力水平、資源狀況、歷史文化傳承等諸方面的差異，明清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變遷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點，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的不同部分之間，在經濟變遷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試圖揭示明清時期長江上中下游商品經濟發展總體趨勢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異和特色，以期對今天長江流域新一輪的經濟開發熱潮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絡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長江下游經濟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盛況學術界研究成果頗豐，這里不作重復。透視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過程，可以發現，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具有以下特點：

1.這種商品經濟產生于傳統自然經濟結構的內部，是下游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促成下游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葉以來農業生產力的回升、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數的小農家庭面臨著生存壓力，同時也在農村中出現了過剩的勞動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區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國家的重賦區，到了明清時期，在農業資源和技術資源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重稅浮糧已成為江南人民的一大負擔，為了交納"比限日嚴"的國家賦稅，小農們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從事多種經營，或者把家內自給之外的剩余紡織品推向市場，最終在市場經濟利潤的刺激下，人們開始以經濟作物排擠糧食作物，出現了"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的現象（注：皇清奏議卷61，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同時心靈手巧的農村婦女們也"通宵不寢"，盡可能織出更多的剩余紡織品。

2.這種商品經濟以下游經濟區強大的農村基層社會需求為基礎。長江下游經濟區內部"自生"的商品經濟在它孕育、產生的過程中，耕織結合的傳統經濟結構經歷了多層次的分化瓦解，這不僅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趨向的擴大，而且表現在商業性農業內部出現了地域分工、集約經營；手工業商品生產內部出現了行業分工、專業分工，幾乎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小商品生產者在進行著種類有別的小商品生產，小商品生產原料的獲得，生產工具的添置和生產的各個環節幾乎都和市場發生關系，城鄉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內部的交換進一步擴大。廣泛存在于長江下游經濟區內的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和交換，在農村基層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生產和消費需求，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絡型商品經濟正是建筑在這種強大而廣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這里，小商品生產者生產和消費需求的滿足、商品交換中心的興起和發展，不再單純地表現為大都市的集中化發展，而是以小城鎮和以農村為依托的集市的興起為主要特征。明清時期，下游江南地區這樣的市鎮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它們的種類也各異，有的是當地的手工業中心，如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吳江的盛澤鎮、黃家溪市；湖州的雙林鎮、南潯鎮等，都以某種手工業品的生產而聞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業中心，如湖州的烏青鎮、菱湖鎮，太倉鶴王市，海鹽的沈蕩鎮等，"五谷、絲布、竹木、油坊、貿店、大賈往往云集"（注：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市鎮數量之巨，以及市鎮種類的多樣性充分體現了基層社會需求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各種層次的市場相互交織，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場網。明清時期，在市鎮和農村集市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長江下游經濟區原有的城市也在擴大規模和增強經濟功能，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范圍內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樣，從中心都會到農村基層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中小城市市場和大都市市場等一系列多級層次的市場連結成的市場網絡，這些市場在不同層次上發揮著交換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使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連成一體，整體走上商品經濟的發展道路。

總之，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是區域內部"自生"的，它以農村基層社會廣泛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為基礎，并且形成了市場網絡，因而這種商品經濟比較穩固，能夠持久，不會因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長江上游經濟區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在長江上游經濟區這個封閉的地理單元里，同樣也存在著因區內自然經濟內部結構的變動而產生的商品經濟，特別是清中葉后，四川等地的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農村中較為普遍，家庭手工業也出現了"機聲軋軋常徹夜不休"的火熱場面；商品交換也有所發展，據四川有關方志的記載，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場數1000多個，到了清乾隆年間已有3000個（注：高王凌：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專題1994年第6期。）。但總的來說， 上游經濟區小農經濟商品化的規模和程度遠不如下游經濟區。在有限的商品經濟總量中，源于上游經濟區區域內部需求的商品經濟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經濟區商品經濟的主要方面體現為因外部市場需求刺激而發展起來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它的特點是：

1.從進入市場的主要商品來看，大多數為本省特有的產品或優勢產品。長江上游經濟區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糧食作物是本區的一大優勢之一，糖、麻、桐、茶、藥材等經濟作物更是本區特有的優勢。明清時期，隨著長江下游及其他地區城鎮的繁榮，非農業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國商品市場的形成，上游地區的糧食成為全國市場的急需品，各類特有的經濟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為外部市場的搶手貨。上游川省人民便順應這種需求，將糧食和山貨轉化為商品。重慶是四川糧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買米之商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販、又運下江，絡繹不絕"。據記載，乾隆十八年四川運往江蘇、浙江的糧食達40萬石，乾隆二十三年運往山東的糧食亦達40萬石（注：李龍潛：明清經濟史。）。一些縣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產運往外地的記載。如綦江縣所產之山絲、枳桔、桐油、竹紙、藥材、靛藍，歲銷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屬之錢，不可以數計也"（注：同治綦江縣志卷2。）； 南川縣"邑產除稻、椒、麥、黍及尋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攜外"，藥材、茶、筍、漆、蠟、煤、鐵、硝、磺、桐等"較他處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農之余藉資貿易，負販絡繹于途，歲獲其利"（注：光緒南川縣志卷2。）。

2.商品生產結構受外部市場需求的調節。在外部市場需求吸引下，上游經濟區總是選擇具有區域優勢的物品投入市場。明清以來日益強大的外部市場需求促使上游地區擴大原有優勢物產的種植和生產規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產優勢，從而改變商品生產結構。乾隆以來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糧食作物優勢之外，經濟作物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規模的商品種植（生產）優勢。一些地域產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專業種植區，如，潼川、順慶等府形成了養蠶區域，"蜀中墻下種桑，宅內養蠶以為常業"（注：皇朝經世文編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縣多種煙草，新津"邑人業煙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種之殆遍"（注：道光新津縣志卷29。）。以本地特產為原料的手工業形成一定規模，如隆昌、榮昌一帶"比戶皆績"所產夏布"富商大賈購販京華，遠逮各省"（注：光緒榮昌縣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開始大量種植鴉片，鴉片的種植和貿易成為近代四川商業性農業的主要方面，盡管這是一種罪惡的畸形狀況，但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種現象也正體現了外部市場對上游地區商品生產結構的調節作用。

3.商品的流通對商人和商路依賴性大。長江上游經濟區地形的復雜，地理環境的封閉性，使該區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該區的商品外運以水路為主，長途販運往往以一些河流為依托，與一些城市相連，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販運路線。如成都府16州縣的鹽、白蠟等物品靠岷江運出；重慶、合州等城市則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輸出茶、桐油等，這些物產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長江干流而下，運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全國各地市場。四川盆地也有幾條通往外地的陸上運輸線，分別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兩湖路，但是這些山路運輸條件非常艱苦，只能靠挑夫和馱畜組成的商隊，翻越盆地邊緣的山道（注：彭澤益主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封建政府為謀取暴利，往往加重長江水運路線的商稅，迫使許多商品的運輸由便利的水運轉向艱難的陸運，這種流通渠道的畸形現象從反面說明了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路的依賴。

同時，由于這種商品經濟主要面向外地市場，商品的流通主要經過長途販運，商品生產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換的全過程，而是經過一些商人或商幫的采辦。在長期的商品流通過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辦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相對固定的商幫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辦者主要為西幫，到清代廣東幫及川幫均有采辦；川東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陜幫商人購運，以后湖北、江西兩幫商人來得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時由漢口幫采辦（注：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這種采辦方式說明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賴性。

三、長江中游經濟區的"口岸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業貿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鎮"漢口為中心，包括沙市、漢陽、武昌、宜昌在內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個對外連接全國市場，對內溝通廣大內陸腹地的商品流通體系，從而使這些口岸城市成為全國的轉運中心，轉運貿易經濟盛極一時，這種口岸型經濟的特點是：

1.這種商品經濟的形成以優越的地理位置為依托，以全國各地商品經濟持續發展為條件。長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達的交通要塞，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陜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轉輸"（注：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沙市"蜀舟吳船欲上下者，必來此貿易，以故萬舫櫛比、百貨燈聚"（注：孔自來江陵志余卷4。）；宜昌則"扼荊襄之門戶， 川楚之咽喉"（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這種地理位置的優勢，一旦遇上社會經濟進步、商品經濟發展的機遇就極容易轉化為商業貿易優勢。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商品經濟的高漲期，這為長江中游口岸型經濟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明洪武年間，漢口一帶還是一處蘆葦叢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這里已是"五方雜處"、"商賈輻輳"，一躍而成為明清四大鎮之一。這一過程正是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貿易優勢的真實寫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支撐口岸型經濟的是全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長江中游地區口岸型商品經濟不僅依托于中游地區的社會需求，更是以全國的消費需求為基礎的。

2.這種商品經濟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領域，以集散、轉運各地商貨為基本的商業活動形式。以湖北的漢口為中心的長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時期全國商品經濟大潮中扮演了全國的"商品倉庫"、"商人俱樂部"的角色。漢口鎮"九州四海之物，殊形異狀，來自遠方者旁溢露積"（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貨充韌"（注：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貨充韌，津頭則萬舫鱗集"（注：光緒荊州府志卷4。）。 當時廣東的鐵制品、糖、蘇木、蠟，福建的蔗糖、煙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蠶絲、紙張，云貴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糧食、藥材等都云集于以漢口為首的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兩個，一是由來自各地的客商經過交換后，各取所需，將異地商品運回各地市場；二是與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換后，由中游地區的中、小商人再運回中游腹地。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覆蓋中游腹地，連接四面八方的龐大的市場交換系統，流通領域迅速擴大，商貨運銷千里之外，轉運貿易空前活躍，形成了中游地區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經濟。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商人和商業資本發揮了主導作用。明清時，長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僅是全國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業資本集中的區域，特別是漢口鎮，被人嘆為"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其各省商賈無不有本店或支店設于其間"（注：民國夏口縣志·商務志。）。當時全國各地的商人和商幫都前來漢口等口岸城市進行商貿活動，著名的有川幫、潮幫、廣東幫等，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銷售的主動權，全國各地的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要憑借這些商人和商業資本的中轉才能完成各種需求的交換和滿足過程，因而商人和商業資本在口岸型商品經濟中起了主導作用。

這種主導作用還體現在商人和商業資本對中游內地商品經濟的帶動和控制上。長江中游經濟區得"中"獨厚的地理位置和繁榮的口岸經濟使得中游經濟區的廣大內地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上也得之機先。依托以口岸城市為中心的商品轉運網，中游地區以棉紡織業為特色的地方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許多地方大面積種植棉花，棉區農村"鄉民家勤紡織，貿布販棉"（注：光緒漢陽縣志·地理志。），"機杼之聲相聞"（注：光緒蘄水縣志·風俗。），"民皆持此為主"（注：光緒孝感縣志·土物。）。中游地區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歡迎，如漢川布"近而襄楚南，遠而秦晉滇黔，咸來爭布"，葛仙布、陽羅布、黃州大布等也在全國擁有很大的市場（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區適應形勢抓住機遇發展地方商品經濟的同時，外地商業資本也開始向中游腹地滲透，推動和控制該區的小商品生產，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樓洞茶葉的生產和流通，山西和陜西的客商將漢陽縣的布買到漢口加工染造，以應"遠賈之貿易"（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等， 所有這些都說明商業資本的無孔不入和強大的控制力。

綜上所述，明清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經濟區分別呈現為特產型、口岸型、市場網絡型的商品經濟形態，分別以其封閉性和滯后性、過渡性和流動性、開放性和領先性標示出區域經濟變遷的差異。這種區域經濟變遷的差異又帶來了農村經濟結構（包括農業結構、家庭手工業結構、人口與土地的搭配結構）變遷的差異，具體表現為：中、上游經濟區是傳統經濟模式在新開發地域、新的開發水準上的重建和擴展，商品經濟已經產生并逐步擴大影響；下游經濟區則是農業、手工業的商品化趨向日益擴大，自給自足的傳統模式遭受的沖擊日益嚴重，新的商品經濟體系正在構建。

商品經濟論文:略論明清時期長江流域商品經濟發展的區域性特點

明清兩代，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是東部地區，而沿海的江、浙、閩、臺，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社會經濟區域的結構來看，江、浙、閩、臺的社會經濟區域組合，在歷史上經歷過很大的變動，發展出多個社會經濟區域板塊。但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它們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傳統聯系，在宏觀上，組成一個大的社會經濟區域──東南區。這也是現在華東經濟區的主體。

東南社會經濟區域的開發，可以遠溯到人類文明的黎明期?？脊虐l現證明，這一地區是中國古文明的一個源頭。這里也曾獨立發展著古越族的文化。秦漢以降，隨著北方中原漢人一批批南移墾殖，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進本區域，實質性的大規模開發從而開始。唐宋之際，這一地區內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農業區，生產力相繼趕上中原老農業區的先進水平。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手工業、商業加速發展，城市經濟也日趨繁榮。兩宋到元代，本區域內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塊，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東西、閩東南等。而以長江三角洲和錢塘江三角洲為核心的江南，是全國主要的農產區，也是全國經濟最為富庶，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明清時代，在江南繼續保持龍頭地位的基礎上，閩東南社會經濟區域擴展到臺灣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海上貿易的聯系，本區域形成了活躍的東南沿海貿易圈。因此，把江、浙、閩、臺視為一個社會經濟區域進行多視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選擇明清東南區域作為研究對象之前，有必要對明清東南區域的經濟變遷，作為一個粗略的估計。

明清時代，東南區域的經濟，除受戰亂和特大自然災害影響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長的勢頭。這一時期的經濟變遷，呈現了如下的特點：

一、在傳統的老農業區，即己開發區，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帶，土地的農業開發幾已飽和，糧食的增長主要依賴深耕細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進，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過糧食增長的速度，這些地區相繼經歷了從糧食輸出地到糧食進口地的轉變。與此同時，傳統農業內部結構也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因地制宜，發展商品性的經濟作物，成為一種趨勢。商品性農業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家庭以副補農的需要，也刺激了專業市鎮的興起，后者又為一部分農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農業區向半開發的山區地帶或海島伸展。大批流動的"棚民"，進入皖南、閩浙邊，閩贛邊、閩粵贛邊山區，開發了玉米、番薯等糧食生產和蘭、靛為代表的經濟作物生產。以閩南移民為主力，開發了臺灣島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漸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葉，臺灣新農業區已成為東南的糧倉。傳統的北方人口南遷現象基本中止，出現本區人口向中西部與海外遷徙的兩大流向。山區和海島的進一步開發，雖然帶有粗放性，甚至帶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在當時，它是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維系區域經濟在全國的領先地位，保障糧食供應和經濟發展，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三、傳統的手工工業繼承前代而有所發展。在行業布局上，從沿海向山區延伸，開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業，資源、勞力、資金的配置出現了新的調度，區域性的專業分工更趨合理。在內部結構上，以生產外銷產品的"外向型"手工業比重增大，發展較快；家庭副業型的個體生產單位和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民營手工業發展蓬勃，手工工場已在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出現。

四、市場網絡仍以地方性的初級市場為主渠道，墟市、廟會是基層社會經濟交換活動的中心；各地之間的貨物流通仍通過傳統的水陸商路進行，自然環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沒有明顯的改善，內陸貿易的閉鎖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貿易的傳統優勢，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開放而煥發新機。沖破海禁限制而成長起來的海上私人貿易，在明代后期發展到相當規模，月港與太平洋航路的接通，為中國商品進入世界市場，間接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作出了積極貢獻。鄭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的海權擴張，執東西洋貿易之牛耳。這一發展趨勢雖為明清之際的鼎革所打斷，清代前期海外貿易中心南移廣州，但本區域仍是出口外銷大宗商品湖絲、棉布、茶葉的主要供應地，上海、廈門諸口是南北沿海航運主要的中轉港。由海路聯系的國內外市場，是市場網絡中最活躍的一端。

五、海洋經濟利益加大，沿海居民進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屢禁不止。明代中后期，從海商、海寇發展起來的海洋勢力，到鄭成功時代，造成了中國海洋經濟和海洋社會的雛形，揭開了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帷幕。作為海洋社會經濟產物的海外經濟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區，并與東來的西歐資本主義掠奪型海洋經濟的先鋒隊相遇、沖突。早期中國的海洋勢力，從明清社會經濟的全局看，還只是傳統經濟體制外的循環，但在本區域內已是一股重要的經濟推拉力，對區外的內陸經濟（特別是聯系沿海與內地的水陸商路所經地區）也產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費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費從官僚縉紳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從生活消費、科舉官場消費延伸到宗族消費、文化娛樂消費、民間信仰消費等，導引風俗由儉入奢的變化。這一變化又反過來刺激了民間工藝、建筑、旅館、青樓、文藝等服務行業的發展。但沿海與山區，城市與鄉村，消費水準進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觀。

總之，東南區域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格局下，農業、手工業都與市場發生愈來愈緊密的聯系，商品化傾向帶動的經濟變遷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強烈。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中國近代以前經濟變遷走向的一個最佳觀察點。因此，中外學術界投以廣泛的關懷，成為長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熱點，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來，我國史學界對明清東南區域變遷關懷的重點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長達三十余年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討論，大量的舉證來自東南地區，特別是江南，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分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東南地區城鄉商品經濟發達以及社會、文化變遷的歷史圖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期出現的新事物，在中國也有類似的現象。這是這場大討論取得的最大的歷史貢獻。

從新生事物生長歷程觀察明清經濟變遷，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視角。隨著討論的深入，對于什么樣的經濟現象屬于新事物或新因素？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會經濟上占有什么樣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課題擺到了學術界的面前，引發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說，借助于這場大討論，中國學術界逐漸擺脫了簡單性把商品化生產等同于資本主義的錯誤，重新審議了經營地主、雇傭勞動的性質，同時又把學術關懷從單純的生產關系層面擴大到生產力層面，以至于與經濟變遷相關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從線性描述進到立體觀察，從宏觀的通論進入區域研究、個案研究、計量研究和比較研究，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學術積累。這是這次大討論帶來的正面效果。與此同時，從舊事物的衰落變化過程來觀察明清社會經濟變遷的研究，也被帶動起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老問題，也賦予新的內容，進行新的考量。

用資本主義萌芽概括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的特點，在國內外均有眾多的贊同者和反對者。國內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意見認為：資本主義萌芽論并不是和封建經濟──傳統經濟論相對立的理論，它承認鴉片戰爭前的明清社會仍是封建社會，處在出現互解征兆，發展與停滯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階段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盡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斷，有的則和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有繼承的關系，這反映了明清社會前進的方向，"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明清時代存在發達的商品經濟，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屬于"傳統內變遷"，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問題是，明清社會沒有通過自身的內部變革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并不必然導向資本主義已為許多國家的歷史所證明，馬克思本人也沒有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當作一般發展道路[2]，那么，用資本主義萌芽概括明清東南區域經濟變遷的特點，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有的依據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等著作，從理論上否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某些理論框架，尋找或探求取代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模式[4]。

盡管從學術理論、研究方法到史實的詮釋都還存在許多爭議，還沒有形成得到學術界普遍公認的解釋模式，但八十年代以來，圍繞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而展開的多視角的研究，正扎扎實實地推進這一領域研究的深化。在這一大背景下，明清東南經濟變遷的研究也走上一個新階段。以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區為重點的區域經濟研究，主導著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廈門大學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須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現象一起研究"[5]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展開的。八十年代以來，循著學術潮流的發展，研究課題也作了重要的調整，以專史研究和區域史研究為重點，社會史與經濟史相結合的特色更為凸顯了。通過博士研究生的培養，一批新人的投入，不僅壯大了學術隊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學術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1982)、《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1992)；傅衣凌、楊國楨主編《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1987)，傅衣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七冊(1988)，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1993)；楊國楨著《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1988)，楊國楨、陳支平著《明清時代福建的土堡》(1993)；陳支平著《清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1988)、《近500年來福建家族社會與文化》(1990)；鄭振滿著《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92)；和外單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國十大商幫》(1993)等。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劉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力六論》(1985)、陳支平的《清初賦役財政制度演變論叢》(1987)、陳春聲的《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十八世紀廣東米價分析》(1989)、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89)、李長弓的《明代驛傳役研究》(1991)、張和平的《文化的夯實：對晚明反傳統現象的再認識》(1991)、郭潤濤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業經濟研究》(1991)、周翔鶴的《清代臺灣農村經濟的計量研究》(1991)、羅一星的《珠江三角洲傳統工商城市的發展形態──明清佛山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1992)、劉正剛的《清代四川的閩粵移民研究》(1993)、劉淼的《明清沿海蕩地開發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會館史研究》(1994)。我們還以群體的力量，進行福建社會經濟史和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的計劃，前者是國家"六五"、"七五"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項目，后者是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合作項目。

這不僅僅是研究課題的伸展，而且在學術關懷上，更加注意社會生活、民俗文化的層面，把以民俗、鄉例證史的傳統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更加注意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把研究東南區域社會經濟史的傳統提升到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視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際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學的有用理論和方法，透過田野調查對契約、族譜等民間文獻和遺俗、遺制等口頭資料的搜集，豐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

以上這些研究，雖然角度、層面有所不同，卻都是緊緊圍繞明清東南區域社會經濟變遷這一主題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對學術傳統的繼承、總結與反思，另一方面是尋找發展學術傳統的新的方向，新的視野。

在長江流域經濟變遷的歷程中，由于地理環境不同，以及生產力水平、資源狀況、歷史文化傳承等諸方面的差異，明清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變遷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點，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的不同部分之間，在經濟變遷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試圖揭示明清時期長江上中下游商品經濟發展總體趨勢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異和特色，以期對今天長江流域新一輪的經濟開發熱潮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絡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長江下游經濟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盛況學術界研究成果頗豐，這里不作重復。透視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過程，可以發現，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具有以下特點：

1.這種商品經濟產生于傳統自然經濟結構的內部，是下游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促成下游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葉以來農業生產力的回升、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數的小農家庭面臨著生存壓力，同時也在農村中出現了過剩的勞動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區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國家的重賦區，到了明清時期，在農業資源和技術資源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重稅浮糧已成為江南人民的一大負擔，為了交納"比限日嚴"的國家賦稅，小農們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從事多種經營，或者把家內自給之外的剩余紡織品推向市場，最終在市場經濟利潤的刺激下，人們開始以經濟作物排擠糧食作物，出現了"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的現象（注：皇清奏議卷61，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同時心靈手巧的農村婦女們也"通宵不寢"，盡可能織出更多的剩余紡織品。

2.這種商品經濟以下游經濟區強大的農村基層社會需求為基礎。長江下游經濟區內部"自生"的商品經濟在它孕育、產生的過程中，耕織結合的傳統經濟結構經歷了多層次的分化瓦解，這不僅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趨向的擴大，而且表現在商業性農業內部出現了地域分工、集約經營；手工業商品生產內部出現了行業分工、專業分工，幾乎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小商品生產者在進行著種類有別的小商品生產，小商品生產原料的獲得，生產工具的添置和生產的各個環節幾乎都和市場發生關系，城鄉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內部的交換進一步擴大。廣泛存在于長江下游經濟區內的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和交換，在農村基層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生產和消費需求，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絡型商品經濟正是建筑在這種強大而廣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這里，小商品生產者生產和消費需求的滿足、商品交換中心的興起和發展，不再單純地表現為大都市的集中化發展，而是以小城鎮和以農村為依托的集市的興起為主要特征。明清時期，下游江南地區這樣的市鎮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它們的種類也各異，有的是當地的手工業中心，如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吳江的盛澤鎮、黃家溪市；湖州的雙林鎮、南潯鎮等，都以某種手工業品的生產而聞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業中心，如湖州的烏青鎮、菱湖鎮，太倉鶴王市，海鹽的沈蕩鎮等，"五谷、絲布、竹木、油坊、貿店、大賈往往云集"（注：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市鎮數量之巨，以及市鎮種類的多樣性充分體現了基層社會需求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各種層次的市場相互交織，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場網。明清時期，在市鎮和農村集市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長江下游經濟區原有的城市也在擴大規模和增強經濟功能，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范圍內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樣，從中心都會到農村基層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中小城市市場和大都市市場等一系列多級層次的市場連結成的市場網絡，這些市場在不同層次上發揮著交換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使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連成一體，整體走上商品經濟的發展道路。

總之，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是區域內部"自生"的，它以農村基層社會廣泛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為基礎，并且形成了市場網絡，因而這種商品經濟比較穩固，能夠持久，不會因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長江上游經濟區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在長江上游經濟區這個封閉的地理單元里，同樣也存在著因區內自然經濟內部結構的變動而產生的商品經濟，特別是清中葉后，四川等地的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農村中較為普遍，家庭手工業也出現了"機聲軋軋常徹夜不休"的火熱場面；商品交換也有所發展，據四川有關方志的記載，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場數1000多個，到了清乾隆年間已有3000個（注：高王凌：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專題1994年第6期。）。但總的來說， 上游經濟區小農經濟商品化的規模和程度遠不如下游經濟區。在有限的商品經濟總量中，源于上游經濟區區域內部需求的商品經濟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經濟區商品經濟的主要方面體現為因外部市場需求刺激而發展起來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它的特點是：

1.從進入市場的主要商品來看，大多數為本省特有的產品或優勢產品。長江上游經濟區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糧食作物是本區的一大優勢之一，糖、麻、桐、茶、藥材等經濟作物更是本區特有的優勢。明清時期，隨著長江下游及其他地區城鎮的繁榮，非農業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國商品市場的形成，上游地區的糧食成為全國市場的急需品，各類特有的經濟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為外部市場的搶手貨。上游川省人民便順應這種需求，將糧食和山貨轉化為商品。重慶是四川糧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買米之商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販、又運下江，絡繹不絕"。據記載，乾隆十八年四川運往江蘇、浙江的糧食達40萬石，乾隆二十三年運往山東的糧食亦達40萬石（注：李龍潛：明清經濟史。）。一些縣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產運往外地的記載。如綦江縣所產之山絲、枳桔、桐油、竹紙、藥材、靛藍，歲銷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屬之錢，不可以數計也"（注：同治綦江縣志卷2。）； 南川縣"邑產除稻、椒、麥、黍及尋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攜外"，藥材、茶、筍、漆、蠟、煤、鐵、硝、磺、桐等"較他處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農之余藉資貿易，負販絡繹于途，歲獲其利"（注：光緒南川縣志卷2。）。

2.商品生產結構受外部市場需求的調節。在外部市場需求吸引下，上游經濟區總是選擇具有區域優勢的物品投入市場。明清以來日益強大的外部市場需求促使上游地區擴大原有優勢物產的種植和生產規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產優勢，從而改變商品生產結構。乾隆以來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糧食作物優勢之外，經濟作物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規模的商品種植（生產）優勢。一些地域產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專業種植區，如，潼川、順慶等府形成了養蠶區域，"蜀中墻下種桑，宅內養蠶以為常業"（注：皇朝經世文編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縣多種煙草，新津"邑人業煙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種之殆遍"（注：道光新津縣志卷29。）。以本地特產為原料的手工業形成一定規模，如隆昌、榮昌一帶"比戶皆績"所產夏布"富商大賈購販京華，遠逮各省"（注：光緒榮昌縣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開始大量種植鴉片，鴉片的種植和貿易成為近代四川商業性農業的主要方面，盡管這是一種罪惡的畸形狀況，但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種現象也正體現了外部市場對上游地區商品生產結構的調節作用。

3.商品的流通對商人和商路依賴性大。長江上游經濟區地形的復雜，地理環境的封閉性，使該區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該區的商品外運以水路為主，長途販運往往以一些河流為依托，與一些城市相連，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販運路線。如成都府16州縣的鹽、白蠟等物品靠岷江運出；重慶、合州等城市則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輸出茶、桐油等，這些物產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長江干流而下，運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全國各地市場。四川盆地也有幾條通往外地的陸上運輸線，分別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兩湖路，但是這些山路運輸條件非常艱苦，只能靠挑夫和馱畜組成的商隊，翻越盆地邊緣的山道（注：彭澤益主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封建政府為謀取暴利，往往加重長江水運路線的商稅，迫使許多商品的運輸由便利的水運轉向艱難的陸運，這種流通渠道的畸形現象從反面說明了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路的依賴。

同時，由于這種商品經濟主要面向外地市場，商品的流通主要經過長途販運，商品生產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換的全過程，而是經過一些商人或商幫的采辦。在長期的商品流通過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辦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相對固定的商幫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辦者主要為西幫，到清代廣東幫及川幫均有采辦；川東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陜幫商人購運，以后湖北、江西兩幫商人來得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時由漢口幫采辦（注：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這種采辦方式說明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賴性。

三、長江中游經濟區的"口岸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業貿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鎮"漢口為中心，包括沙市、漢陽、武昌、宜昌在內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個對外連接全國市場，對內溝通廣大內陸腹地的商品流通體系，從而使這些口岸城市成為全國的轉運中心，轉運貿易經濟盛極一時，這種口岸型經濟的特點是：

1.這種商品經濟的形成以優越的地理位置為依托，以全國各地商品經濟持續發展為條件。長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達的交通要塞，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陜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轉輸"（注：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沙市"蜀舟吳船欲上下者，必來此貿易，以故萬舫櫛比、百貨燈聚"（注：孔自來江陵志余卷4。）；宜昌則"扼荊襄之門戶， 川楚之咽喉"（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這種地理位置的優勢，一旦遇上社會經濟進步、商品經濟發展的機遇就極容易轉化為商業貿易優勢。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商品經濟的高漲期，這為長江中游口岸型經濟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明洪武年間，漢口一帶還是一處蘆葦叢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這里已是"五方雜處"、"商賈輻輳"，一躍而成為明清四大鎮之一。這一過程正是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貿易優勢的真實寫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支撐口岸型經濟的是全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長江中游地區口岸型商品經濟不僅依托于中游地區的社會需求，更是以全國的消費需求為基礎的。

2.這種商品經濟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領域，以集散、轉運各地商貨為基本的商業活動形式。以湖北的漢口為中心的長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時期全國商品經濟大潮中扮演了全國的"商品倉庫"、"商人俱樂部"的角色。漢口鎮"九州四海之物，殊形異狀，來自遠方者旁溢露積"（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貨充韌"（注：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貨充韌，津頭則萬舫鱗集"（注：光緒荊州府志卷4。）。 當時廣東的鐵制品、糖、蘇木、蠟，福建的蔗糖、煙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蠶絲、紙張，云貴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糧食、藥材等都云集于以漢口為首的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兩個，一是由來自各地的客商經過交換后，各取所需，將異地商品運回各地市場；二是與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換后，由中游地區的中、小商人再運回中游腹地。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覆蓋中游腹地，連接四面八方的龐大的市場交換系統，流通領域迅速擴大，商貨運銷千里之外，轉運貿易空前活躍，形成了中游地區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經濟。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商人和商業資本發揮了主導作用。明清時，長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僅是全國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業資本集中的區域，特別是漢口鎮，被人嘆為"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其各省商賈無不有本店或支店設于其間"（注：民國夏口縣志·商務志。）。當時全國各地的商人和商幫都前來漢口等口岸城市進行商貿活動，著名的有川幫、潮幫、廣東幫等，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銷售的主動權，全國各地的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要憑借這些商人和商業資本的中轉才能完成各種需求的交換和滿足過程，因而商人和商業資本在口岸型商品經濟中起了主導作用。

這種主導作用還體現在商人和商業資本對中游內地商品經濟的帶動和控制上。長江中游經濟區得"中"獨厚的地理位置和繁榮的口岸經濟使得中游經濟區的廣大內地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上也得之機先。依托以口岸城市為中心的商品轉運網，中游地區以棉紡織業為特色的地方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許多地方大面積種植棉花，棉區農村"鄉民家勤紡織，貿布販棉"（注：光緒漢陽縣志·地理志。），"機杼之聲相聞"（注：光緒蘄水縣志·風俗。），"民皆持此為主"（注：光緒孝感縣志·土物。）。中游地區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歡迎，如漢川布"近而襄楚南，遠而秦晉滇黔，咸來爭布"，葛仙布、陽羅布、黃州大布等也在全國擁有很大的市場（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區適應形勢抓住機遇發展地方商品經濟的同時，外地商業資本也開始向中游腹地滲透，推動和控制該區的小商品生產，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樓洞茶葉的生產和流通，山西和陜西的客商將漢陽縣的布買到漢口加工染造，以應"遠賈之貿易"（注：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等， 所有這些都說明商業資本的無孔不入和強大的控制力。

綜上所述，明清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經濟區分別呈現為特產型、口岸型、市場網絡型的商品經濟形態，分別以其封閉性和滯后性、過渡性和流動性、開放性和領先性標示出區域經濟變遷的差異。這種區域經濟變遷的差異又帶來了農村經濟結構（包括農業結構、家庭手工業結構、人口與土地的搭配結構）變遷的差異，具體表現為：中、上游經濟區是傳統經濟模式在新開發地域、新的開發水準上的重建和擴展，商品經濟已經產生并逐步擴大影響；下游經濟區則是農業、手工業的商品化趨向日益擴大，自給自足的傳統模式遭受的沖擊日益嚴重，新的商品經濟體系正在構建。

商品經濟論文:在商品經濟下的發展及社會效應

眾所周知，美國是全球演講業最發達的國家，每年僅“直接演講業”的產值就高達二十幾億美元，可見其演講商品化的發展程度。我國的演講活動雖然并未形成一種產業，也尚未出現職業演講家，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推動下，演講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態勢。具體如下：

一、商品經濟意識的介入客觀地說，在商品經濟意識的作用下，今天的人們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演講者，重新以商品經濟的眼光觀察社會、透視人生、辨析復雜的人際關系，闡發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例如：

“改革開放的大潮一浪高過一浪，競爭已進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競爭，在優勝劣汰中，每個有識之士都會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發現、尋找，更重要的還是在于自我推銷?！?

這是陳駒在題為《時代需要推銷你自己》的演講中說的一段話。演講者以充滿商品意識和競爭觀念的“推銷”一詞立論，深入闡述了在人才競爭中勇于“自我推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當我們翻閱報刊的時候，常常會看到諸如《市場——一所新大學》《幸福未漲價》一類的演講題目。由此可見，商品經濟意識的介入，使演講這一現實活動，體現出了多么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商品經濟活動的介入隨著市場經濟的日趨活躍，無論是商品廣告、市場營銷，還是商貿洽談、交易論辯，都離不開信息的傳播和交流。演講作為一種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經濟活動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無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經濟活動的廣泛參預，使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中一片獨具魅力的風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說過這么一段話：‘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樂、肉欲、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公司經營從根本上是服務于顧客，但絕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來迎合與滿足之，用這種方式賺來的錢也必然是骯臟與不潔的，因為它損害了人類至高無上的尊嚴！”

這是胡平在公司開業典禮上以《商道與尊嚴》為題發表的一段演講。演講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論，旗幟鮮明地鞭撻了在商業經營活動中損害人類尊嚴的“一切齷齪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給人以強烈的警示。這類商品經濟活動的廣泛參預對演講業的發展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商品經濟語匯的介入演講是一種語言藝術，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文明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大量傳播商品經濟信息的語匯已介入到各種商務演講中來了。同時，隨著對外開放的經濟交流不斷擴大與深入，許多體現現代商品經濟色彩的外來語匯也被大量地吸收過來，并派生出各式各樣的新語匯，從而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交際語言的實用性與表現力。這種符合語言發展客觀規律的文化現象，也就成了演講業發展的一個強力推動劑。例如：“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著生產建設資金投入短缺問題的同時，消費品的生產量和進口量的強勢增長卻偏偏要處處擠投資，爭原料，搶能源，占市場，形成難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脹剛性，而這又恰恰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初始階段的大忌。難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氣地指出：國內的進口狂熱和超前消費簡直就是‘破產行為’！”

這是史策在題為《快從集團消費中警醒》演講中的一段話。演講者在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和矛盾的基礎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團消費”的嚴重危害。語勢強烈的表達中融入了不少經濟語匯，鮮明地體現了具有時代信息的語言特色。

四、新形勢下演講的社會效應那么，新形勢下演講的這種新的發展態勢將會產生哪些積極的社會效應呢？

（一）交際效應。演講是一種社會性的交際活動。它采取商業性實踐活動方式的意義，不僅反映在擴展的交際領域上，而且表現在獲取的交際效應上。不管是開業慶典、公益贊助，還是商務宴請、經貿饋贈，演講者的致辭都將產生特定的社會交際效應。這種效應，既可以調節人際關系，又能夠增強社會效益。

（二）廣告效應。演講是一種公開性的現實活動。它勢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發揮作用。強烈的廣告效應，就是這種影響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競選、應聘、營銷、義賣等社會活動中，人們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講的廣告效應，為自己或企業樹立起良好的公眾形象的。這不僅可以向社會展示個人的才智，而且能夠為群體謀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應。演講是一種交流性的信息活動。它的社會作用的增強，適應了現代信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在演講的商業性實踐活動中，信息的傳播和反饋，就成了演講者語言表達的動因和現場交流的實效。正因為這種信息效應體現了演講的巨大優勢，所以，這種優勢又反過來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四）價值效應。演講是一種功利性的社會實踐活動。演講者運用演講的方式，向聽眾傳播思想、學識、經驗、技術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聽眾提高認識，努力行動，為社會創造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這就是演講的價值效應。目前，社會各界人士踴躍聽取著名經濟學家的學術演講和成功企業家的事跡演講報告，就反映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實踐表明，在現代社會中，演講已經開始采取商品式價值實現手段，因為這不僅是市場經濟規律使然，也是自身發展的實際需要。

商品經濟論文:對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性的再認識

摘 要：作者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這一論斷與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在邏輯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從四個方面分別說明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經濟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質特征的表現，社會分工不可能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我國現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事實不能說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相容的，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的理論依據并不是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相容的，以論證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經濟 相容性

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論證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如何解釋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之間的相容性在當時被認為是完成這一任務的關鍵所在。因為在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中，社會分工和私有制被認為是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資本主義經濟被認為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則被認為是非商品經濟性質的。也就是說，公有制被認為是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在重新認識商品經濟的過程中，解決所謂傳統理論與現實之間這一矛盾（筆者認為這一矛盾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思路是將商品經濟的存在條件解釋為社會分工和生產者之間存在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而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既可以表現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間又可以表現在不同公有者之間，還可以表現同一公有范圍內部。另一種思路是認為商品經濟的存在條件就是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從表面看，這兩種思路似乎都可以解決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商品經濟是否相容這一難題，得出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的結論，從而可以在此基礎之上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當初，這種新的商品經濟理論也確實對于推動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兩種所謂新思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之間的相容性問題，因為這里有兩個深層次的關鍵性問題被掩蓋了：一是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經濟利益的存在與公有制的本質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會分工是否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另外，上述關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性的新理論或新觀點最具有說服力的依據是所謂事實證明或實踐檢驗，即以當代社會主義的現實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現實說明其正確性。而這又涉及到兩個有待解決的更為重要的深層次問題：一是我國現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事實是否能夠證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相容的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釋或說明。

筆者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是不相容的，而這與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在邏輯上并不矛盾。本文擬對上述的四個深層次問題逐一進行分析，分別得出否定性結論，以最終說明自己的觀點。

一

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經濟利益的存在，使得他們之間只有通過等價交換才能實現互通有無的需要，從而使社會經濟具有商品性，這種說法本身并沒有問題。但是，這種所謂新觀點既不是什么對馬克思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也不能說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

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條件下生產者之間互通有無的需要之所以必須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得以實現，就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謂商品交換關系實際上就是一種經濟利益關系，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的?！?我國現階段公有制實體之間以及公有制實體內部勞動者集體或個人之間所存在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是由于他們在生產資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別所決定的，人們對此也沒有異議。但是，這種由于生產資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別所導致的人們在經濟利益上的差別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質屬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現，而是我國現階段公有制經濟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現。?

在公有制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不存在由于生產資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的占有或使用而獲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經濟利益；在私有制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存在著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也就是說，有人可以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獲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經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之間是否存在著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區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個重要標志。

我國現階段兩種公有制形式之間和集體所有制內部各經濟實體之間是不同所有者之間的關系，這是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將這種不同所有者之間所存在的商品交換關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相容的一個重要依據，則是一種誤解。因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關系，或人們之間不存在由于生產資料占有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只可能體現在一個有效的公有范圍之內，而不可能體現在其之外。超出一個具體的公有范圍，人們之間就是一種不同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也就必然存在著由于生產資料占有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而這種不同所有者之間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關系，與各個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質毫無關系。也就是說，不管各個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質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間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所表現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們之間存在著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內部或國有企業之間所存在的商品交換關系的性質又如何解釋呢？國有企業對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并沒有所有權，改革開放之后，各個國有企業之間出現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上的差別所導致的。筆者認為，國有企業之間存在的這種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上的差別所導致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也是其自身包含著私有制因素的一種表現。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關系，雖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論上的公有制內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于具體的或現實的公有制實體內部。在現實生活中，具體的經濟實體的所有制性質，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在一個具體的公有制形式或實體的范圍之內，勞動者個人或集體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由于生產資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是否意味著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仍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著這種公有制本身包含著私有制因素。筆者認為，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因為，生產資料占有關系必然表現為一定的經濟利益關系，否則所謂占有就毫無意義。單純的生產資料使用權（如奴隸使用奴隸主的生產資料），不能給其使用者帶來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經濟利益。反之，如果個人或集體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事實上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經濟利益，那么，無論他們在形式上、名義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這些生產資料，他們對于這些生產資料所擁有的就不僅僅是單純的使用權或占用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實際占有了這些生產資料，也就是說，這種公有制事實上包含著私有制的因素。

人們經常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還不成熟，所謂生產資料公有制還不成熟本來就應理解為其本身還帶有私有制的痕跡或包含著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內部或國有企業之間仍存在的商品交換關系就是由于現實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實體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決定的，而不是由于它們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屬性或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同樣道理，在實行承包、租賃等經營方式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內部的勞動者集體（如實行內部獨立核算的車間、班組之間）或個人之間（如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戶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換關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這些勞動者集體或個人對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產資料事實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經濟利益，即現實的公有制實體本身包含著私有制的因素。

總之，無論是從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看，還是從現實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實體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在一定范圍內和程度上客觀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屬性或本質特征。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雖然既可以表現在私有者之間又可以表現在公有者之間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間，還可以表現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內部，但其在實質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會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換關系發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間（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間），后來又逐漸滲透到部落或公社內部（即同一公有者內部），但馬克思并沒有因此而將商品經濟的產生或存在與生產資料公有制聯系在一起，而是將商品交換關系的出現與私有制的產生或萌芽聯系在一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將商品經濟與私有制聯系在一起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并不存在什么失誤或過時的問題。而我們僅以現實的公有制實體之間及其內部依然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這一事實為依據，就認定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在本質上是相容的，則只看到的問題的表面現象。

二

一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談到商品經濟的存在條件時往往強調社會分工僅僅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前提條件或必要條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則取決于是否存在著私有制（過去的說法）或生產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現在的說法），似乎有可能出現一種雖然存在著社會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換關系的狀況。如果確實存在著這種可能性，也就可以認為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或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沒有必然聯系。但是，這種狀況至今為止尚未出現過。在原始社會末期，當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時，在畜牧部落與農業部落之間產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換活動。這種簡單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換活動的產生是因為兩個部落之間存在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盡管最初兩個部落內部由于生產資料公有人們在經濟利益關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說，在兩個部落之間所體現的卻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們在經濟利益關系上是不一致的。后來，這種人們在經濟利益關系上的不一致逐漸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滲透到其內部，商品交換關系也就逐漸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內部產生。從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看，它與社會分工和私有制或人們在經濟利益關系上的不一致的產生和發展進程是同步的。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分工就是指社會上不同的人專門從事某一種勞動，而這種從事不同性質的社會勞動的人們之間必然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論中，社會分工的出現與私有制的產生是密切相關的，而社會分工的消亡也是與私有制的消亡聯系在一起的。所謂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必要條件、私有制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充分條件之說，將兩者完全分離開并非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們對其商品經濟理論的一種誤解。

有人將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分工稱之為舊的社會分工，認為社會分工本身并不會消亡，舊的社會分工隨著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將出現新的社會分工。這里的問題是：所謂新的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或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之間是否存在著相關關系。顯然，我們不能定義舊的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私有制密切相關而新的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完全無關，因為，既然所謂新的社會分工被認為產生于私有制和舊的社會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說這種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而只能說它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不相容而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將舊的社會分工定義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分工各方在經濟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將新的社會分工定義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分工各方在經濟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謂新的社會分工的存在卻不能解釋為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因為，既然分工各方在經濟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之間就沒有必要通過等價交換來實現互通有無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認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密切相關，就不可能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證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

有人認為決定商品經濟存在的唯一條件是社會分工，而這種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所以商品經濟的存在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毫無關系。因此，只要存在著社會分工，商品經濟當然既可以與私有制相容又可以與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認定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著社會分工，就可以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認定社會分工將永遠存在，則可以得出商品經濟萬歲論的結論。然而，這種完全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不相干的社會分工為什么能夠成為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或原因呢？假定在這種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下，生產者之間并不存在由于生產資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或者說，他們之間并不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那么，他們之間互相取得對方產品為什么還要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來實現呢？如果人類社會已進入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條件下，商品交換關系難道還有存在的余地嗎？相反，只要生產者之間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不管我們如何定義社會分工，他們之間要取得對方的產品就必須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實現。所以，即使我們可以定義社會分工的存在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這種定義是否科學或合理這一問題與本文沒有直接關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認定商品經濟的存在與生產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無關，進而說明商品經濟與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認定社會分工與生產者之間經濟利益關系有關，而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情況又會怎樣呢？有人認為商品經濟之所以永遠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會分工和生產者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不一致將永遠存在。社會分工和生產者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遠存在，這一問題沒有必要在此進行討論。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生產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否有可能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這個問題不是僅靠自我定義就可以解決的。如果兩個生產者之間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從而導致他們之間必須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來取得對方的產品，那么，這種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就不可能與他們實際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無關。因為，如果他們對其實際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沒有特殊的經濟利益關系，即可以在他們之間無償調撥生產資料，那么，他們之間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取得對方產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國有企業之間生產資料的無償調撥，承認了各個企業對其實際所使用或占用的生產資料具有特殊的經濟利益，才使得國有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得以確立。所以，生產者之間對其產品所具有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從根本上講是由于他們之間對其生產資料所具有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即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既然生產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而社會分工又與生產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相關，那么社會分工也就必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相關。

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是否會永遠存在，這個問題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有人認為，通過論證生產者之間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將永遠存在而得出商品經濟萬歲論的結論，是對馬克思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這種看法卻是不準確的。前面已經說到，馬克思正是將商品經濟與生產者之間經濟利益的不一致性聯系在一起，才提出社會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存在條件。他所說的社會分工是與生產資料私有制密切相關的，而生產者之間在經濟利益關系上的不一致則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本質屬性的必然表現。只是他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被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產者之間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差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將隨著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與生產者之間經濟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關的社會分工也將隨著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馬克思認為商品經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梢?，從生產者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論證商品經濟存在原因并不能認為是對馬克思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真正可以稱得上對馬克思理論有所突破的是認定生產者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不一致將永遠存在，進而得出商品經濟萬歲論的結論。而這種突破如其說是對馬克思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不如說是對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或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理論的突破。對于每一個徹底的商品經濟萬歲論者來說，都必然面對這樣一個必須解釋的問題：商品經濟與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經實現的條件下等價交換是否還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說，在等價交換關系依然存在的條件下各取所需是否還有可能實現。

總之，盡管我們可以定義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證明商品經濟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無關，進而得出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的結論。

三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似乎無懈可擊的說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不錯，我國現階段確實存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狀況，但是，兩種經濟現象的并存并等于它們之間在本質上是相容的。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并存了幾千年，難道我們可以說實踐證明商品經濟在本質上與自然經濟是相容的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種檢驗是有針對性的，即作為檢驗標準的實踐和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在邏輯上必須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論證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時，都引用了恩格斯的這樣一段話： “一旦社會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消亡?！?并聲稱實踐證明他的預見不符合現實。恩格斯的這段話確實是在其《反杜林論》的“社會主義”篇中說的，但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會主義一詞是共產主義的同義詞。因此，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指的是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我們所說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第一或低級階段；而我們正在建設或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則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顯然， “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將消亡”這一論斷是否正確，與“社會主義”一詞具體含義密切相關：如果按照馬、恩的習慣社會主義社會是指共產主義社會，那么，我們起碼現在還不能說實踐證明這一論斷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實踐。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現過“社會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哪怕是強行實現的，我們憑什么說實踐證明恩格斯的設想不符合實際呢？

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是否能夠證明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相容性，關鍵在于我國現階段與商品經濟并存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說，我國現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現狀到底是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質屬性或特征所決定的，還是由于我國現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決定的。當我們作出“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的這一判斷時，所謂公有制應當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謂相容也應當是指二者在本質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實踐來檢驗或證明這一判斷正確與否，實踐中的公有制就必須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談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或第一階段時指出：“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他所說的在經濟方面的“舊社會的痕跡”，包括私有制的痕跡、社會分工（或舊的社會分工）的痕跡和商品經濟的痕跡等。我們不能因為新社會的萌芽產生于舊社會就認定這些新社會的萌芽在本質上與舊社會是相容的，如，我們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于封建社會末期就認定它與封建生產關系在本質上是相容的。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舊社會的痕跡存在于新社會就認定這些舊社會的痕跡在本質上與新社會是相容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建設或經歷的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或第一階段（即我們所說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或低級階段，“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而它所帶著的“舊社會的痕跡”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不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所帶著的“舊社會的痕跡”，不僅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而且有封建社會及自然經濟的痕跡。這就是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然而，這一根本區別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了。例如，有人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的論斷提出異議，認為社會主義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其基本邏輯是：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目前不僅存在著商品經濟而且還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之后還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因此，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從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也是無懈可擊。但是，問題在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已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商品經濟不發達正是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必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并不等于在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階段也必然要發展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是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理論問題完全可以討論的，但是，我們現在就斷言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恐怕還為時過早。只有當我國進入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之后或當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之后，確實仍有必要發展商品經濟，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說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

同樣道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事實也不能證明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在我國現階段，從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看，商品交換關系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間所體現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間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關系；從現實公有制形式或實體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換關系產生的根本原因則在于現實的公有制形式或實體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體的公有范圍內勞動者集體或個人對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產資料事實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經濟利益。

因此，我國現階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事實不僅不能證明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而且為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理論觀點提供了更為充分的事實依據，從而進一步說明馬、恩關于商品經濟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之間關系的論斷是正確的。除非真正實現了“社會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之后商品經濟依然存在，我們才能說實踐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關于商品經濟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之間關系的論斷是錯誤的或已經過時。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實踐檢驗或事實證明作用只能是單向的而不能是雙向的，即：當我們以實踐中某一客觀存在的現象對相應理論觀點的正確性進行檢驗時，不能同時又將被檢驗的對象作為說明或解釋實踐中這一客觀現象存在原因的理論依據。例如，一方面以我國現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并存的事實來說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可以相容這一理論觀點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可以相容的這一理論觀點來說明我國現階段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之所以能夠并存的原因。這在邏輯上叫做循環論證。

四

有人認為，只有徹底否定或轉變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傳統觀念，才能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從而推動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堅持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理論觀點，并非就無法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要正確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關鍵在于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而不能從抽象的社會主義概念出發。中共十五大強調：“我們講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從“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的實際”出發，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我國現階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與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與不發達的商品經濟并存。這就是說，我們需要說明的并不是馬克思所預見的、建立在商品經濟已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將繼續存在商品經濟的必然性和還需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而是我們正在實踐中的、建立在尚未經歷商品經濟充分發展階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商品經濟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否定馬、恩關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論斷并沒有什么現實意義（當然這作為一個理論問題進行探討可能還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國現階段的實踐并沒有提出這一要求。相反，在我國現階段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并將其運用于說明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進而說明堅持改革開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現實意義的。

改革開放前，“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將消亡”等觀點確實曾被當作消滅商品經濟、強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但是，當時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誤認為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建立在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從而將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當作我國現階段的具體特點，進而將馬、恩有關理論或觀點當作教條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所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出現失誤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務和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顯然，只有在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誤認為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將消亡”等理論觀點才有可能成為消滅商品經濟、強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依據。

改革開放之初，盡管建立在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基礎之上的所謂新的商品經濟理論曾經對于推動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作用是極其有限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這一理論自身的缺陷及其對于發展商品經濟、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阻礙作用就暴露得越來越充分。我們發展商品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發展生產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質上與商品經濟是相容的，我們就沒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統天下”建立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沒有必要放棄“一大二公”的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必要打破國有企業的“大鍋”將其改造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如果我國現階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與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或者說，我國現階段的商品經濟是比資本主義更發達的商品經濟，我們也沒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早已完成的歷史任務，沒有必要屈尊去與什么國際慣例接軌，沒有必要主動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訂的規則的制約，……。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實踐表明，真正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為基礎的所謂新的商品經濟理論，而是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與我國現階段實際的結合。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和現實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分工（或舊的社會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會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和舊的社會分工已經消亡；我國現階段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根本原因則在于我國沒有經歷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這就是結合我國現階段實際對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的運用和發展。

事實上，我們真正應當徹底拋棄的傳統觀念就是那種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誤認為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改革開放前這種思維方式的表現是將馬、恩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當作我國現階段的具體特點，因而對馬、恩的相關理論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改革開放后這種思維方式則表現為將我國現階段的具體特點當作馬、恩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因而輕率地以我國現階段的具體特點為依據否定馬、恩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和社會發展總趨勢的論斷，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謂“實踐證明”。正因為這種脫離我國現階段實際的傳統觀念及其影響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強調：“面對改革攻堅和開創新局面的艱巨任務，我們解決種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為什么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還在于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

對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性問題的認識，關鍵也正在于對我國現在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的認識和把握。

總而言之，從理論推導看，馬克思關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論斷是符合邏輯的；從實踐檢驗看，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理論與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現實是不矛盾的；從現實意義看，堅持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相容的論斷對于正確說明我國現階段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義的，從而對于進一步推動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相反，如果繼續堅持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相容的觀點，不僅在理論上說不通而且也越來越與我國現階段的實際相脫離，并將阻礙我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商品經濟論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論文

一、拜金求利觀念的突兀奔騰

當商品經濟把社會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換漩渦中時，金錢對社會的支配，從而拜金主義的觀念也就達到頂點。因此，商品貨幣經濟必然帶來拜金求利觀念的泛起。這是一個歷史必然趨勢。明中后期，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勢頭。地域性的商幫如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隴商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擁有巨資，“藏鏹有至百萬者”[2]，“非數十萬不能稱富”。而“商人對于這樣的社會是革命的因素，……現在商人在這個社會上出現了，這個世界的改變，就是從他那里出發”[1](177)。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觀念突兀奔騰。明代中后期，禮拜金錢之風頗為強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趨之若鶩。他們“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3]，從正德年間始，官員們競相“營產謀利”已不足為怪，就連神宗皇帝也“以金錢珠玉為命脈”，把內府之藏，“擁為己有”[4]?；实凵星胰绱宋ɡ侨?，唯財是圖，不能律己，何以嚴人！因此，當時“天下水利，碾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并且“相以為常事”[5]。難怪顧炎武曾大發感慨道：“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于此矣”[5]。上層社會為此，下層可想而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為你所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驚奇》所描寫如上情形在《遼陽海神傳》中得到印證：“商在外率數歲一歸，其妻拏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溫情脈脈的家庭情愛，為利欲冰水所嚴重侵蝕。正是在這股強烈的禮拜金錢之風下，各階層對商人觀念發生變異。人們羨慕在現實物質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嘆他們“嗟峨大船夾雙擼，大婦能歌小婦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識離別苦。長江兩岸娼樓多，千門萬戶恣經過，人生何如賈客樂，除卻風波奈若何”[7]，傳統思維趨向的變遷，使明中后期的社會涌現出崇商棄農、崇商棄儒、崇商棄官的趨勢。在商品利潤的刺激下，許多農夫、農婦開始從古老的荒原上走出來，走進了商品經濟的洪流中，遂形成了“棄本爭毫末利”的社會風氣。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賤民貧，恒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賈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駛鴛奔走，竟習為商，商日益眾”[8]。徽州休寧縣“百姓強半經商”[9]?？梢娙藗兊闹\生手段已經大大改變。不僅農夫棄農從商，而且連“恥于言利”的士人，亦經不佳金錢財利的誘惑，也放棄了皓首窮經的正統途徑，轉而從商，據范濂記載蘇松一帶從事“田產交易”的，“初猶無賴小人為之，今年則士類效尤，然不顧名義矣”[9]。這種情況很快形成風氣，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棄仕從商”[9]，怪不得黃宗羲喟嘆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10]。士人從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質，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時期文人的文章字畫也沾染了商品經濟的味道。據說，“以財豈文，俗謂潤筆之資”。這雖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們開始拋棄以往那種忸怩作態，他們開始理直氣壯地向豈文者大量索要資財。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親昵無潤筆”，桑竟然說：“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可也”。號稱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還“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與唐寅齊名的祝允明也如此?！皩憫炎鎳L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馬曰：‘然’。祝則欣然捉筆?！盵11]由此可見，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被金錢和實際利益所代替，金錢已經在當時社會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也支配著人們的命運。因此此時的拜金之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盛行。有人曾對此加以諷刺說：“古時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勝阿父”[11]。萬歷時黃省曾也慨嘆道：“金錢之神，莫甚于今之時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這股拜金之風的盛行，才有力推動哲學上求利意識到涌現。李贄是晚明士大夫中“異端之尤”。他首先反對董仲舒“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儒者也是“謀利”的，也是講究“利”的，只不過他們的利表現為道德上的追求。李贄繼而認為，“圣人不能無勢力之心”，追求財與勢是“秉賦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與李贄差不多時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認為“天機”就在“嗜欲”中，對“嗜欲”這種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顧天竣不諱言“功名富貴”，承認自己是一個熱衷功名富貴的人，并進而斷言，從來圣賢豪杰都是“功名富貴”人[13]。所以我們可以說，晚明反傳統的義利觀產生，與這一時期社會上求金拜利思潮彌漫，有著直接的聯系。這也從另一側面上反映了這一現象廣泛存在和巨大的影響。所以說，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力推動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錢的魅力，無處不在，無人不媚，趨利拜金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社會心理和世風。

二、家庭倫理道德的動搖和傳統家庭組織的裂變

中國傳統的家庭內部比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會學家稱之為“擴大家庭”的形態，其特征是：一對老年夫婦與他們已婚孫子們及媳、孫輩同居公財，構成家族內部的財產、勞動和生活單元或細胞，與此相應，就有強調父家長權威，和子女對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員之間悌睦相處的倫理規定，而其中心則是所謂“孝道”這一旨在維護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組織的意識形態成為保其穩定不變的重要社會約束。這種狀態在商品貨幣經濟不太發達、貧富差距不太懸殊的情況下，尚能相對穩固存在。但當商品貨幣經濟獲得較高發展時，商品與貨幣就成了瓦解傳統共同體觀念及其組織的強有力的腐蝕劑。這一現象在明中后期表現得非常突出。我國傳統封建倫常秩序最重視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時竟有兒孫焚祖墳，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們對此竟“視為故然”，“未有以為不義而眾誅之者”[14]，為了一個“利”字，對“長輩”尚且如此殘害，兄弟之間相殘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遺》卷3里說：該縣“蓋至天啟以后，而邑之風氣大變矣，即明允（蘇明元）之論一覆，按之骨肉之恩??；其由所謂為逐兄之遺孤而不恤，與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謂多取先人貲用欺其諸孤子，與禮讓之節廢；其由所謂為其諸孤所訟，與嫡庶之別混；其由所謂以妾加其妻，與閨門之訓哀；其由所謂篤于聲色歡嘩而小嚴，與廉恥之路塞；其由所謂黷財無厭，惟富為賢”。這里，不僅論述天啟以后該縣兄弟家室中的變化，還分析產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這種互相凌奪、骨肉相殘的現象，我們還可在族譜對族人的勸導獲悉。安徽祁門《方氏族譜?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職”，二則：“兄弟猶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誼以貽父母之憂。然鬩墻之變有二：非聽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財產。夫爭財之心生，只致敗亡之禍；枕邊之言入，頓起離間之端，家門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當念同氣連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讓棗之義，勿啟爭端為外人笑”；“凡代父職掌務者，無論冢子、庶子，擇其賢能者，使之每日錢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載賬簿切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頭并用，以傷陰騭。若有犯者，一經敗露，舉家責罰?？v不敗露，天地鬼神詎能瞞昧乎”。這二則《凡例》說明：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兄弟鬩于墻是普遍現象，古人的推梨讓棗之義已難得見到。兄弟之間“爭財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財的擴大家庭已難于維持，家庭結構處于不斷裂變之中。誠然，晚明不乏資本雄厚的富商巨賈，所謂下賈二三十萬，中賈四五十萬，上賈有“藏強百萬者”，他們并非沒有能力維持一個擴大家庭，但是，在“貪婪罔極，骨肉相殘”的世風下，難免會有“溺情于財產”的大家庭成員，產生“爭財之心”，以至招來“敗亡之禍”。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中有汗翁散財一則，講的便是大家庭敗亡的事情。許翁是歙縣汗氏尚義門四房的家長，“家故巨富，啟質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其子家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傷自喜，漿酒霍肉，奉養逾王候。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炫耀于鄉間。一日忽郡吏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賄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沒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厭足。主者或勒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預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許翁自度不能約束其子弟，決定把所有典鋪關閉，發給上下伙計二千余人遣散費。結果，許翁之錢罄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庇需b于此，巨商在兄弟長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時，使亟亟乎析財分居。關于兄弟析財的記載很多，如大鹽商汪應亭，“父令析著，先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錫，“業漸鹺，時父老弟幼，經營十年，積巨貲，與弟分之，不有私財”[16]。因析財不均而兄弟構訟者也時有之。如萬歷時，鹽業巨賈養春兄弟析家分財時，為爭奪黃山地二千四百畝而構訟。天啟時，魏忠賢利用黃山舊案興起大獄，勒索巨款助工，吳養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獄中。析財不均尚且構訴，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難做到了。析財分居不僅可減緩家庭內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業經營。兄弟析財分居時，各自獨立經營，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各人的積極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資經營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與兄合貲，業本姑蘇”[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東，利權分明，各司其責。這樣兄弟關系就成了商業伙伴關系，從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勞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梢?，家庭規模的縮小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侈靡之風的盛行

明王朝和歷代王朝一樣是一個等級統治的社會，它以禮制的形態保障封建統治，不僅以三綱五常為道德的信念，還以消費品的等級分配作為物質性的內容，規范社會各階層的待遇。所有的成員無一例外都處在尊卑有別的社會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規模，過著相應的生活。誠如晚明的著名學者朱舜水回憶說：“仆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閱世編》的作者描繪這種景象為“貴賤之別，望而知之”。因此，在這種禮制的嚴格約束下，社會秩序是循禮蹈規，安分守己，世態民風也就相應地儉約、淳厚、守成。但是，這樣的民風不會持之長久，在國初經濟恢復，或者勵精圖治時期，尚能維持。一旦社會生產復蘇，商品經濟發展，民眾生活改善，人們享受欲望膨脹，就要不可抑制禮制的約束，改變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會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傷”的“簡質”風尚，靡然向奢，“以儉為鄙”[19]，當然，在社會風尚演變中“導奢導淫”，扮演先導人物是縉紳士大夫。他們的住所必有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之間，水陸珍饈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錢做溺器。縉紳士大夫的放縱聲色，影響深廣。首先是“婢妾效之”，繼之“浸假而及于親戚，以逮鄰里”[7]。流風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為榮，“群相蹈之”。在冠巾，萬歷以前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猶以樸謹。怠至萬歷時期，“殊行詭制，日異月新”。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種，時人對此嘆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婦女的服飾更絢麗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襪之寬狹修短，花細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纂之工，無不易變”[20]。在服裝的衣料上，宗錦、唐錦、漢錦、晉錦先后流行一時，不久“皆稱厭物”，改興千鐘粟倭錦、芙蓉錦。這種衣冠服飾上的追求華麗之風，使得貧乏單調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為寒酸”，即使“家無擔石儲”者，也“恥穿之”[21]。有些自認“最貧，最尚儉樸”的儒生也在“習俗移入”的沖擊下，“強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輿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傷之風也日益強盛。在交通工具上，“國初進士皆步行，后稍騎驢。至弘（治）、正（德）間，有二、三人共雇一馬者，其后遂皆乘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鄉官雖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22]。怠至晚明，“至優伶之賤，競有乘軒赴演者”[21]。在飲食器具上，“設席用攢盒，始于隆慶濫于萬歷，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龜子皆用攢盒飲酒游山?？こ莾韧馐加醒b攢盒店”[9]。消費生活的高度發展，造成了城市風貌的大改觀。當時的蘇州，號稱“奢靡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謠中被稱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鄉縣青鎮這樣一個鄉間小鎮，也為奢靡之風所卷席：“余生長青鎮，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恥。貧人負擔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飾，夜必飲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東滕縣“其人竟相尚以靡侈”。與城市高度消費生活水平相適應，旅游業也在一些城市蓬勃發展起來，如在蘇州“山水園亭多于他郡，游具則載酒嘉肴，畫舫簫鼓”[23]。在南京，“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舫，綺窗絲障，十里珠簾……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瘕埻腧眩庖斓?。楊槌擊鼓，踏頓波心”。都市中秦樓煙花亦頗為繁盛。謝肇制《五雜俎》云：“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鎮，茶樓、茶社日益增多，商賈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則往茶肆爭論曲直，以憑旁人聽斷，理屈者則令出茶錢，以為罰，謂之聽講茶”[24]。侈靡之風的發展，有力地突破傳統禮制對于衣食住行的森嚴井然的規范，誠如《松窗夢話》所云：“人皆志于尊崇傷富，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飾上，明初對于服裝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嚴，士庶不準用黃色，民婦限用紫、綠、桃紅和各種淺淡顏色，對紅色和金繡閃光燈錦羅絲緞帶服用禁止更嚴，違用者本人、家長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大戶婢女“非大紅裹衣不畢”。服飾中的龍紋，向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慶候廖永忠僭用龍鳳花紋，被處以死刑，但至晚明，尋常百姓已開始用“困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嚴禁庶民廳房逾三間，但到明后期，則“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的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為常耳，曾不以越分為愧”。這種不為封建禁令所囿、無所顧忌的逾禮，僭禮現象，反映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奢華風氣洶涌澎湃不可阻擋的態勢。這股洪流，無疑是對封建禁欲主義和封建禮法的反叛。晚明社會消費突破舊的等級禁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社會消費發展的必然結果，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但也給中國封建社會帶來嚴重不良的后果。它極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費的惡性膨脹，亦破壞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積累。當時南京市民雖然“生計日蹙，生殖日枯”，但卻“俗尚日奢”，這種情況對社會的發展與穩定都十分不利。“朝華夕零，變泰立見”。明人徐三重說：“蓋侈則耗財，財耗則人窮，人窮則奸縱懷亂，世道遂以多故”。這種看法雖然有其片面性，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綜觀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給世風的各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種變化，有的代表著時代進步的趨勢，有的則是社會黑暗腐敗的現象。明中后期的社會是一個蘊涵著守舊與更新的矛盾統一體，世風的各種變化是社會即將動蕩變遷的跡象，在矛盾統一體內正在蘊孕著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張哲溶單位:中南大學

商品經濟論文:律學發展的商品經濟論文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概況

宋代的商品經濟處于全面發展的狀態，表現為商業政策的改變、手工業的繁榮、城市商業的發達以及海外貿易的發展。首先，在商業政策上，宋代統治者采取了與過去歷代王朝都迥異的重商政策。中國封建社會發端于農業社會，從春秋戰國封建制度萌芽起，農業都是作為國家統治發展社會繁榮穩定以及軍事經濟發達的基礎，因此對農業格外的重視。在思想層面，漢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為了體現帝王的統治目的，而將重農抑商思想融入進去，因此此后的歷代帝王都鼓勵發展農業，控制甚至打擊商業活動。而這一點到了宋生了改變，宋初太祖趙匡胤認為“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趙光義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宋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于宋朝，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最為繁榮的程度。與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有較為明顯的進步。從特點上看，宋代的手工業產地逐步擴大，出現了區域性的手工業企業和家族式的規模企業。手工業產品的產量也隨著生產區域和交易范圍的擴大而增加。最為顯著的變化是當時的手工業技術水平提高非常明顯，在制糖業、采礦業、陶瓷制造業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業出現了“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技藝手法融入了多種藝術元素。另外，宋代經濟發展還體現在宋代城市貿易的繁榮。在宋代之前，不僅國家不重視發展商品經濟，而且在城市格局上體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嚴格限制工商業活動的范圍，將城市劃分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區“，市”是指商業活動區。同時還規定，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必須在“市”區進行，不得在“坊”區進行商品買賣活動“，市”的經營時間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時間內。這種規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買賣活動的時間和范圍。而在宋代，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兩旁和居民區都有商業活動“，坊巷橋頭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顯示出商業的高度繁華程度超過了長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同時，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在這一時期也急劇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兩個最為著名的繁華都城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城市也十分發達，人口規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換異常活躍外，眾多商業性集鎮也如雨后春筍般遍及全國各角落，這些集鎮多集中于海上貿易繁榮的沿海鎮市或水陸交通樞紐的內陸商鎮，甚至在農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靜，于頻繁的貨品交換中逐漸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個國家的商品貿易活動都十分活躍，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達。

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律學發展的影響

1.商品經濟對律學思想的影響。

不同的時代都有著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經濟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異。作為經濟基礎的商品經濟的發達，也使得宋代的律學研究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封建法律思想從西漢董仲舒確立新儒學以后而確定，經過魏晉南北朝、隋代、唐代的發展，到宋代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在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就需要一種新的世界觀來適應這一變化，理學作為律學的思想基礎就在這種情況下得以發展。理學名稱的起源來自于宋代儒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它是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種理論形態，其核心內容是強調“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學習的目的就是“即物窮理”。理學思想肯定了封建社會的等級關系，認為“：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豈可逆哉？”關于法律他們認為禮與法都是“理”的體現，是為了管理和統治人民而設置的工具“，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認為治國就需要禮法合一，同時要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制定不同的領域的法律規范。在理學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規律，法律要依據這些規律進行，因此對待農與商他們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觀的態度，在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的情況吸取也加大了對商品經濟的調整。立法上統治者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輕民法的傳統做法，開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經濟領域的立法，專門研究施行了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為了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事法律，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同時，立法的科學性也將政府的政策導向更好地促進了商貿發展和手工業的繁榮。

2.商品經濟對應用律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律學十分注重法的應用，在法的解釋和刑事技術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客觀上使得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民間財富的積累讓民眾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律學研究活動。從國家層面來說，也加大了對律學研究人才的培養，設置了律學博士專門進行律學研究，涌現出了《刑統賦》、《律文音義》、《律令釋義》等一些著名的律學研究著作。其中《刑統賦》就是律學博士傅霖編制的，他在研究時認為《宋刑統》不便閱讀和記憶，于是將《宋刑統》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韻文體裁撰為律學讀本，并自行作注，解說韻文含義。受到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理學的繁榮，人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為客觀，不再僅僅看到統治秩序的維護，而更加注重對社會個體正義的維護，突出人的個體價值，在司法實踐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學技術的應用，出現了諸如《折獄龜鑒》、《棠陰比式》、《洗冤記錄》等法律應用領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錄》使得法醫學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法醫學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結語

法律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統治的上層建筑，它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宋代的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它對律學發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人們對人的個體價值的重視以及對經濟和民事領域的關注度，因此產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釋、刑事科學方面的著作以及經濟、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質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國家和社會都有更強的經濟實力進行律學研究，從而提供了其發展的物質基礎?？梢哉f，宋代的律學發展之所以能夠達到中國古代律學研究的最高峰，其決定力量就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

作者：譚正李超單位：河北大學

商品經濟論文: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文化變遷

一、沈莊的背景

因此這里并沒有發達的宗族組織或祠堂，也沒有像樣的能號召全村參加的公共活動。雖然各個姓氏之間有直系或旁系的親屬關系，但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在此地并不凸顯。各姓氏之間及同姓之間并沒有復雜的利益關系及沖突，評判“在理不在理”的標準也不會因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變。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順、善良、克己、忠誠等傳統價值觀念。這里飲食以小麥為主，玉米、高粱為輔，加上自家耕種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滿足家庭消費。不但消費能滿足自給，而且生產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給，以人力和畜力為主。加上該地區高密度的人口，農民精耕細作，把耕作集約性發揮到極點，從而形成了一個十分苛刻而有獨特的的農業體系?？傊?、安分、克己這一套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匱乏經濟相配合（費孝通，2012），共同維持著這里的社會生活靜止的狀態。

二、經濟作物的生產、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廣泛種植

90年代初，沈莊引進西瓜種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種植面積占沈莊種植面積的比例較大（占全村總面積的90%左右），故本文只選取種植西瓜的流程來說明村民生產要素的自給性。每年剛過完年，村民就開始為西瓜種植忙碌起來。整個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過后，村民開始為養育西瓜苗作準備。男勞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壘一個半人高的三面圍墻，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據種植西瓜的畝數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間那個與棚外的洞相連，用瓦或者木柴蓋上火坑，然后用土覆蓋上。這樣做是為瓜苗加熱。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開始篩土，把肥料拌進土里，用塑料碗一個個的裝滿土，灑上水，蓋上塑料布和草苫子開始在棚外燒火加熱，加熱一天一夜之后開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間用溫水加熱培育出來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個勞動力。播種瓜芽則女性為多，一般3—5個男女勞力皆可，需要村民間的互相幫忙。在瓜苗生長期間，村民就開始翻地、施肥，弄成較寬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蓋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個弓棚，上面再覆蓋上厚點的塑料布，整個過程復雜而細致，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開始整理瓜枝，一個月左右，開始每天給西瓜授粉，如果天氣好的話，沒有碰到連陰雨天氣，大概持續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這個時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顆瓜秧都結出一個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這段時間一直是村民的農忙季節，從農歷1月份到5、6月。從開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賣掉，整個過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細致的勞作，這期間村民間的合作非常密切。勞力的自給性在村里內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貧困，生產技術和機械化并沒有在沈莊推行。隨著西瓜嫁接技術的引進和科學選種，西瓜產量大幅上升，逐漸成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兩個月后，村民開始忙種辣椒、反季節番茄等純經濟作物。

（二）經濟作物的交易

在經濟作物豐收的季節，出現了部分專門自收或者代收的群體。由于交通條件的便利，這些人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農產品的價格受天氣或者市場因素的影響較大，尤其是市場。西瓜交易一般持續一個月左右，辣椒持續的時間更長，從農歷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農歷5月份左右，這時候已經是夏季，天氣炎熱，西瓜的市場需求量大，大量外來商販涌入李口鎮。這樣，每個家庭開始以家庭為單位進入忙碌階段。由于每個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畝產量在1萬斤左右，整個過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時村民間又出現隨機性的合作關系。這些外來商販由于不熟悉當地的環境，必然會與當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驅使下，必然增加商販合作對象之間的競爭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際關系非常重要，與其說村民把西瓜賣給商販，還不如說賣給代收者這一“中間商”群體，這時候的交易村民所考慮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擴散的親疏關系，離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數越多。西瓜從收獲到賣掉，看似是經濟行為，實際上是村內整個內部關系網絡在其作用，也可以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到收滿車時（一般在10噸左右）“，中間商”會找和自己關系較近的人裝車，而不分什么姓。裝車付費之后，這些外來商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內出售。比如在省內，從村民收購的價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費者手中卻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連陰雨，需求量相對減少，無論批發商或者商販在賺取利益不變的情況下，都向村民壓價。辣椒的交易和西瓜還有點不太一樣，雖然也有外來商販，像湖北、江西、廣東等地，但以當地人自負盈虧的收購為主。這些小商販大都是當地的村民，每次收購幾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賣掉。辣椒的收獲不像西瓜，需要不斷的成熟，不斷地摘取，每隔兩三天摘一次，時間會持續數月之久。這是一個非常細致的活計，有些勞力不夠或者做中間商的家庭會雇傭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給予一定的雇傭費。在消費上，村民會把大部分錢存起來：一是攢錢備不時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學。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開銷。在經濟活動中，村民間的互動對象較隨機，關系不太密切，村民回報別人幫助的方式也不像傳統的在家里請人吃飯，回報方式多樣化。在整個交易的過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輔助性的工作，參與的主體是20—50歲之間的青壯年人。這樣，在村民間或者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老年群體被“邊緣化”，實際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長輩的“象征”而失去了傳統的權威。

三、社會文化的變遷

經濟作物的種植改變了沈莊原有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改變了沈莊原有勞動力的分布格局。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使得村民的生產和生活逐漸縮小到以家庭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莊內部村民間的親密關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加強了村民對市場的依附性，增加了風險性，村民在面對這么多不確定因素時，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獲得保護。然而，沈莊內部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呢？由于各姓氏內部之間并沒有形成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團體，各姓氏之間也沒有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這就為村民間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體系創造了條件。人與人之間不是以血緣關系而區分親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際范圍。這種范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擴大，擴大的范圍并不主要的是以傳統的“人情世故”的觀念為主導，而是兼有商品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指導。比如說在傳統的村落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資”為主的互幫互助，而商品經濟的到來使得沈莊出現了短期的雇傭人員，雇傭人員并沒有因為拿到“雇主”的勞動報酬而心理會愧疚，相反的是，雇傭費用越高越好。在費孝通先生看來，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匱乏經濟，在匱乏經濟中，資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順天，控制自然來應付自己的欲望。當商品經濟襲來時，知足、安分、克己的傳統價值觀念被擱置。這種擱置造成了沈莊村民思想的混亂，原因是各種不安份的思想在這里交織，在傳統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滿足當前村民的需要時，一種新的可替代的統一價值觀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明沈莊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現多神靈的信仰（專門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廟等）。商品經濟的發展打破了沈莊社會原有的社會結構，并沒有造成沈莊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亂，這是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質享受，“多神”信仰暫時把這種狀況維持在一種平衡狀態。這是當地人的一種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單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經濟論文:商品經濟與刑法觀念的創新

本文作者：高銘暄王勇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長期以來被視為社會主義“異端”的商品經濟,正以壯闊的氣派,在中國大地上勃然興起,它如同一股強勁的沖擊波坪然沖擊著各種傳統的觀念。使那些舊的思想觀念日益顯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因為商品經濟的興起而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這其中,就包括著刑法制度和刑法觀念上所發生的一些變化。為了使刑法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為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論上的根據,我們在此想就商品經濟條件下刑法觀念應作如何轉變的間題談‘些粗淺的看法,并就此請教于刑法學界的同仁。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刑法觀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轉變的是有關經濟犯罪的一些觀念。同志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進入更高一級的歷史階段創造物質條件。過去由于我們對社會主義認識不深、理解不夠,所以忽視了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一定時期內的重要地位,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水乎去搞產品經濟,但是,由于我們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技術落后,所以我們所搞的產品經濟實際帶有濃厚的自然經濟的色彩。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產生了一種與這種經濟形態相適應的刑法觀念,尤其是在有關經濟犯罪的一些間題上更是反映了這一經濟形態的特點,例如把長途販運看成是投機倒把犯罪等等?，F在,我們提出要搞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無論是在性質還是表現形式上都是與產品經濟和自然經濟有很大區別的一種經濟形態,因此,隨著產品經濟和自然經濟的被摒棄和商品經濟的確立,在刑法觀念上,尤其是在經濟犯罪的觀念上也要確立一種能夠反映當前商品經濟特點的思想觀念。我們認為,這種新的思想觀念主要應當表現在以下

(一)確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之重要補充的私營經濟也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客體的觀念。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確立并保護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必不可少的一環。因為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在生產方式上既有現代化的大生產,也有落后的小生產。既有機械化、自動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勞動。即使就現代化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它也不是單純朝著大規模統一集中的單一方向發展,而是出現了集中化與分散化的多種趨勢。一般來講,社會化、集中化程度較高的大生產適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產則比較適合于個體或私人經營。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國是具有其客觀依據的。它對于促進生產、搞活經濟、繁榮市場、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就業門路、維護社會安定等都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情況下,保護私有制的私營經濟,尤其是保障這些私營經濟組織的私有財產權,就應當成為刑法的一個重要任務。但是,應當看到,由于長期以來只保護公有制的思想觀念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深深自討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轉過彎來,把私有制也放到一個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護,就不那么容易。在實踐中也常常發生私有制的個體經濟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業中的任職人員利用職權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財產,由于主體不符合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時就往往作為債務糾紛予以處理,又如,私人企業任職人員接受他人物質利益,利用職權為他人非法謀利,造成本企業財產嚴重損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處理;還有,破壞私人企業生產的行為,由于刑法無明確規定,因此有時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況的發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備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間題,即認為社會主義的刑法只應當保護公有制,而對于私有制,管不管都無所謂。這種認識是十分錯誤的,它對于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應當改變觀念,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護。

(二)為適應商品流通、搞活市場的需要,應當改變過去那種不分情況,把所有經濟交易中的居間中介行為都視為投機倒把的觀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經濟的二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商品經濟得以發展的中間環節。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暢通,往往是決定商品經濟能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要開拓流通渠道,促進市場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動是極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國社會上涌現了一大批在市場上穿針引線.幫助買賣雙方實現各自目的,然后領取一定傭金的居間經紀人。這對于搞活流通、擴散商品信息、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具有很大意義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常發生把這種人作為投機倒把犯論處的情況。這樣的處理結果顯然是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相符合的。當然,由于我們的商品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備,所以在經紀人的居間活動中也就難免會出現一些不道德的或違法的情況。但只要經紀人不進行買空賣空的投機詐騙活動,不采用行賄的手段拉攏企業采購人員,不逃避國家的稅收或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我們一般應當給予積極的引導,而不宜動用刑罰予以處罰。因此,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我們必須摒棄那種把商品交換中的居間中介活動和投機倒把活動劃等號的思想觀念。

(三)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的涵義在擴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擴大,因此刑法觀念必須與這種現象相適應。過去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只有消費品才是商品。實踐中只有那些不是憑票證配給的消費品才受市場規則的支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至于技術、圖紙、房地產等更是絕對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疇之外。因此,盜竊技術圖紙、發明專利不構成犯罪,就成為當時條件下的一種觀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概念在逐漸地擴大。現在,不僅消費品而且生產資料都被承認是商品,不僅承.認作為商品的物品市場,而且承認資金、技術、房地產,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過去的那種舊的刑法觀念就要自覺轉變。否則,就有可能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阻礙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陽市王某在大學讀書時曾為某鄉鎮化工廠生產“氨基甲酸按”提供技術服務。獲得成功。領取了酬金780元,卻被定為受賄罪(后來二.審改判無罪)。又如,浙江晉云縣江某通過調查和博覽信息,把幾十家廠家生產的二百多臺需要調劑的設備編成一本目錄。然后在需要和供應的廠家之間牽頭拉線,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結果被當成投機倒把起訴(一審法院宣告無罪)。很明顯,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還是因為舊的思想觀念在作怪。若是從商品經濟的角度看,技術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術和信息就是一種勞動支出,理應取得報酬。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的思想觀念要來一個大的轉變。(四)摒棄“為富不仁萬的觀念,保障勞動者正當的合法利益。具有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的產品經濟在分配原則上是主張平均主義的。正是因為這一點,“大鍋飯”制度在我國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分配原則必然由“大鍋飯”轉向勞動者有收人差別的“按勞分配”。這種收入上的差別正是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實現,符合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勞多得,先富起來?！?但是,在我們某些司法人員的觀念中,平均主義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為富不仁竺的觀念還常常使他們干出把無罪作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陽市某廠總工程師姜某根據合同承包某項工程,他按照合同規定履行了義務,并對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額中。自已分得9100元,結果差一點被定上貪污罪。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主要就是因為姜某既拿工資,又額外得錢,在某些人眼里肴來,這有點“胃富”了,是不公平的。這種思想不符合商品經濟條件下“多勞者先富”這種客觀規律的,因此應當從我們司法人員的觀念中徹底清理出去。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生產和工作的積極性,才能確保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實現?？傊?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經濟犯罪的概念也要隨之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間題。我們以上列舉的兒利視念的變化肯定是不全面的。從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在經濟領域中來講,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它涉及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因此,與此相適應,我們也應當對發生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的現象和活動,從發展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確定其屬于犯罪還是無罪,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確立特合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經濟犯罪觀。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進一步樹立社會主義民主的觀念,不僅是商品經濟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發展商品經濟必備的條件。列寧曾經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實際上ttR映著商品生產關系的概念?！痹谏鐣髁x條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況下,我們應當把民主的觀念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僅應當同憲法緊密相關,而且也應當同包括刑法在內的其他部門法緊密相關,因此,破除舊有的一些思想觀念,樹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刑法觀念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從理論上來講,我國刑法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并對社會主義民主起著一種保障和促進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實際上,在我們許多同志的觀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應當是血淋淋的,似乎應當成為“專政”和”打擊”的代名詞。在我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對敵專政和打擊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視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這種觀念的影響,一旦某類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過立法來狠打一次。而在執行法律時往往只顧打擊的一面,忽視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一面。于是,這也就導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情況的不時發生。這樣一來,雖然犯罪狀況有所改觀,但在這種改觀的同時,卻在社會主義民主上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樣的改觀其社會效益又當如何呢?我們認為,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應當是相互統一的,而不應當以犧性一個方面去換取另一個方面。所以,應當轉變那種只把刑法看成是“專政工具”和“打擊手段”的觀念,切實地把刑法在保障社會主義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個應有的地位。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刑法觀,當然也應當利用刑法來同種種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行為作斗爭,并以此來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因此,刑法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督約束作用不僅不應被削弱,相反應當加強。從我國現行刑事立法來看,它貫穿了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要從嚴懲治的精神。這是符合社會主義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對于某些發生在國家機關內部的有害行為還沒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議,要求把情節嚴重的濫用職權的行為規定犯罪。就證明了這一點。再就是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以官當刑”、“以罰代刑”的觀念也還沒有消除干凈。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有一些領導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給予黨紀政紀上的處分便草草了事,而沒有使其受到應有的刑事上的追究。這些情況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稱的,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b、在刑法中牢固樹立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觀念,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要求。從總的情況來看,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是體現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的。但是,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我們實行刑法人道主義的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障礙。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對罪犯的人格尊嚴保護還不夠,、個別監管人員有打罵、虐待服刑犯人的情況,有的地方在槍決犯人時搞游街示眾、暴尸等等。這都是違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原則的,應當嚴加禁止。在貫徹執行刑法的過程中。與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相違背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有些司法人員在解釋刑法、適用刑法時,總是朝著不利被告人的方面進行解釋。例如,對于撲克牌的計算,我們通常都是以副為單位的。但是,有些法院為了顯示行為人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嚴重并達到定罪的目的。在計算裸體撲克牌的數量時,竟以張為單位進行計算。這樣,即使行為人只販賣了一副裸體撲克,法院照樣可以以他販賣了54張裸體畫為名而予以定罪。這種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進行解釋的情況,不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論界也同樣存在。例如,有些同志為了論證盜竊罪和詐騙罪在量刑上進行協調的必要,建議立法上對詐騙也規定可以判處死刑。那么,我們在此反問“下,為了協調量刑,為什么就不建議立法上取消對盜竊罪的死刑呢?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它說明從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釋刑法已成為某些人一種傳統的習慣。廠解釋刑法,應當根據立法精神,堅持實事求是,而不能只是從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來進行,否則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對于貫徹社會主義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動的兩個中心環節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動應當以什么為基礎也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間題。過去,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穩定的。有時候,我們在定罪量刑時片面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忽視了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使刑罰純粹成為一種還報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場合下,我們在定罪量刑時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忽視了其行為對社會危害的程度,使刑罰變成一種僅僅為達到社會威懾效果而使用的工具。這兩種絕對化了的傾向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商品經濟的要求相違背的。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著一條十分重要的規則。即等價交換規則。這一規則充斥在商品社會的每一經濟領域之中。人的思想總是要受到共所處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因此等價交換規則也就必然在人們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罰的嚴厲程度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掛起鉤來,做到罪刑的等價性,正反映了經濟領域中等價交換這一客觀規則。這種罪刑關系的等價性一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犯罪加以處罰的行為必須是達到一定社會危害程度的行為,假如行為沒有達到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備社會危害性,就不應對之施以刑罰;二是在對犯罪裁量刑罰時,應著眼于它的社會危害程度,一般來說,罪行越嚴重,所處的刑罰就應當越重,反之,則應當輕b但是,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有時卻做不到這一點,例如,個別司法人員為了顯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較重罪行本應處以較重刑罰的罪犯處以輕刑或干脆免予刑事處分,或者為了達到t’懲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應處以輕刑的罪犯處以了重刑,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價性這‘規則的,是同我們整個社會的反映了商品經濟特性的等價觀念不相一致的。其結果,必定會增加群眾和被告人對刑罰的不公正的感覺。因為在商品社會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價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按照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適用刑罰,堅持罪刑相適應原則,即罪刑的等價性原則,在當前來講還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在堅持罪刑的等價性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刑罰的有效性。堅持刑罰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經濟的必然要求,因為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效益問題也是一個一切工作都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問題上樹立效益的觀念,主要就是指刑罰的運用會帶來一定的客觀效果,即主要是能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們在對罪犯定罪量刑的時候,也不應忽視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因為罪犯的人身危險性越大,就說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對他的預防也就越困難,所以在量刑時可適當考慮從嚴,‘反之,則可適當考慮從寬。只有這樣,才能最有效地顯示刑罰存在的價值。應當看到,罪刑的等價性和刑罰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個方面而態視了另一方面。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在堅持罪刑的等價性的基礎上考慮刑罰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定罪量刑的基礎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但在此基礎之上,還要考慮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只有這樣,才能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使商品經濟的觀念在定罪量刑活動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種觀念在我們的頭腦中己經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國內法,因此不應當規定有關國際犯罪的任何條款。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際間交流與合作的日益擴大,’這種觀念也應當被打破。

_馬克思曾經說過,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因此,對外開放,促進國際間的交流,并不是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際犯罪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日趨嚴重的社會新間題。事實對此已經作出了證明。但是,我們現行的刑法和刑法觀念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那種閉關自守的經濟條件之下。沒有把國際犯罪問題作為一個商品經濟條件下必然出現的新問題而在刑法觀念上體現出來。例如,我國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簡稱《海牙公約》)和《關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簡稱《蒙特利爾公約》)。這些條約都規定,各締約國應將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國際民用航空安全等行為定為國內法上的罪行,予以懲罰;有關締約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對這種罪行行使管轄權,而不論罪犯是否其本國人、罪行是否發生于其國內。我國一旦加入這類公約,便承擔了對犯有公約規定的罪行的罪犯實施管轄的義務。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的刑法并沒有把這一點反映出來。首先,在我國刑法中只規定有反革命劫機罪,而沒有明文規定一般的劫機罪多倘若罪犯劫機不是以反革命為目的,我們在法律上就很難找到對其定罪判刑的根據。其次,我國刑法所確立的刑事管轄原則是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屬人原則和保護原則的,這樣一來,對于那些不在我國發生的、罪犯不屬我國國籍的、且也沒有危害我國國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機行為,我們對其予以管轄就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梢?我國目前的刑法已經不能適應國際間日益擴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國際刑事斗爭的需要,應當加以改進。有鑒于此,我們提議應當注意解決以下幾個間題:第一,確立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原則。.即對于某些我國承認的普遍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破壞國際社會良好秩序和損害人類利益的罪行,不論罪行發生于何地,也不論犯罪人具有哪一國籍或者沒有國籍,我國均有權對該罪行適用我國刑法予以懲罰。這一管轄原則在我國刑法學界曾長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這是有利于帝國主義的一項原則。但在國際犯罪日趨嚴重的今天,我們應當重新來評價這項原則的價值。那種對國際犯罪視而不見、不加干涉的態度,實際是封閉和保守社會的一種普遍觀念。它同我國目前開放的社會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們應當把普遍管轄原則提高到一個新的位置來加以認識。王987年6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其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定》,其中等于也承認了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原則。所以,我們認為,今后在修改我國刑法條文時也應當體現這一原則。第二,應當在我國刑法中規定引渡和司法協助等條款。引渡和司法協助均是與管轄密切相關的間題。許多國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規定有引渡和司法協助的條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條中就規定依一定條件承認外國的刑事判決,其條件之一就是“依據同發生判決書的同法機關的國家間的引渡協定”。為了保障我國刑法規定的管轄原則的實現,我們也應當考慮在刑法中對諸如此類間題作出確切的規定。第三,在我國刑法中設立相應的國際犯罪。如果我國締結或加入的國際條約的國際犯罪在我國刑法中得不到體現,那么我們也就無法對這類犯罪行使管轄權。例如,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一般的劫機罪。那么對于那些不以反革命為目的劫機犯,我們也就很難找到予以懲罰的法律根據。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求之于類推適用破壞交通工具罪的條文來對它判刑,比較牽強?？梢?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應弓I起我們的重視?？傊?商品經濟在發展,我們的刑法觀念也應當隨之而發展。如果商品經濟發展了,而我們的刑法觀念卻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無法使刑法和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并達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經濟論文:小議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征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并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文做出分析。

在該文中，姜先生將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重要特征。"單從時間上看，中國在公元前359年商鞅變法之時，就確立起了"民得買賣"的地權原則，土地買賣逐漸盛行起來；而在西歐，到公元11世紀之后，"在大多數國家內，起初不能讓渡和不能分割的''''貴族''''土地，漸漸變為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的；實際上，它已被分割到漫無止境。"（注：［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44頁。）土地買賣才發展起來。顯然，中國歷史上土地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確實比西歐要早得多。進一步來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買賣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買賣的。在中國，西周就確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權原則；而在西歐，由于土地處于高度穩定狀態，不能買賣，馬克思曾稱之為"不動產"。

然而，分析土地的買賣不能離開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形態。結合社會形態來分析，在西歐，土地不能買賣的時期是領主制階段。伴隨著土地的買賣，領主制解體，整個社會進入了地主制階段；在中國，土地不能買賣的時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戰國的領主制階段。伴隨著領主制的解體和地主制的到來，土地買賣發展了起來。換言之，土地買賣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內在經濟現象；從地主制產生之日起，就會有土地買賣，并無此先彼后之分。認為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一大特點的觀點，主要是將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領主制作了對比之故，故而這種對比顯然是不妥的（詳后）。如果用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地主制作對比，那么，根本就無此一說。因為，土地買賣與地主制是同步的，并無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者主要是農民。"其根據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具有較大的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具備成為小生產者的必要條件；而西歐莊園制下的農奴則情況完全相反，并且，農業是領主莊園制經濟，屬自然經濟范疇，其商品生產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業者。我們知道，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是簡單商品經濟，交換的發達和商品生產的不發展是其基本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馬克思所說，"在這里，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頁。）也就是說，當時雖然有城市手工業者生產的商品，但大多數商品則是來自于各生產部門的產品。由于封建社會生產的主體是占社會勞動力絕大部分的農民，盡管中西方農民在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他們都應是社會商品的主要生產者。

市場上商品的種類充分說明，農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會里主要的商品生產者。在中國，除鹽、鐵等大宗商品是來自于手工業部門之外，很多商品都來自農業部門，出自農民之手。糧食、紡織品、茶葉等農產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歐的情況與此相差無幾，大多數商品是莊園中人身并不自由的農奴生產的產品。據12世紀留傳下來的商稅稅則記載，市場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馬、腌肉和熏肉、腌魚或熏魚、麥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鹽、金屬、毛皮、武器、顏料、羊毛、線、磨石等。在中世紀最為著名的香賓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業品和來自東方的絲綢及珍奇品外，還有糧食、飲料、皮革、各種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絲、絲棉、大麻、亞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東西，這些東西大多應是農業部門生產的產品。（注：參見［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中譯本下冊，第23章"中世紀的商人旅行、市場和市集、香賓市集、貿易管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6～199頁。）那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者主要是農民，而西歐則是手工業者的觀點，不僅與以上事實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資本主義社會農民始終是社會生產的主體這一基本規律。

第三，"貨幣較早地介入交換，商業比較發展是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這一結論，其推論前提是：中國自夏商周以來就流通貝幣，春秋戰國進入金屬鑄幣階段，宋代出現紙幣，白銀逐漸成為貨幣，貨幣經濟一直較為發達；而在西歐，交換經濟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沒有出現發達的貨幣經濟。其實，西歐的貨幣經濟雖然在日耳曼蠻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紀時，隨著捷克、西伯利亞以及俄國的銀礦的相繼發現和大量開采，貨幣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很快出現了高度發達的信用業和金融業，形成了十分發達的市場網絡。試想，沒有高度發達的貨幣經濟，西歐怎么能夠率先發展到資本主義？而且，即使在西歐中世紀的初期，蠻族的入侵也沒有立即使商品經濟衰落，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漸衰退的過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有商業活動。那種認為西歐中世紀交換經濟長期處于較低水平的觀點，大大低估了西歐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更何況中國在商周時期，不也是處于"抱布貿絲"的交換水平之中嗎？

再者，從貨幣介入交換這一角度來看，貨幣是從交換中分離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必然會出現貨幣。盡管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因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幣材會有所不同，但這并不能改變貨幣的本質。中國從商周之時起開始用貝幣。在西歐，進入封建社會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蠻族已用亞麻布條作為貨幣，后來還一度鑄行硬幣。（注：［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中譯本第8章上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84頁。）因此，把貨幣較早地介入交換看作中國封建社會有別于西歐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當。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認識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特點的問題上，從據以分析特點的基本思路到具體概括出的諸多特點，都還值得進一步商榷。其中，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往往將中西方封建社會作簡單的類比，并由此推衍出結論。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應加以避免。

眾所周知，特點是通過比較而得出來的。講到比較，自然就有一個比較對象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將西歐的領主制社會與中國的地主制社會作對比，從而得出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一些基本認識。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是缺乏可比性的。

關于封建社會的形態，歷來有"典型"和"變態"之爭。一種觀點認為領主制是封建社會的"典型"形態，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的"變態"形態；一種觀點則與之相反，認為領主制是封建社會的"變態"形態，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對此，我們應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個社會，在它的生產力沒有全部發揮出來以前，它是不會自行消亡的；相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它的生產關系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把奴隸社會分為早期不發達奴隸制階段和發達奴隸制階段；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和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分為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難道封建社會會例外嗎？而從封建社會土地所有權、勞動者人身依附關系、地租形態的演進以及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對立消長來看，從領主制到地主制，都顯示出了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充分說明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注：林文勛：《試論封建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刊《東陸學林》第1輯，云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隨著封建社會發展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證明：世界各國、各地區封建社會的發展一般都經歷了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以我們本文所討論的中國和西歐來說，中國西周為領主制社會，進入戰國，伴隨著領主制的解體，中國進入了地主制。在西歐，馬克思說："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頁。）例如，"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14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頁。）西歐領主制（農奴制）解體后，并沒有立即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發展到其它的歷史階段，而是進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論述西歐封建社會走向末路時說："在大多數農村中，雖然還存在著古老樸素的自然經濟，但已有許多整片的地區，比如在荷蘭、比利時和萊茵河下游，農民都不用徭役和實物獻納，而以貨幣向領主交付；領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們自己分別變成地主和佃農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步驟，……。"（注：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頁。）

既然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那么，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社會與西歐的領主制社會作對比就顯然是不正確的。如果要進行比較的話，只能用雙方的領主制階段與領主制階段進行比較，地主制階段與地主制階段進行比較。否則，對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商品經濟是一種經濟形式，在研究其特點時，無疑需要認真研究它的經濟結構、經濟要素。但是，僅此還遠遠不夠。作為一種經濟形式，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它都不是單獨地發生作用，而是與其它經濟關系乃至政治、軍事、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密切相連，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時，還需要克服就經濟關系而言經濟關系的局限，置于整個社會發展之中去加以認識。這也是本文特別偏重從發展的過程去認識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特點的重要原因。

本著上述基本思路，通過與其它國家和地區同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相比較，我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顯的特點：

第一，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的態勢商品經濟何時出現于中國社會，還需要探討，但在商周時期，它的發展程度還是較為有限的。進入春秋戰國，由于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在此基礎上，市場不斷拓展，交換空前擴大；金屬貨幣廣為流行；商人和商業資本迅速發展。商品經濟迎來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發展高峰。經秦進入西漢，商品經濟始終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當時，富商大賈不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經濟力量無所不在，確乎達于極盛。

商品經濟的發展，嚴重地動搖了封建統治。到西漢武帝時期，統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預商業的政策，商品經濟遭到沉重打擊，發展勢頭嘎然而止。漢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當時商品經濟的基礎還較為脆弱。鹽鐵為大宗商品，這本身就表明了這一點。同時，漢武帝的政策體系完整，從生產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此外，漢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歷東漢至魏晉南北朝，連續不斷的戰亂又使商品經濟失去良好的發展環境。商品經濟急劇衰退，竟出現了實物貨幣取代金屬貨幣流通的反常情況。直到唐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又一次大發展，城市坊市制崩潰，草市鎮興起；貨幣流通不斷進步，并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人和商人資本再度崛起。商品經濟步入了第二個發展的高峰。在這一時期，茶葉迅猛發展為與鹽鐵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鎮遍及全國，海外貿易取代了傳統的陸上貿易，等等。種種跡象表明，與第一個高峰相比，此時商品經濟的基礎更為廣闊，發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唐宋發達的商品經濟遭受一定的影響，曾一度發展遲滯。進入明代，商品經濟不僅很快恢復了唐宋時期的水平，而且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第三個發展高峰。這時，交換進一步擴大，市場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業資本的力量邁上又一新臺階，形成了商幫。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點。

第二，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受政治力量的影響較大我們知道，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大一統的形成，消除了原來的封建割據，統一了全國的幣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面。《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講的就是大一統對商品經濟的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統封建中央集權的形成，又使得統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權的強大政治力量，干預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其產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個封建時期，大一統中央集權對商品經濟的干預極為突出。主要是通過重農抑商和禁榷制度對商品經濟實施干預。所謂"重農抑商"，就是通過采取貶低、壓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從商人數。其目的是防止農民大量棄農從商，保護農業的優先發展地位。自戰國商鞅、韓非等人提出重農抑商的思想主張后，部分諸侯國及繼起的秦漢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絲織衣服，禁止商人騎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謫發商人戍邊等。而后，由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種抑商、輕商的觀念意識。重農抑商形成一個從政策到思想再到觀念的有機整體，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一項根深蒂固的基本國策。到了唐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重農抑商受到一定的沖擊，但從根本上還沒有完全動搖。即使到了明清，重農抑商仍然不時推出。明清兩代都還曾重申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及不得仕宦的舊規。重農抑商的實施，抑制了商人階級的發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注：陸游：《老學庵筆記》卷9。）類似例子不在少數。這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統治者干預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將它歸入重農抑商政策之中，這是不對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國家通過官營商業，與商人爭利；它是官府充當大商人的結果，與重農抑商有著根本的不同。這項政策起源于春秋齊國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漢中葉，漢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繼推出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等政策措施，將禁榷制度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遵行。歷代統治者對市場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實行專賣，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如果說重農抑商政策是通過壓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的話，那么，禁榷制度則是通過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產運銷，將商品經濟的發展納入自己所允許的范圍和軌道。

不過，雖然這兩項政策的出發點不同，所要達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卻是異曲同工，都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這兩項政策雙管齊下，使商品經濟的發展始終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多元性中國是一個疆域十分遼闊的國家，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其顯著特征。這其中，由于各地區和各民族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后，起點有高有低，發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多元性。

這種多層次性表現在許多方面，主要有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差別；內地與邊疆的差別；城市與農村的差別；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等等。以內地商品經濟的發展來說，同處于中原內地的南北兩方，長期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就相當懸殊。至于城市和農村，在唐宋時期，一些大城市已發生了市場革命，處于較發達的狀態，但許多鄉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十分幼弱，尚處于自然經濟之中。而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就更大。

唐代貨幣史上有所謂"錢帛兼行"之說。其實，除銅錢和絹帛這兩種貨幣外，在四川和嶺南的部分地區，還流通著實物貨幣；實際情況比"錢帛兼行"還要復雜。單以銅錢和絹帛來說，銅錢是形態較高的金屬鑄幣，代表的是商品經濟處于較高的發展層次；而絹帛只是一種形態較低的實物貨幣，代表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處于較低的層次?？墒?，就是這兩種形態不同的貨幣，竟然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中長期共存，流通上百年。這集中地反映出中國社會商品經濟是高低層次的共同發展。這種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具有多層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應作為正確估價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長期以來，在對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估價上，不論是從整個歷史時期來看，還是就某個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據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很高的結論，而一部分人則舉出了商品經濟不太發展的諸多證據。其實，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很多人只注意了一個方面，難免以偏概全。鑒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性和多元性，在估價商品經濟發展水平時，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

第四，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在社會變革和轉折的關頭都起到了革命性的決定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體作用。"（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頁。）這是對世界各國歷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個普遍結論。換言之，在世界各國和各個地區，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對原有的社會結構產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來看，這種作用又更為明顯和深刻。

與商品經濟發展的三個高峰相呼應，春秋戰國、唐宋、明清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重大轉折和變革時期。這三個時期，雖然社會變革的內容不同，但從其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來看，則有很大的共同點。即，商品經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變革是由商品經濟引發的。

春秋戰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由領主制進入地主制的變革轉折時期。在地主制到來之前，到處都是井田制這種農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兩部分，由農奴耕種，但土地所有權均屬最高統治者所有，實行層層分封，"田里不鬻"。廣大農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內，互耕互助，共同構成一個經濟單位。村落與村落之間，"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即幾乎不與市場發生交換關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的拉動下，農民逐漸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場交換關系也就在這一過程中從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漸滲入到公社內部。起初，公社成員用于與外部交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農產品和土特產品；而后，在交換的席卷下，土地逐漸卷入交換。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經濟最終摧毀了井田制公社，領主制解體，地主制確立和發展了起來。

對于地主制與商品經濟的關系，過去認為地主制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對立的關系。近十多年來，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們開始辯證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經濟是地主制經濟的重要補充形式。從上述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來看，我們認為，商品經濟應是地主制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及基礎；沒有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就沒有地主制。也就是說，商品經濟不是地主制經濟的重要補充形式，而是它的內在經濟成份。

唐宋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又一大轉折階段。國內學者更多地將其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的轉變；而國外則有不少學者認為，這個時代是中古時代的結束和近世的開端。無論如何，這一時期顯著的社會變化特征是，原來較為穩固的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力量開始流動起來，重新組合，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了財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時，曾第一次出現了"至富敵至貴"（注：李冗：《獨異志》。）的說法。在政治力量對社會發展影響較大的封建時代，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它表明經濟力量已從此崛起，與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著社會的發展。財富力量的崛起，勢必要求按經濟力量重新規范社會關系。于是，原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發生改變，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門閥士族等級制崩潰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級制度；土地制度從原來的立田制、抑兼并轉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們的價值取向由過去的求貴轉而求富。與此同時，封建國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這樣，以唐宋為中界點，整個社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進一步瓦解著封建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則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積累了充足的資本，準備了大量的雇傭勞動力。在此基礎上，在江南部分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社會將出現又一次更為重大的轉折和變革。

商品經濟論文:小議商品經濟下廣告傳播

摘要：在我們這個時代，絕大多數商品都是通過廣告的方式接觸顧客，廣告是溝通商品與消費者的重要媒介，同時廣告已經涉及人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導消費、繁榮市場、塑造流行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的重要行業之一。實際生活過程中廣告的傳播在視覺、環境等方面存在著自身的利弊，對于廣大廣告工作者來說，牢記廣告是商品經濟的產物，貼近商品、宣傳商品、促銷商品，讓群眾了解商品、購買商品，這樣在商品經濟中產生的廣告，就會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商品經濟；廣告傳播；視頻傳播

人類社會生產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費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滿競爭意識的商品經濟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商品經濟已經演變為集產品、宣傳、競爭為一體的綜合型經濟，更新換代快、同類產品數量多。商品生產者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盡一切辦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傳播媒介繪聲繪色的宣傳自己的產品這種發展過程逐漸形成了一種可稱之為的“廣告藝術”是商品經營者激發消費、促進市場營銷、謀取利潤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廣告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市場促銷的一種有力手段，是隨著傳播媒介的發達、市場經濟與銷售學理論的發展和廣告制作技術的提高而不斷發展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絕大多數的商品都是通過廣告的方式接觸到顧客廣告是溝通商品與消費者的重要媒介。無論是一住多年的住房還是幾秒鐘下肚的飲料難以計數的商品.隨之而來的是難以計數的廣告。大街上街道兩旁廣告板成行成排車身廣告穿梭在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廣告充斥著城市的每個角落走進超市、商場面對的是雪片似的各類打折促銷的傳單在家中信箱里總是塞滿各類直銷傳單甚至于騎著自行車在街上走也會有人把廣告扔進車筐里任何一份報紙或者雜志都離不開大大小小的各類廣告打開電視無論什么節目都會有一定時間段的插播廣告在網絡上各類網絡廣告更是時時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在屏幕上;廣告不僅應用于商品宣傳也應用于電影、音樂會、展覽會、運動會、演講會、旅游業等等為內容的宣傳……廣告已涉及人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導消費、繁榮市場、塑造流行文化與價值觀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的重要行業之一。

我們的廣告設計應體現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日新月異的變化和人民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體現社會卞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抵制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對廣告的污染將產品的宣傳與豐富文化生活和培養健康的審美情趣有機結合起來也要與美化環境的工作結合起來。廣告設計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裝飾技能還必須具備廣泛的文化修養，豐富的社會知識，懂得商品心理學，對生活時尚和時代節奏有敏銳地感覺，才能更準確地設計出群眾喜聞樂見、易于理解的廣告宣傳。

從視覺的角度來講，在我們這個時代廣告已經成為城市環境中最有影響力的視覺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開什么樣的車、住什么樣的房子買什么品牌的電視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過觀看、收聽廣告后才能做出決定，于是廣告在潛移默化之中塑造著我們的外觀與心靈。不良廣告所傳遞出的消極墮落的價值觀、人生觀、低級趣味卻毒化了人們特別是青少年與兒童的心靈，給社會、家庭、學校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如何能在滿足商業目的的同時讓廣告體現出正確的價值觀、審美觀、藝術格調、人生的智慧感已成為有責任感的廣告設計者的新思考與努力方向。

從環境的角度看富有個性化的景觀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現代化的城市環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戶外廣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現階段一些企業基于狹隘的商業利益考慮.戶外廣告與城市景觀的沖突正在加劇部分戶外廣告設置存在著與空間景觀不協調，視覺效果凌亂與建筑物功能類別、性質不符占用人行空間燈光照明影響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藝較差;廣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選擇等問題，均缺乏科學性與環境意識廣告從業人員的職業水準與素質的普遍偏低使得戶外廣告燈箱、路牌的設計缺乏合理性與美感不同程度的損壞著型代城市的形象。從規劃角度來看眾多戶外廣告燈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狀各異彼此互相千擾、沖突缺乏從城鎮景觀的整體高度出發的科學規劃事實上只要集中城市規劃、景觀設計、工業造型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廣告設計等諸多行業專家協同作業.就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戶外廣告與城市景觀的協調問題科學合理的設置戶外廣告，恰當的把戶外廣告和不同城市環境結合起來構成不同區域的城市廣告環境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系統化的城市廣告文化。

從視頻傳播的角度看現階段的無處不在的視頻媒體，百花齊放從各種角度展示著商品、引導著消費。經過調查.電視媒體傳播仍舊是最具實力信譽最好的大眾傳播媒體在宣傳企業形象和產品形象提高產品的知名度方面有著不可搖撼的地位。但是在這種多方位、大力度的宣傳下部分廣告信息傳達越來越受到觀眾、聽眾的厭惡與抵制看見、聽到插播廣告信息就調整頻道是幾乎每個觀眾、聽眾的本能反應了于是廣告信息傳達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負面意義就其根源就是廣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廣告如何能從單向的’‘強制觀看‘’的傳統模式中走出來做到讓觀眾、聽眾喜聞樂見.從而推動社會經濟增長.是擺在廣告這一行業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廣告的行業特殊性決定了它在操作運行過程中的不規定性但是只要我們廣大辛勤勞作的廣告工作者牢記廣告是商品經濟的產物貼近商品、宣傳商品、促銷商品讓群眾了解商品、購買商品，這樣在商品經濟中產生的廣告就會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理學經濟理念對商品經濟發展障礙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制“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中國的商品經濟千回百轉、步履維艱地發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國封建社會滅亡都還非常嫩弱;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比西方遲到三個世紀,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龐大艦隊殺氣騰騰地闖進平靜的中國南海,也未能從小農經濟的大海中脫穎而出。究其原因,這期間作為封建統治思想的理學經濟倫理對商品經濟的阻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層次的根源(難辭其咎)。

一、理學經濟倫理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阻礙

理學經濟倫理,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正統的意識形態,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維護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經濟制度,扼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傳統社會趨于瓦解、新的生產方式初步興起的時候,有力地阻滯新生產方式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理學經濟倫理與專制等級制度相結合的封建政府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人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在文官政治的運作體系中,禮儀是根本?；实叟c臣子通過禮儀確定君臣的“名分”(從宋代開始,“名分”思想對人們的支配作用,明顯超過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也主要依賴禮儀的程序進行協調、溝通和節制。而拖沓疲軟、推諉扯皮、虛應故事等官場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禮儀而得以合理的存在。從宋到明、清,王朝禮越來越煩瑣,禮典越編越厚重,可官僚體制的低效率,以及種種積弊反而愈益加重,這樣的國家政府及其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國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經濟的發展失去了原動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驅使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贏利思想是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凱恩斯認為,至少在100年內,我們還必須把貪婪、高利貸等等奉為我們的信條,并借此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導到陽光麗日中來。但理學家將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經商贏利的行為一概視之為“私欲”,使之成為應“去”、應“滅”的對象。而且宋代以后,統治者提揚、護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義利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壓下,元明清三代都沒有人斗膽敢于提出如英國重商主義者約翰·海樂斯在《關于英格蘭王國公共財富的討論》一書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潤的”這種思想。雖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認。

第三,倫理價值導向制約了平民文化的發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學經濟倫理以實現封建等級人倫關系的和諧為終極價值取向,因而統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識地通過強化禮教思想,來約束、影響世態人心的變動。他們加緊制定和推廣民間的行為規范,有關的著作大量涌現,涉及家禮家法、家訓家誡、鄉規民約以及理學各個方面。強調躬行踐履的宋儒,把傳統思想中宣傳“三綱五?！钡难哉摮槿〕鰜?加工改編成修身要訣、治家要訣,向社會傳播,向大眾灌輸。如果說先秦的禮主要用于規范和協調貴族之間的行為,南北朝時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維護門閥的特權和地位,到宋代禮的重心已向民間教化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間禮教,在明、清二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趨突出,嚴重地禁錮和扭曲了人的心靈,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使得宋明時期已經相當活躍的平民文化始終不能形成為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基礎?！笆恕弊鳛橐粋€社會階層,始終被局限在“皇帝與宗室—品官—庶人”的禮制等級結構中,處在一個與品官(官戶)有著不同戶名(民戶)、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這種深深根植于國家禮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僅使平民文化的發展受到制約,也使近代意義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沒有“平等”意識,真正的自由競爭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競爭機制的社會,商品經濟是不可能蓬勃發展的。

第四,倡導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業資本根本不可能轉化為工業資本。宗法主義是理學經濟倫理的靈魂。理學家企圖通過倡導恢復宗法家族制度以振興紀綱。張載、程頤、朱熹都熱心于宗法,對家族制度進行過系統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組織殫精竭慮,精心規劃,尤其是朱熹,為家族組織的發展規劃了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十分細致的方案,除了后來形成的家譜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長等體現明清家族制度形態結構的主要內容,他都提到了。這一肇始于宋代、極盛于明清、延續至近現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宗族系統(族權)”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顯然是與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向相背離的,在這樣的社會組織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說商業資本根本不可能轉變成為工業資本,就是商業資本本身也得不到進一步的充分發展。這只消看一下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的情形便可知曉。正像有的學者指出的,“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宗族制度的強化,使徽州社會成為一個二律背反的混合體”。而這種“二律背反”就其本質意義而言,是一種全國性的現象。

第五,崇儉黜奢消費觀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理學反對食而求美,衣而求麗,限制了消費對生產的作用,使生產停滯不前;使市場變得狹小,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種倫理思想的籠罩之下,其理想的經濟形態只能是循環往復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始終只能作為其補充和附庸艱難地波動發展。形象地說,崇儉黜奢消費倫理是經濟的穩壓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維護了小農經濟,卻阻礙了商品經濟。

二、理學經濟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

理學因清統治者忌諱其中的言“華夷之辨”、重“民族大義”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時開始遭到貶抑,從此,程朱理學作為一個學派開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經濟倫理)的影響卻并未中絕。而且由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取得完全勝利,曾經為封建社會服務的程朱經濟倫理等道德意識形態,得以拖著長長的辮子穿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

從19世紀60年代起,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了外國資本主義、清政府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這三種資本主義形態。資本主義已不是處在萌芽狀態,而是作為社會經濟的一個成分而存在。理學經濟倫理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中主要起著消極、保守作用。第一,理學經濟倫理維護傳統社會尊卑貴賤的社會經濟關系,壓抑了人的個性解放和“資產階級”的崛起,阻礙了私有制及其雇傭勞動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理學經濟倫理下,中國個體經濟以及整個社會經濟制度都蒙著一層脈脈含情的倫理外衣,于是經濟實體以實現其成員生活上的自給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諧融洽而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經濟實體內部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尊卑貴賤、長幼親疏的道德關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的契約關系;在經濟管理中片面強調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約和法理制度。顯然,這種經濟倫理觀念同近代企業制度下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及契約雇傭關系都是尖銳對立的。第二,理學經濟倫理從維護自然經濟出發,排斥和阻滯商品經濟、機器大工業的興起和發展。例如,它引導人們走仕途經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祿、衣租食稅的剝削方式而排斥別的發財方式和致富途徑;它勸勉人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而反對人們棄本逐末以工商贏利;它強調安鄉重土而壓抑社會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它重視既得財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視乃至壓抑生產效率的提高。

商品經濟論文:對商品經濟異化的思考

內容摘要：商品經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也有一個逐漸消亡的過程?，F代社會商品經濟已經發生異化：部分商品已經異化為公有產品；商品交換關系中的“等價交換”法則已經扭曲；追求價值的生產開始異化為追求使用價值的生產；生產商品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商品經濟之所以發生這些異化，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直接原因是生產關系的調整，而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是其必然結果。

關鍵詞：商品 商品經濟 公有產品 等價交換

商品經濟異化的主要表現

（一）商品本身異化為公有產品

在商品經濟中，人們通過勞動交換的方式獲取自己所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即人們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經濟體生產的，人們所生產的不是直接滿足自己或本經濟體需要的。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之所以要提供產品和服務，即商品是為了獲取貨幣然后用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商品交換遵循“等價有償”原則。商品經濟是隨著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逐漸形成的。隨著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商品經濟也不斷發展，商品的范圍不斷擴大。但物極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發生異化，轉化為非商品。

今天我們確實在某些方面能免費或者以較低的價格獲取他人的產品和服務。我們知道，無論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在基礎教育領域都存在著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在私立學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額的學費以彌補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潤，因此私立學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學校就學無需支付任何學費，甚至不少公立學校還提供免費營養午餐。顯然公立學校提供的教育、營養午餐不是商品。筆者把國家、各級政府免費提供這些產品或服務稱之為純公有產品。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一類產品，比如我國的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其購買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貨幣，但他們支付的價格或租金明顯地低于市場價格和租金。同樣，筆者把國家、各級政府以低于市場價格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可稱之為準公有產品。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公有產品是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通常是從消費是否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來區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肮参锲肥窍M者可以共同消費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這種公共物品提供給消費者，便難以防止其他人消費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特點。所謂競爭性是指某人消費某個物品，則他人就不能再消費該物品了，而所謂的排他性是指消費者不支付價格，可被拒絕消費該物品。通常將不具備消費的競爭性的物品稱之為公共物品，比如電視廣播，人們打開電視廣播不影響他人的收聽。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時還不具備排他性，則被稱之為純公共物品。公有產品是與商品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商品是平等經濟利益主體提供的，商品交換遵循“等價有償”的原則，而公有產品是國家、各級政府免費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價有償”原則。

（二）商品交換的“等價交換”法則發生扭曲

商品交換表面上是物與物的交換，本質上是商品生產者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在交換過程，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誰都不想吃虧，因此只能“等價交換”。在簡單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商品的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資本和生產要素能夠在不同的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大量資本從利潤率低的部門向利潤率高的部門流動，因此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趨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潤。此時，商品的價格不再以價值為中心，而是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上下波動；在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憑借其壟斷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規定壟斷價格。從簡單的商品經濟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盡管“等價交換”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交換雙方在交換過程中都不想吃虧這種主觀愿望并沒有改變，買賣雙方仍然可以通過市場自主確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價格不再單純由市場形成，買賣雙方有時不能自主決定買賣商品的價格，政府有形之手從方方面面影響到商品的價格。比如，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勞動力事實上都成為商品，雇主和雇傭工人通過市場確定勞動力商品的價格，或者說雇傭工人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雇主或者說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商品過程時是不愿吃虧的，很想且有時確實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資的價格購買到勞動力商品。然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都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低于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是非法的，資方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三）商品生產的私人勞動直接“異化”為社會勞動

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社會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利益主體，有權決定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也有權決定提供什么樣的服務、以何種方式提供服務。因此，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明顯地具有私人屬性，是私人勞動；另一方面，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不是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過交換滿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產者之間通過各種交換關系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明顯地具有社會屬性，是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有權決定生產什么、提供何種服務，但沒有權力強迫別人一定購買他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且即使把商品賣出去，也無法保證一定不賠本。這表明私人勞動可能無法轉化為社會勞動、或者可能無法全部轉化為社會勞動?！八饺藙趧釉谑聦嵣献C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

然而現代社會，私人勞動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為防止某些產品價格暴跌，保證生產者的利益，國家和各級政府對于特定種類的產品，比如我國對農民生產的水稻、小麥實行國家最低保護價收購制度。對于這些產品而言，由于存在著國家收購制度，不存在私人勞動無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問題。同樣由于是最低保護價收購，私人勞動即使不能全部轉化為社會勞動，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轉化為社會勞動。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有權決定如何進行生產。為了生產，他必須以市場價格從市場上購買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僅僅是市場提供的經濟信號對他的決策產生影響。但是現代社會，這種情況有所改變，某些勞動一開始就并不是商品生產者純粹的私人勞動，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現為社會的勞動。比如在我國，為了調動種糧農民的積極性，鼓勵農民使用良種，國家對于農民購買良種給予補貼。因此，國家對農民的生產過程產生了影響，農民購買良種從事農業生產的活動不再是純粹的私人勞動，一開始就具有某種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和社會的意愿。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農民用良種進行生產的私人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

（四）追求價值的生產“異化”為追求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價值，商品生產是追求價值的生產。然而現代社會，某些生產并不是單純的商品生產，其生產的直接目的很難說就是追求價值的生產。從微觀角度看，各級政府事實上是某些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比如國防、敞開式道路，廉租房，這些是免費或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社會提供的，不存在等價交換或者說在交換過程中各級政府必然“賠本”。顯然，就各級政府提供公有產品和準公有產品而言，追逐的決不是價值而是使用價值。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管理職能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管理職能。資產階級政府為了自己統治的長治久安，必須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物價的相對穩定，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從這一角度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不得不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或者說社會財富。對我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尤其明顯。我們知道，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目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解決該矛盾，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必須生產更多、更好的物質產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實際上也就是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

商品經濟異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異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換表面上是物與物的交換，實際上是商品生產者互相之間勞動的交換。商品本質上不是物，而是一種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本身不是凝固不變的，必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商品經濟本身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也必然隨著生產力發展而變化。

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客觀上使國家和社會有能力免費或者以低于市場價格提供產品和服務。我國9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在免除種糧農民農業稅的基礎上向農民提供各種農業補貼，以及向農村60歲以上老人每月發放基礎養老金等都依賴于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提高。很難設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落后的年代，國家和社會會有能力實施這些惠民政策。

生產力的發展加劇了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加劇個別經濟利益主體內部生產的有計劃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性，這在客觀上要求國家協調各種經濟利益主體的經濟活動，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這種干預必然使某些私人勞動直接具有社會勞動的屬性，同時使商品經濟交換的“等價交換”法則扭曲。

（二）完善社會生產關系是商品經濟異化的直接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周期性，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當經濟不景氣，在市場供求法則的作用下，資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壓低工人的工資，甚至使工人的工資低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然而，工人的工資低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無法滿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資料的需求，勞動力只能在萎縮的情況下生產，勞動者的體力與腦力就得不到恢復與提高。而人始終是生產力的主體，顯然這種分配關系或者說生產關系是阻礙生產力的發的展。正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國家制定了最低工資制度。

教育是現代社會一筆很大的開支，同時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礎教育期限長，短期內不可能得到回報。如果不實行免費的基礎教育，一些貧窮的工薪階層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進學校去接受基礎教育。現代社會科技日新月異，舊的產業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新的產業不斷出現，這要求勞動者必須轉換勞動方式，一個文盲、半文盲的勞動者很難適應這種轉換。因此，在現代社會，要由國家來承擔義務教育的費用，使基礎教育成為公有產品。從本質上，國家提供免費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種形式，是主動調整生產關系的一種舉措。

（三）社會進步是商品經濟異化的必然結果

商品經濟是通過價值規律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在單純的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導致商品生產者的兩極分化，從而影響到部分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維護基本人權，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主要體現。然而單純的商品經濟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基本人權，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場經濟中，雇傭工人失業是難免的，經濟不景氣，問題會更嚴重。如果社會上有大量的工人失業，必然給社會的穩定帶來隱患，因此建立失業保險制度這個安全閥是十分必要的。雇傭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確定的風險，可能遭受意外，喪失勞動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額的醫療開支。無論哪一樣，普通的雇傭工人及其家庭是無法承受的，因此建立醫療保險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應該是生活的必需品，盡管不少國家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一些低收入群體也很難在大城市有能力購買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不少國家實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經深入到商品經濟的各個領域，加快了商品經濟異化。

商品經濟論文:試論商品經濟發展與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從商品經濟發展的角度論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進了勞動力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對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詞】商品經濟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頒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楊炎兩稅法實施后徹底被破壞，存在了近三百年。為什么均田制會在唐代中葉以后走向全面崩潰，很多人作過探索。均田制是一種在中國歷史上存續了幾百年的土地制度，導致其瓦解和終結的原因很復雜。大部分學者從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戶籍紊亂等方面進行分析[1]；郭庠林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變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統治者并未制定這種制度[2]；楊際平、霍峻江認為均田制的內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均田制瓦解的影響[4]，惜未作展開闡述。本文力圖從商品經濟發展的角度稍作申論，闡述商品經濟發展是如何對均田制的瓦解產生影響的。

隨著唐代前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狀況的改善，大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進入流通領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業日趨繁盛?！短茋费a》卷下載：“凡貨賄之物奢于用者，不可勝記，絲布為衣，麻布為裹，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贝罅康纳唐愤M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業與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南北間的物資交流愈加普遍。經濟發展有賴于便利的交通，進而會促進交通的發展。武則天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艦，交貿往來，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可見一斑。對唐代商業的盛況，杜佑有很生動的描述，“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諸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眾多是盛唐商業繁盛的一個側影。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著相對凝固的中古田制社會，自然經濟條件下相對封閉的狀態有所松動。唐代前期實行的是承繼北魏以來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認為，“均田制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國家對人口的嚴密控制，二是地權流轉速率的相對遲緩；”[7]商品經濟的發展亦搖撼著均田制的兩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權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頻頻轉移，均田小農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增多地離開土地。商品經濟發展充當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劑，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經濟發展加快了地權流轉速率

（一）商品經濟發展使土地經營利潤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糧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農桑營贍，力漸豐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載麥，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寫經題記中反映開元天寶間范陽（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詩中有“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10]的句子。這說明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糧食的集市貿易已有所發展，“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的經營線條已經被打破。糧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動了碾等糧食加工業的發展，“永徽六年，壅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頃，今為富商大賈等大造碾，堰遏費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萬許頃。”[11]唐資糧食加工業的除富商大賈外，還有貴族、官僚、權宦等，他們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場對糧食加工和商品糧的需求增加。磨房的發展也是糧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糧食生產的發展為經濟作物的種植經營奠定了基礎，茶葉生產異軍突起，成為唐農業商品性生產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時，張守圭“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傭功雜處園中”[12]，可見，當時已開始以一定規模種植經濟作物。這種規模經營的動力源于茶葉生產的可觀利潤，“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農桑之所獲矣”[13]，很顯然，種茶葉比種糧食更有利可圖。不僅如此，茶葉販賣亦開始走上經營日程，“天寶中，有劉真清者，與其徒二十人于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14]，茶商已成為商人隊伍的成分之一。種植茶葉等經濟作物獲利不菲，同樣增加了土地經營的誘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價倍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賃店干利詔》稱：“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鋪，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余文，其清資官準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盵15]唐政府對官吏經商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一些清資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斷，他們是受到了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社會上類似的現象應不在少數。雖然不可排除不付地價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數情況下，土地應該是有償轉讓的。唐貞觀中，“有裴明禮者，……于金光門外，市不毛地，舍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況一般的土地呢？這種城郊或交通要道等處占區位優勢的土地往往會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而不斷增值，比用于農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綜上所述，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糧食商品率提高，經濟作物種植發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斷增值，土地成為有較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地兼并起了推動作用。

（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為土地兼并的生力軍之一

在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通常有兩種形式，“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壞之前，前者占主導地位[18]。盡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時富商鄒鳳熾“邸店園宅，遍滿海內”[19]，既經營工商業，又廣占良田。玄宗時的詔書中有“貧人失業，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詞句，反映了當時工商之家以資買田已相當普遍。代宗寶應元年（762）四月詔書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這些殷富之家應包括商人。由于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長期延續，中國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經商獲利之后往往轉而買田置地，從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雙重身份。“良田兼百頃，兄弟猶工商”[22]，就是當時這類人的寫照。

（三）商品經濟的發展將越來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領域

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封閉狀態逐漸被流動狀態所取代，許多產品和生產要素進入流通領域，不斷增值的土地作為財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難免。這一點從政府關于土地買賣的規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規定，“諸桑田皆為世業”，“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23]；北齊時“露田雖不聽賣，賣者亦無重責”[24]?？梢姡谔埔郧氨环Q為露田的口分田原則上不許買賣，只能有限度地買賣永業田。到唐朝，土地買賣的禁令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被土地買賣的洪流所沖決，從而不斷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調法規定：“凡庶人徙鄉及家貧無以供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得復授。”[25]口分田已經允許進入流通領域。法令開一條小縫，現實中就會開一個大口子。由于越來越多的均田小農的土地被買賣，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買賣世業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貧人失業，于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26]。同樣的一幕在開元二十三年（735）重演，這一年玄宗下詔曰：“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頻有處分，如聞尚未禁斷，貧人失業，豪富兼并，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敕罪。”[27]一方面國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業、口分田卻“頻有處分，未能禁斷”，禁者自禁，賣者自賣。經濟發展總是不斷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使政治權力采取相應措施來適應經濟發展。唐代土地買賣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權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強大威力。到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又補充了幾條規定，“賣充住宅、邸店、碾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限”[28]。在這些日漸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業田、口分田、賜田在進行買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土地被用來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數量和類別不斷增多，經濟發展將越來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領域。

土地經營利潤率提高是權流通的內在動力，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不斷突破政府的禁令而進入流通領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則長了土地兼并的氣焰，各類兼并勢力一起瘋狂吞并土地，玄宗時已是“田畝轉移，非舊時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29]。因而杜佑說“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并兼之弊，有愈于漢成哀之間”[30]。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國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的基礎被動搖。

二、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強了均田小農的流動性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流動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經濟的發展使魏晉以來社會的凝固狀態逐漸松動，流動機會日益增多。隨著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均田小農內部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貧富分化，涌現了出了少數據“高戶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農則不堪重荷，剔屋賣田，背井離鄉，武則天時“天下戶口，逃亡過半”[32]。安史之亂以后逃亡更甚，到肅宗乾元三年（760）編戶總數僅193萬戶，只占天寶十三載962萬的20%[33]。其中絕大部分應是以“不課戶”、“逃移戶”形式而存在的脫籍農戶，商業的繁盛則為這些脫籍的破產小農提供了新的謀生渠道。

（一）部分脫籍農戶以傭作自資，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破產小農大量進入工商業等非農領域謀生。他們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樓、酒肆、車行等處，或服務于來往舟船，求得一線生路。在經濟發達的地方曾出現過集中的勞動力市場?！坝忻┥疥惿摺贾裂恿辏ń窠K鎮江），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34]勞動力市場的出現，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備勞動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說明城市對傭工的需求增多。隨著經濟發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軍隊、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許多富賈亦聚居城市，《開元天寶遺事》中有“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的記載。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會增加對家庭服務的需求?！疤剖挿f士，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常使一傭仆杜亮”[35]，區區一進士尚使仆，何況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對唐代商業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線，邸店、酒肆很多，這些場所無疑能夠容納大量的服務人員。另外唐代有專門租賃車或驢的場所，這里也需要一定的勞動力?！胺鲲L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36]當時，人們賃驢，往往由一小兒隨往，返回時順便牽驢，取回雇值。隨著水路的暢通，富商階層，特別是南方的大賈皆以船為交通工具?！短茋费a》卷下載：代宗、德宗年間，江淮名賈俞大娘僅操駕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時商船也需要搬運工為之服務，唐天寶中就有以搬運為業的“傭力負運者”[37]。這些行業都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機會。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農從事個體手工業、服務業，或為公私手工業所吸納

唐代史籍中此類事例所在多有?！皠t天時，僧儀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紅自給”[381；有個叫王承福的人，“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做泥水匠）衣食，傭以償之?！盵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進城，靠給人粉刷墻壁為生；大歷中，有專門為坊市居民清廁所的“除溷者”[40]；天寶初，在洛陽“有郭大娘以當壚為業”[41]。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長為城市居民提供服務，換取微薄的收入，為自己討一條活路?！岸ㄖ荽髴艉蚊鬟h有織機五百張”[42]，這種大規模的私營手工業一定需要相當多的人手。在官營手工業中也使用愿意從業的流民，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鹽鐵使，“創立鹽法……其舊業戶并浮人愿為業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盵43]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長，或獨立經營，為城居民創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隨商品經濟發展而興起的手工業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門路。

（三）在城鎮做小商小販也是許多離開家園、流入城市農民的選擇

唐代棄農經商之風頗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詔稱：“趣末者眾，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盵45]中宗神龍初，宋務光認為，當時“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眾”[46]；睿宗時，“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戶口且增，租賦不益。莫不輕去鄉邑，共為浮墮”[47]。民戶拋卻田園，以商賈為業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不在少數，安史之亂以后，經商小農隊伍自然更為龐大。大歷中，蘇州常熟縣元陽觀的單尊師“常往嘉興，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販之徒”[48]?？梢?，農民改作小商小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這種投資少、回報快的經營方式是小農在異地求生的重要門徑之一。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性的增強，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樓肆，還有富賈之家處對服務性行業的需要增多，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也創造了一定的就業機會。那些流落城市的小農或出賣勞動力，或獨立經營手工業、服務業，或當小商小販流落江湖?？梢?，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就業途徑，同時也為農民提供了衣食之資。部分流民從事游惰之業，不復歸田野，從一定程度上講，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動性，使部分勞動者掙脫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縛。隨著人戶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對逃戶的流動性予以承認。這表現在對逃戶的政策上，強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趨減弱，勞動者的自由度增大。楊際平先生對此作過研究，“開元以前，勒令逃戶回原籍；開元九年宇文融括戶起，比較靈活：原則上應回原籍，但也允許就地附籍；安史之亂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農大量脫籍外出謀生，政府不得不對起其附籍權予以承認。

綜上所述，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土地兼并欲，將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領域，使商人地主成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手段，許多破產小農不必回歸田野照樣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轉速率，另一方面加強了均田小農的流動性，動搖了均田制賴以存在的兩個基本條件。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商品經濟論文:戰國時期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戰國時期，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繁榮達到了歷史較高水平，主要表現在商品交換的地域范圍廣闊，出現了一批繁榮的商業城市和擁有雄厚商業資本的富商大賈。商品經濟的發展繁榮是這一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本文結合相關經濟學理論，對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討。

【關鍵詞】 戰國時期 商品經濟 農業 手工業

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商品經濟是戰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諸侯國為實現富國強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使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貿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生產活躍起來，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長，形成了那個時代令人關注的明顯景觀。

一、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突出發展的表現

1、手工業的繁榮

據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這一時期的私營手工業有制陶業、制漆業、編織業、木器制造業、釀酒業、制醬業、屠宰業、礦冶業等等。其經營形式既有獨立的個體家庭手工業生產，也有匠師與多個學徒所從事的作坊手工業生產，還有大規模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當時個體家庭和作坊手工業生產普遍存在，故出現了“百工”階層。大規模工場手工業生產比較少見，往往在開礦、冶鑄、煮鹽諸方面才有所發現。戰國時期的這種私營手工業構成，奠定了中國古代私營手工業生產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業城市的出現

戰國時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繁榮的商業城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其中，最為著名的當首推“陶”，被譽為“天下之中”。齊國都城臨淄也因商業發達而聞名天下。史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其商業發達和繁榮景象躍然紙上。

3、商品市場的完善

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表現之一就是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春秋時期，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市”的數量明顯增加。這時各諸侯國的都城都設有市。如《左傳》中記載的周“王城之市”，楚國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現了“齊桓公宮中七市”的現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鄉之間也都普遍設有市場。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市”的建立已經成為普遍，商品種類更為豐富，所有“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東西南北的土特產品，在中原市場上都可以買到。商品交換的地域范圍更廣，“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紆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鄙唐方洕l達由此可見一斑。

二、經濟學視角下戰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會分工及所有制的變更

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社會分工。它是商品經濟產生的基礎。因為社會分工，才提出了進行交換的要求，也才有了進行交換的可能。我們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發生于不同所有權之間的分工。具體來說，商品的直觀前提是社會分工，一些人可以生產出超過自己需要的某種產品，而另一些人需要從別人手中得到這些產品，于是發生交換，產品轉化為商品。也就是說，分工所導致的生產與需求的對立統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須前提，生產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當然，僅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礎是不同所有權的對立。馬克思多次講過，“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并不成為商品”。這種所有權的對立可以是私有權之間的對立，也可以是私有權與集團所有權的對立，或集團所有權之間的對立，正是由于這種對立，產品交換才成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種奴隸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業嚴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產的產品完全是為了滿足奴隸主貴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換，即使民間有一些交換，也只不過是“抱布貿絲”的原始的物物交換，根本談不上商品經濟。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擴大和交換的發展，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為了滿足多方面的需求，生產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產的產品去交換自己不生產而又需要的產品。戰國時期，就出現了以生產商品為主的私營手工業者和專門從事商品經營的商人階層。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這些手工業者在城里開設作坊，從事獨立的手工業生產。

第二是所有權。它是商品經濟產生的前提。因為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屬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發生了交換行為。戰國時期出現的這些以生產商品為主的私營手工業者和專門從事商品經營的商人階層，他們的生產過程就成為以直接交換為目的商品生產過程。他們生產的產品，或是由自家銷售，或是交給專門從事販運的商人去銷售。隨著私營手工業的發展，社會需求的擴大，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貨物販運和銷售的商人隊伍。他們有的“居肆列貨，以待民來”，在城里開設店鋪，銷售商品，故被稱為“坐賈”；有的“負任擔荷，服牛招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這些被稱為“行商”。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出現，打破了奴隸制時代“工商食官”的格局，為商品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2、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商品交換

商品經濟的繁榮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主要標志就是鐵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現了用于農業生產的鐵農具。隨著冶鐵技術的提高，戰國時期，鐵器已經廣泛應用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鐵制工具的廣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興修，保證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哀公9年，吳王夫差開鑿了運河邗溝，目的是為了北上爭霸，運送軍隊與軍糧，但后來卻使運河兩岸收獲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國開通了鴻溝、建造引漳水溉鄴的工程，齊趙魏在黃河兩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對當地的農業生產和水運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興修與生產技術的改進，提高了生產效率，開墾了大片荒地，保證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農業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農作物單位面積的產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從而為商品交換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盡管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但農民仍然必須拿出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參加交換。因為他們必須從外界獲得鹽、鐵等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和生產用品，也必須從市場得到貨幣以支付國家的稅收。因此，盡管農民生產的基本目的是維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動、積極的商品生產者，但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拿出一部分產品用于交換，而仍然保留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根據市場供需關系可知，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增加使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均向右移動，商品市場在資源配置的作用下達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數相較過去更加頻繁，從側面反映出商品交換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三、戰國商品經濟突出發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

戰國時期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濟發展繁榮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統治者出于政治和經濟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兼并，為求得生存與發展，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以發展經濟，鞏固統治。

隨著戰國時期的“通商寬農”政策的實施及各國之間互通有無的社會需要，商業活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分工的擴大和細分，加之生產活動所具有的很強的區域性，客觀上也要求商品交換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使“四民”之間和地區之間互通有無，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保證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延續。在重商主義的政策下，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農民和手工業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勞動產品通過市場交換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戰國時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貿易和農業、工業生產一樣成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正如司馬遷所說：“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農經濟的盛行推動著商品經濟的繁榮

在戰國時期的各種農業經濟形態中，小農的自給程度最低，市場依賴性最強，因此在小農經濟占據社會經濟主導地位時，就會給商品經濟提供最有效、最強烈的需求，從而推動市場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

小農的盛衰決定了市場的盛衰，市場的盛衰決定了國家農業稅收形態，因此在小農興盛的戰國時期，我們不僅看到了商品經濟的繁榮，也看到國家賦稅的極大貨幣化。在整個戰國時期，自耕農始終是農業領域主導性的生產者，而佃農除了需租種地主土地外，其經營模式與自耕農并無二致，因此，小農經濟在這個時期仍然是社會主導性的經濟類型（見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動著商品經濟的繁榮。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筆者主要依托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戰國時期的商品經濟發展進行初步的探討。文章首先從經濟學中的社會分工和所有權的角度分析了戰國商品經濟產生的條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礎上，主要對戰國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的原因作出探討。其一，重商政策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貿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小農經濟的盛行推動者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在整個戰國時期，自耕農始終是農業領域主導性的生產者，而佃農除了需租種地主土地外，其經營模式與自耕農并無差別，因此，小農經濟在這個時期仍然是社會主導性的經濟類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動著商品經濟的繁榮。

商品經濟論文:近代中國商品經濟思想與意識淺析

摘 要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洋貨開始侵入中國市場，特別是“五口通商”以后輸入中國的商品不斷增加。到19世紀末，外國資本開始在中國設立商行，這種趨勢不斷瓦解著中國的自然經濟，使之逐漸解體。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人們漸感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合時勢，出現了商品經濟的思想和意識。

關鍵詞 商品經濟 思想 意識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天朝大國和地上的世界接觸，從此中國被強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歷史過程之中。近代化的過程，一般是指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巨大的社會變遷過程。本文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在西方商品經濟的沖擊下，近代中國社會對商品經濟的認識和反應。

一

近代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經濟的強力沖擊下，在中國社會形成的一種重視商業、發展商業和保護商業的經濟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個由高到低，由淺到深、由表及里的過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反抑商思想。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洋貨開始侵入中國市場，特別是“五口通商”以后輸入中國的商品不斷增加。凈增值從1864年的4621萬海關兩增加到1874年的6436萬海關兩。到19世紀末，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的商行已達到千家。這種趨勢不斷瓦解著中國的自然經濟，使之逐漸解體。在商品經濟的沖擊面前，人們漸感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合時勢，出現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學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①農工商“三者缺一，則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煙運動中林則徐表明歡迎遵紀守法的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魏源主張把工商業放在優先地位。在實際改革中他們也注意維護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間私商。他們的反抑商思想，雖未擺脫“本”、“末”的限制，但與重農抑商政策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

2、重商思想。這是19世紀50到60年代早期維新派知識分子王韜、鄭觀應等提出來的。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的關口越開越大，依恃不平等條約，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沖擊著中國的自然經濟和人們的封建觀念。這些早期維新派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出使過西方，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有一種切身的體會，思想較一般封建士大夫開明。他們大張旗鼓地宣傳“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農為本，國以商為本”，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則以先致富”，主張大力發展商業。他們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農本的觀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同樣撞擊著清政府的統治。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發起了洋務運動。19世紀70到90年代，洋務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幟下，先后辦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業和軍事工業，采用了西方的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這種情形的出現，反映了洋務運動興起后，“工商立國，工為體，商為用”③等思想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資本主義也是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張之洞的“以鐵路為龍頭，以軍功為基地，以民用為重心”的“工為本，商為未”的思想。張騫的發展新式工業，帶動農商實業救國的思想等代表了當時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趨勢。

4、成立商會，保護商業發展的思想?！恶R關條約》簽定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加深了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開礦山、辦工廠、修鐵路，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中國的民族危機也空前嚴重。在救亡圖存的影響下，“重商”“商戰”由原來的一種口號變為一種思潮，一種抵御外侮的手段。許多官員紳士開始熱心于經商辦工廠，一時秀才工廠、生員工司林立，出現了一個投資辦廠的熱潮。在這種趨勢下，人們的思想從重視商業、參與商業上升到成立商會，保護商業的方向發展。到1911年，全國的商會已有50多家，800余處成立分會。商會是商人立足于社會的依托，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須要求。商會的出現也反映了近代中國的商品經濟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體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已在中國成長起來。

二

近代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意識，是指在西方商品經濟的沖擊和商品經濟思想的影響下，社會民眾的生活觀念、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等方面表現出的一種商品時代的心態觀念反映。這種反映呈現出一個由淡到濃，由南到北的發展過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崇喜洋貨的消費觀念。西方的洋貨初入中國市場時曾受到自然經濟的抵御而不能暢銷，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這種抵抗勢頭就減弱了，人們對洋貨不再陌生，也不再敵視，而是表現出來了一種對洋貨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用它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最野蠻的最頑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紀未，越來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歡用西方的機制品，到清未時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漸成為一種風氣，與洋有關的一些日常用品走進千家萬戶，它以其物美價廉、方便耐用為一般民眾所接受。

2、羨慕商人的價值觀念。在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貴”，位于“四民之末”，沒有社會地位。但到近代中國，在商品經濟的強烈沖擊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斷提高。19世紀60年代，東南沿海一帶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們以特有的地位投資近代企業，而不是投資土地，很快成為既富且貴的上層人士。最突出的如狀元出身的張謇投資創辦企業達50多家。甲午戰爭以后，他了卻宦途生活，“志意于實業、教育二事”。在這種風氣的引領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價值變化的明顯反映。

3、趨于務實的擇業觀念。在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擠進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科舉取士之路。隨著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和衰敗，科舉制也越來越腐朽，以致“鄉里之弟讀書十年，而不能作一書札”，“通人學士，或有問一里之長果幾許？不能答者”。④隨著經濟的發展，要求將這些無有實用，無補于國家危亡的詞章之學都束之高閣。到19世紀末，東南沿海一帶，一些知識分子不再拚命擠身于科舉仕途，越來越多的人由重科舉變為重外語、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銳志科學，講求實用”。⑤1905年科舉制壽終正寢，不少知識分子或在近代企業中選職，或擠進一些新式學堂學習技術。人們選擇職業主要考慮其實用價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開趨利的生活觀念。公開講趨利、言利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涉及實際生活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哲學和道德問題。義利是中國劃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國社會，在商品經濟的作用下，人們一反傳統公開言利、趨利。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投資辦廠的人有增無減。生員公司、秀才工廠在甲午戰爭以后不斷出現，除了“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愛國思想之外，言利、趨利成為當時人們行動的基本出發點?！案餍懈鳂I的人，無不蠅蠅趨利”。⑥

近代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思想和意識，也不是一個有十分明顯區別的兩個方面。因為，在方向上兩者同時并進，在層次上相互交織，在進程上新舊交替甚至中西混雜。有的人有思想無行動，有的人有行動無思想。不少為工商權利呼號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只在于商品經濟思想意識的提高與集中方面。意識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應。在近代中國，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發展商品經濟，又深入到對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來不及消化，囫圇吞棗。而作為意識又平靜地、遲緩地消然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之中?！吧鐣Y構的裂變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進程中逐步實現的，不論社會變革的最終爆發形式和裂變如何，事實上它的爆發力量和變動趨向，早在社會生活的一般進程中緩慢的聚積和體現著。只有通過對日常生活及其關系的演化變遷，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時展的脈搏”。⑦總之，近代中國社會商品經濟思想和意識，均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態的反應，其意義和影響將是十分深遠的。

（作者：任職于甘肅張掖市委黨校， 本科、學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歷史）

商品經濟論文: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國化及其當代思考

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的過程。其中對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認識的深化，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點又是難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然而，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種種問題又要求我們進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艱苦探索的過程，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是一個全面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和生產的方方面面。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中國要不要發展商品經濟以及如何發展商品經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點和難點，隨著實踐的發展和人們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加深，我國在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國化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是否存在商品經濟的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預測并沒有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做詳細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學的立場和方法，揭示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來社會生產資料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而商品經濟是以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的，消滅了私有制這一根源，商品經濟也隨之消亡，即在未來社會不存在商品經濟而實行產品經濟。因此長期以來人們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當做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把計劃經濟當做的共產主義特有的經濟形式。

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這一認識是有理論依據的。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盵1]（P.286）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產生的決定性條件，消滅了私有制就是消滅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斷深化這一思想，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盵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盵2]（P.633）總之，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每個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也徹底消除。這時，個人勞動無論其特殊的有用性質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無需經過商品、貨幣的迂回轉化，這樣商品經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必然退出歷史舞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十分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只要未來社會實現了全社會的公有制，商品經濟必然消失。應當明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未來社會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整個階段，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經濟的。可是，馬恩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經濟是有理論前提的，即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在這一基礎上商品經濟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然而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還不具備馬恩所設想的消滅商品貨幣的條件。如何對待商品經濟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二、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國化的發展進程

中國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經濟，如果不能，中國要走怎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能，又該走怎樣的商品經濟道路。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大體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對蘇聯經驗的借鑒階段

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馬恩由于歷史的局限并沒有親身體驗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具體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舉措。而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她的建設模式和經驗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事實上，蘇聯模式和經驗對中國影響深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列寧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人，他對商品經濟關系的認識與馬恩是一致的，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指出“只要還存在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有可能消滅剝削?！盵3]（P.124）在《19世紀俄國的土地問題》中說得更明確：“至于社會主義，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滅商品經濟?！盵4]（P.111）在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列寧曾設想利用戰時共產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戰時軍事共產主義的形成，雖然具有特殊性，但總的來說是一種自覺的選擇，是按消滅商品貨幣的原則構造現實的社會關系。”[5]結果很快證明，這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于是產生了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列寧開始恢復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社會主義，并公開承認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能通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6]（P.514）列寧將商品經濟看作是向共產主義的迂回過渡，是“強攻”（指消滅商品經濟）的“退卻”和轉入“圍攻”，是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來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向資本主義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經濟的同時必須要警惕它?！靶陆洕咚斐傻那闆r，如小型商業企業的發展、國營企業的出租等，都意味著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是完全喪失了清醒的頭腦。不言而喻，資本主義關系的加強，其本身就是危險性的增強?！盵6]（P.607）盡管列寧對商品經濟的論述還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種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經濟的危險，但他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提出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有一個利用商品、貨幣的過渡階段，為以后我國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借鑒。

列寧逝世后，隨著農業集體化的逐步實現和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對商品經濟的觀點日益抬頭。斯大林從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種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一角度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經濟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在一定時期能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不會引向資本主義。應當說斯大林對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經濟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極不徹底的，商品經濟只能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生存。

（二）商品經濟理論探索階段

繼承和發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經濟觀點。首先，突破了斯大林兩種公有制論的觀點，提出商品經濟的存亡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這對于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否要發展商品經濟提出了一個基本的衡量標準。其次，承認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1962年進一步提出，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嚴格遵守的馬列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確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關系?！霸谏鐣髁x商品生產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是他在科學社會主義史上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根本區別作出了科學的說明?！盵8]人們最容易困惑的問題是商品生產是否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或是商品經濟是否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說清這一問題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國化的關鍵和核心。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盵9]（P.439）他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存在本質差別，提出我國發展商品生產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則是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并進一步提出判斷商品生產的性質的標準：“商品生產，要看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盵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產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這同鄧小平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上У氖沁@一正確的思想并沒有貫徹下來，而后他又主張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評“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終堅持“計劃第一，價格第二?！彼认Ｍ鉀Q計劃的主觀性和客觀實際相脫離的錯誤，又要堅持那時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征之一的計劃經濟，對待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復性。

總之，在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問題上提出了許多珍貴的思想觀點，雖然由于某些局限，許多正確的思想沒有在實踐中一以貫之，雖然的探索并沒有突破傳統計劃經濟的體制，但超越了斯大林，為鄧小平理論創新積累了經驗，也為當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教訓。

（三）鄧小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階段

鄧小平借鑒并總結了以往的經驗和教訓，重新闡釋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理論正確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把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我國最大的實際。建設社會主義，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對于這一問題，鄧小平提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F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盵10]（P.213）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遠沒有達到馬恩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因此，中國的最大實際是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經歷一個漫長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然要利用資本和市場。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的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這一標準的都應該而且必須用來發展社會主義，這就為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前提。

第二，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發展市場經濟。在《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中，鄧小平說：“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市場和計劃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生產力發展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說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10]（P.203）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更加明確了這一觀點，“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盵10]（P.373）這就解決了長期以來把市場等同于資本主義，把計劃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認識誤區。從根本上說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夠而且必須發展商品經濟。

第三，計劃和市場相結合，“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盵10]（P.373）在明確社會主義可以發展市場經濟的重大問題之后，另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協調市場和計劃的關系。鄧小平看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各有優點， 因而主張把二者結合起來。他說：“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盵10]（P.148）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問題上， 從講以計劃經濟為主， 到不要再講以計劃經濟為主， 這是一次重大變化和突破，打破了蘇聯模式下計劃經濟為主導的傳統框架，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第四，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不會導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外輿論紛紛質疑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不少國外媒體宣稱中國搞的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這也是鄧小平想得最多和講得最多的重大問題。鄧小平指出發展市場經濟不會導致兩極分化，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并一再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绻麑е聝蓸O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盵10]（P.138）這里，鄧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證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不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兩個根本條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在任何時候只要抓住了這兩個根本條件，社會主義就不會導向資本主義。

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它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把社會主義的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了中國的高速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畢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理論和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只有逐步積累在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上獲得的并經過實踐檢驗的認識，不斷推進，不斷深化，才能逐漸接近于科學真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思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至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展，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確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鄧小平理論打破了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這個傳統觀念，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實踐證明，在中國搞市場經濟是正確的。然而有些人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上認識模糊，甚至叫囂馬克思主義過時了，認為商品經濟將存在于整個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的始終，甚至要求實現全面私有化。這種荒謬的論點對當下和未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們必須理順二者間的關系，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基礎。

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解決了把市場經濟引入社會主義制度當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提出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這些都從根本上保證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然而在現實的發展中，剝削、兩極分化這些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特征，是社會主義要消滅和消除的東西，卻現實地存在于我國的市場經濟當中。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我們的市場經濟畢竟是從資本主義引進來的，在引進市場經濟體制時，有沒有同時把資本主義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進來？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沖突的？……再則，在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完善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市場經濟的規則究竟應該在什么范圍內推廣？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是否存在著過度市場化的問題？”[1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消除而不是擴大非社會主義的因素，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深入地理論思考。

第三，如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引進外資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重大舉措，如今通過外資形成的制造業、加工型企業遍布中國，這些工廠、企業的引進確實活躍了國民經濟，給我國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危機。然而加工制造業畢竟處于產業鏈的最底端，技術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價的勞動力。在這些企業中，勞動者所從事的是大量簡單機械的重復勞動，普遍存在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工資低，勞動者缺乏系統的職業培訓、發展后勁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生產力系統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質，在這一產業結構中又該如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市場經濟理論貫徹到農村即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這一政策執行初期確實解決了農村人與地、產與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戶的家庭式耕作畢竟沒有走出傳統小農經濟的束縛，也阻礙了工業化的成就及時應用于農業生產。目前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村空心化、農民收入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三農問題尤為突出。農村生產力如何解放也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重大問題。

第四，如何協調市場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中央多次強調要把市場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努力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并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資源的配置應當建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而當市場調節無能為力或調節得不完善時，就需要由政府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一方面，市場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它有趨利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在完善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方面缺乏力度，市場也無法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就必然要求宏觀調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也要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不能過度。目前的國企問題，很大程度上的爭論就在于政府職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來應該由市場決定的事情納入了調控的范圍內?，F實生活中，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效果最優化，同時又能把宏觀調控的優勢發揮在適當的范圍和程度內，真正實現市場與宏觀調控的完美結合，這是現實提出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當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種種思考的關鍵在于如何使之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尤其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市場經濟伴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始終，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我們要正視市場的作用和優勢。另外，市場的天然逐利性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帶來貧富差距甚至是兩極分化，對市場經濟不能放任，無論何時都要加以引導，明確發展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種種問題都是圍繞著如何協調、引導和發展市場經濟使之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一致這一根本立場而展開的，對此要明確兩個基本要點：一是明確發展為了什么，我們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但絕不是目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確怎樣發展，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還是很不發達的，沒有完成經典作家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任務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以奠定物質基礎是我們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場經濟對發展生產力有重要作用，要發展多種非公有制經濟，同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堅持。現階段下，不論是公有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其發展都有一個度的問題，要實現的二者的有機統一就要把握這個度――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不斷的增進社會主義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總之，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立場、方法是我們的行動指南。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是停滯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論都是發展的理論，馬克主義從誕生其就要求各國共產黨人結合本國實際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隨著時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實踐中不斷的豐富、發展和完善自己。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發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完善、永無止境的過程，任何時候都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終要把時展的特征、歷史發展的階段、中國發展的國情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