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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國社會學家把“社區研究”應用到中國本土社會的研究中去,取得了豐富的關于中國社會不同社區類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會調查方面,大量的社會調查活動得以展開,開啟了社會調查之風氣。20世紀初,大量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帶領中國學生開展城市社會調查。如1917年,上海滬江大學社會學系為配合教學創立了“滬東公社”,為楊浦樹一帶的工人提供社區服務并成為滬江大學師生的社會學試驗區。1914年北京青年會發起“關于北京302個人力車夫生活情形”的調查。1918至1919年間,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和傳教士甘博在北京進行了一項大規模調查研究。1924年,教會學校齊魯大學社會學系的中外教師帶領學生對濟南社會狀況進行全方位調查,內容涉及城市管理與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所組織的城市社會調查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很大觸動,引起了較大反響,社會調查風氣盛行一時。據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統計,從1927年至1935年間,全國共有各類大小社會調查報告約9027件。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梢哉f,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抖际猩鐣W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F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娼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文做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在西方社會學快速發展并在中國開花結果的背景中,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成為應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都市問題的典范,在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吳景超先生在“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還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進程,堪稱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綜合了吳氏“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以及邱氏學科建設上的貢獻,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描繪了一副相對完整的圖景。也正是包含了“觀點”、“方法”
和“學科意識”的中國城市社會學,成為了20世紀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分支、一個縮影,它跟其它分支社會學一道構筑起西方理論與中國本土相結合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
摘要：新城市社會學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現的社會空間轉向是新城市社會學有別于“舊”城市社會學的重要維度。城市空間能動地、全面地反映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利益等社會關系。透過“社會空間轉向”這一特定過程把握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史，城市空間不是片斷式的社會圖景再現，政府、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間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過程推動下的動態發展過程。
關鍵詞：新城市社會學；社會空間；轉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間一直是建筑學、地理學、規劃學等傳統空間學科研究的對象，空間進入城市社會學視野，始于20世紀70年代亨利·列斐伏爾對于空間的發現以及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新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空間不同于傳統社會學根據群體、社會距離劃分出的社會結構形成的具有抽象意義的社會結構空間，而是將社會與城市空間緊密結合。從地理維度去闡釋社會特征和社會結構，表達了對于傳統城市社會學研究范式的某種修正和拓展。我們必須認真地審視這個轉向過程及其意義，才能真正認識社會空間如何成為研究城市社會的—種新的理論和視角。
一、空間的發現：社會空間轉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會學在萌芽時期，就不乏學者以空間的角度關注城市社會。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述了城鎮和鄉村的分離和對立，內在地表達了對空間的某種程度的強調，盡管還比較隱晦，但視野轉向可見一斑。ⅲ迪爾凱姆在《宗教社會及其基本形態》中指出，—個特定社會里的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體現著空間，那么各個地區不同的情感價值使空間具有了不同的品質，空間可以根據源于社會的標準進行劃分，空間安排會折射出主導陛的社會組織模式。從而為城市社會與空間的結合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恩格斯為了揭示城市內在的貧富現象，對19世紀曼徹斯特的居隹隋況進行研究，把英國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階層，并將其投影到城市空間，描繪出曼徹斯特的住宅分離景觀模式。芝加哥學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同心圓城市結構模型的解釋框架，描繪出城市內部人群的地帶分異。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會沿交通線放射狀延伸發展，成為扇形地區。貧民環繞在工商業地區，中產階級和富人則沿道路、河道向外發展。這種將社會階層和人群分布進行—種地理學想象的闡釋模式，暗含了對于城市社會問題分析的空間語境。
這些早期的論述認為空間是城市社會存在和運行的既定處所，表現為一種外在的、客觀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間與社會之間的對應關系?？臻g作為研究城市社會的一種視角被發現，這使得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空間路徑”具有了認識論上的合法性，城市社會的空間性特征成為學科中的理論建設，城市空間性的確立為新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空間轉向奠定了基礎前提。
二、傳統空間理論的局限：社會空間研究的興起
傳統的城市空間理論認為空間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社會、心理、文化和經濟進程的場所，社會行動的特征與分布不過是對空間形態的一種適應和利用，缺乏對于空間背后的社會動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專門進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學派，也僅從生態決定論和環境均衡適應的角度來考察，吉登斯批評其“采取一種形式主義的空間觀念，并偏重某種客觀主義的立場?！痹谖炙?l.wirth)、雷斯菲爾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鄉村的區分的論述之后，城市社會學在思想上陷入了貧困，發展不出富有創見的作品。新城市社會學轉入空間社會屬性的研究正是在傳統空間研究停滯和衰微的背景下興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導致的城市間資本產業投資的重新配置、城市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大量人口失業，加之城市郊區化使內城普遍衰落，歐洲普遍爆發了城市危機。把空間當作社會簡單反映的傳統理論，無法從更深層次去解讀都市空間背后的社會因素，因此不能解釋新形勢下的問題。為了解決當下的城市危機和城市問題，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將城市納入社會、政治、經濟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財富的積累與權力的集中、社會階級關系與國家管理職能等社會過程，將城市空間過程和社會發展緊密聯系起來，空間研究實現了完全的社會學轉型。
三、社會空間的諸種闡釋：從列斐伏爾到新城市社會學
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是公認的新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論述以重新闡釋城市空間的再生產機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化解讀為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提供了理解闡釋。列斐伏爾指出，城市空間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我們現在獲得一個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空間以及將空間整合進資本主義的邏輯而得以維持存續?？臻g長久以來僅僅作為一種消極被動的地理環境或一種空洞的幾何學背景?，F在它已經成為工具?！笨臻g被注入資本主義的邏輯，其形態和組織方式是社會關系、經濟結構和不同團體間的政治對抗博弈的結果，并且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其后，深受列斐伏爾思想影響的卡斯特、哈維、索亞等新城市社會學學者，以空間視角對資本主義城市和社會問題進行研究，從不同的路徑進入到社會空間轉向這一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演進脈絡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認為，城市空間是人類根據一定的生產方式創造出來的，內在于經濟活動的四個層面：生產、交換、消費和管理，并且體現在工業區位、住房、交通設施和都市治理這四個不同的維度。生產活動生產出土業和辦公室，勞動力的消費生產出住房和公共娛樂設施，交換活動生產出交通和商業設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規劃則統籌各項城市活動，深入城市空間的形成和變動。他還把意識形態系統加了進來，指出，意識形態用符號網絡來組織空間，意識形態內容塑造了空間形式。
哈維(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間的生產是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緊密相聯的。資本主義生產可以分為三級循環：資本向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利潤性生產投入是初級環節。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在資本運動的初級環節會出現商品和資本的過度積累，因此出現對次級環節投資，即資本向物質結構和基礎設施的投入。資本進入第三級環節是指資本對科教、衛生福利事業等的投入。資本的投資生產了由道路、碼頭、港口、工廠、住房、學校、公園、停車場、辦公樓、商店、污水處理系統等物質設施組成的城市空間。
索亞(soja)從空間結構和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會的發展，提出社會空間 辯證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組織的空間結構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獨立建構和轉化規律的結構，它也不是社會生產關系中階級結構的一種簡單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對整個生產關系組成成分的辯證限定?！背鞘锌臻g是社會過程和生產關系的產物，另一方面，空間又是一種物質力量，它影響、引導、限制活動的可能性以及人類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馬克·戈特德納(m gottdiener)則提出一個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視角——社會空間視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試圖將階級、教育、權力、性別、種族等更多的因素納入城市空間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間生產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復雜社會過程密切相關，尤其是政府干預和房地產發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房地產發展涉及資本積累和階級沖突，可以改變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間。
新城市社會學認為空間不單是承托社會的場域，同時也是社會發展動因推動下形成的?？臻g和社會相互塑造，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對城市空間形態和特征的客觀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間形態和變化背后的社會、經濟、政治動因，這種將空間過程和社會過程結合起來的分析方法，使空間蛻變為一種“社會空間”，呈現出社會學的學科屬性，這標志著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研究已經脫離邊緣、零散的狀態，開始形成獨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范疇。
四、空間的社會涵義：社會空間理論的基礎框架
新城市社會學試圖建構起一種關于空間的一般社會學理論，因此，社會性是空間的核心屬性。通過分析新城市社會學學者有關城市空間的經驗研究和理論思考，我們可以總結出社會空間理論的基礎框架。
第一，城市空間是社會的產物。新城市社會學所說的空間不是數學概念中的三維空間，也不同于地理學意義上承載物質的實體空間，而是社會的產物。城市空間是由建筑、道路、醫院、住宅、學校、公園、辦公樓、商店等物質設施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實體空間，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質設施的建設，歸根到底都是人們實踐活動和社會過程的產物，具有深刻的社會涵義。“空間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空間是帶有意圖和目的被生產出來的具有層次性和政治性。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進行的實踐，以及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行動者在權力斗爭和較量中所產生的結果生產出城市空間，城市空間能動地、全面地反映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利益等社會關系。同時，城市空間不是片斷式的社會圖景再現，政府、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間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過程推動下的動態發展過程。
第二，社會具有空間性。新城市社會學所研究的社會空間具有明顯的地域意義，列斐伏爾曾說，空間內含于財產關系(特別是土地的擁有)之中，社會生產創造出的生產關系、財產關系通過土地所有、空間占有、場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維系，在生產城市空間的同時將自己銘刻于空間，因而成為一種客觀存在。城市社會是有地域載體的，它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主觀構建，而是行動者基于其所處的地理空間進行的一項集體建構。社會結構體現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異格局，社會生產方式表現為生產、消費建設所組成的空間模式，城市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生產方式是相互對應的，社會空間就是社會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間和社會是辯證限定的。城市空間是人創造的，主體性的社會實踐和行動策略盡可能地改變和調整環境，并逐漸將屬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間，同時，空間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影響著主體性行為的流動向度，使人適應于周圍的環境。此外，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集體或社會生產出更大的社會空間，不同社會群體在其所處的地域進行集體實踐，將各種社會關系投射于空間?？臻g反映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同時又制約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因此，這里存在著一個連續的雙向過程，即個人、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和社會過程在改變城市空間的同時，又被所在的空間以各種方式控制著，空間和社會不是相互分離和獨立的實體，而是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
第四，空間是一種社會的隱喻。空間是社會實踐和差異性建構起來的符號象征體系，具有表征社會意義的特性，即能夠表達和理解物質空間活動的所有日常性或專業陸標志、符號和知識。“空間特性可以表達‘建構環境’的相對固定的性質，用物理的結構，用土地使用的地圖標志，來表達經濟財富、文化認同、階級差異和都市居民的個體與集體屬性、關系、思想和實踐的全部范圍?！鄙鐣臻g和城市結構是相互對應的，社會空間研究表面上是在處理城市空間，實際上是在處理整個社會建構的程序，處理日常生活世界創造的過程。社會過程與空間位置、結構緊密相連，各種空間隱喻，如中心、核心、區域、邊緣、地域、邊界、門檻等，無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領域與個人的抗衡和邊界，權力、資本、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對抗與妥協，以及主體認同建構自我與異己邊界的機制。社會空間理論形成了獨立的邏輯運作機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統相對于社會現實。
五、新城市社會學視野下的空間研究
城市是社會的產物，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空間。但由于社會學研究慣常的歷史決定論淹沒了空間思維，地理學的霸權消解了空間的社會性，長期以來空間與社會在城市社會研究中一直處于并行不悖的發展狀態。城市空間在以前僅僅被視為“自然”存在，為地理學所主宰；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則缺乏空間維度，只關注城市事件和問題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通過空間的線索將城市社會現象串聯起來，空間結構和社會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得以清楚呈現。社會空間進入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視野，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社會空間是一種新的實踐路徑、分析策略與理論視野，對于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起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在理論建構上，社會空間轉向從城市社會現象、城市社會發展動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積和吸收理論，將空間概念發展成一種重要的旨在解釋人類行動的系統理論，擺脫了空間的結構主義陰影和傳統的先驗主義影響，賦予空間研究社會學的意義，社會空間成為理解城市社會特征和過程的出發點，一個全新的城市社會知識系統從空間的角度發展出來。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空間轉向使人類聚集的鄰里、社區成為城市社會分析的重要工具，這種空間維度為我們理解社會階層、社會階級、性別、族群等群體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從邊緣和中心、門檻和隱喻、位置和身份、流動和隔離等核心概念來理解不同的社會群體或個人在不同空間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們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間來考量行為主體的社會行為和行動意義，透過空間模式來分析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關系；并通過考察身體和社會在空間中的狀態來賦予空間以意義，營造一種 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這種研究方法能夠幫助我們重新推演出一個理解社會本質的認識系統。
在實踐應用中，社會空間轉向使城市問題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會空間轉向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城市問題推動的結果。在實踐中發展的社會空間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間與社會結構，同時挖掘社會發展的動因，將空間和時間緊密聯系起來，建立起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一歷史—空間”的三方辯證關系，使新形勢下的城市問題有了正確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時完善和豐富了城市問題的研究視角，進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領域，以新的方法獲得城市經驗研究的進展。
六、結 語
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是全球化時代城市重要性凸顯的結果，城市成為人類聚集、生產活動和社會運行依存的重要載體，城市空間表現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或社會建構的過程，新城市社會學學者將空間結構、社會組織和人類地理結合起來，并推進到理論的高度，社會空間由此出現。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會學對于空間社會性的研究雖然突破了傳統理論的某些局限，成為當代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導致了其在研究中對于時間性的忽略，許多學者批評新城市社會學對于空間的重視已成為一種“空間拜物教”。其實時間的思索始終暗含在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中，時間、空間和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要認識空間必然要理解時間，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索亞就曾經指出，將歷史、地理和社會結合起來，以辯證的視角來解釋城市社會。只是新城市社會學過度強調“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隱藏的時間思維，沒有將社會空間分析中的歷史脈絡系統明確地闡述出來，新城市社會學社會空間研究的歷史的維度應當成為今后我們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會學通過空間對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進行的分析、比較和抽象，以及社會空間的具體意義也存在著差異和分歧，如何為社會空間研究提供更精確和統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一、城市與女性緊密相連、相互增進
（一）女性認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萌芽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二）現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職業女性史無前例的增加，女性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并且可以隨意出現在公共場合。傳統的社會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間不再是男性的專有空間，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問題一直難以解決，性別歧視仍然沒有根除，不難發現城市社會空間存在著性別不同所帶來的各方面差異。由于性別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據著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間，社會地位也有著明顯的差異。社會空間的占有取決于男女的社會角色，男女的社會地位也從城市空間中反映出來。在城市社會中社會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輔助性、服務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擔。
作者：何寶琳單位：中山職業技術學院
一、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對我國地域政策的啟示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漸趨深入是同當時西方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連的。城市空間開發的唯物質主義、內城衰落與生活共同體的瓦解、權力機構對空間規劃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間對弱勢群體的排斥等等議題都是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的議題。對這些問題的批判及其解決理念極大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發展方向，規避了城市的異化發展，激發了城市的內在活力。當下，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進程，地域發展間的對立與沖突已趨于緩和。但在我國自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發軔的城鎮化進程正邁向深水期，由城鄉“二元結構”所引發的地域發展問題正處于集中爆發期。為此，從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出發，審視當代中國地域政策的發展方向應當成為一條可供嘗試的文本路徑。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化也面對與西方情況不同的困境與挑戰。作為農業大國，中國的城鎮化肩負著幾億農村人口城市融入與身份轉換的重任，地域間的發展差異決定城鎮化道路的多元選擇，在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實現小城鎮的突圍，城鄉之間的依附發展與城市群內部如何在協調聯動中走向均衡發展，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國情，結合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借鑒西方地域政策的發展經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
(一)空間生產的地域政策:人本主義的社會性規劃從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現在于外部空間的擴張與內部空間的改造。城市發展趨同的癥結也正在于此，列斐伏爾認為，城市空間不僅僅是現代化的物質景觀，更是社會關系的容器。當前，城市的空間生產缺乏人本主義的社會性規劃，空間生產往往是經濟發展指向下的單兵突進，生活在原有空間中的人們被遷移出原有社會網絡，不斷走向陌生地;重新進入被城鎮化空間的人們也需要重建社會關系網絡，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鄰里關系。對此，我們需要重新討論地域開發的目標問題。地域開發應當有物質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性規劃布局，更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體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組織建設為中心。地域開發不能僅僅限于物的條件的整備，地域政策發展到較高的階段應當考慮到地域居民和其組織的自主的行動創意、自發性的活動所產生的成果，這實際上是強調地域開發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同時，地域開發應當關注空間整體生態系統的建立，以地域文化為土壤，在地域經濟自立的基礎上邁向政治、經濟與社會相輔相成的一體化發展。在此，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關注的是社會性空間再生產的公共性建構與整體性發展。城鄉二元結構一直是我國諸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當前，從城市與鄉村的關系看空間的生產，城市空間正不斷“侵入”鄉村世界，以都市現代性“接替”鄉村傳統。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中，通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空間中的復制、集體消費對空間生產的促進以及資本在空間生產中的循環，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以延續。城市的發展正成為具有強大吸引力的漩渦，不斷汲取鄉村的物質與人力資源，城市的過密化成為發展隱憂，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過就業空間、居住空間、交通空間的不斷再生產暫時解決問題的。與城市空間生產相對的另一個方面是，鄉村空心化與過疏化正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我國地域政策正倡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與生活方式過于關注資本再生產的傾向，另一方面，根植鄉村文化自性，發揮本土性資源的優勢，走向新鄉土主義。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間生產的地域政策漸趨演進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二)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農業人口的自由流動與身份轉換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者的眼中，空間是一種具有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和社會產物，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應當保證開放透明的過程，每個人都有進入優勢空間的權力。我國城鄉二元發展的地域政策已經造成空間差距癥候。甚至“不僅僅是收入差距問題，已經廣泛地表現在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農村，要把城鄉關系的統籌和協調作為一個極具復雜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認為，在優勢空間與劣勢空間既存的前提下，個人依據自身的空間偏好，能夠自由進入空間的權益將會從內部為中心空間進行“去權力化”。中國戶籍制度的漸趨放開，標志著中國地域政策正走向開放的空間分配。當下，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是，公民自由流動權力的獲取造成了城市的過密化與鄉村的過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發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縮小地域之間的差別的話，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動。而且，如將過密、過疏的消解作為政策的中心目標，如抑制人口移動，地域差別必擴大無疑。由此，地域差別糾正的政策目標和過疏過密問題的解決之間，可以發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8］，以社會個體的動態流動化解社會結構的靜態差距成為地域均衡政策的選擇。我國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不僅要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也要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當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中不再面臨“收容遣送”的社會風險，關于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進一步要解決的將是優勢空間的社會排斥問題，這也是為什么說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漸進過程中，城市社會的保障與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動人口開放，包括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父母與子女，讓城市空間成為“愛的容器”，這成為地域政策在社會流動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討公共服務供給如何從屬地服務到居住地服務的轉向，這些服務指向的是農業人口的空間融入。地域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農民人口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建設“共榮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間。
(三)空間交換的地域政策:從城鄉對立走向協調聯動如何處理以城市為載體的地域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當下城鎮化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空間分配不均時，將會造成地域對立的局面，其初級表現形式是言語攻擊和以地域為單位的相互排斥和對抗，其高級形式則是分離主義。從動態視角下看，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認為地域分裂的形成過程在于長期不平等的空間交換，背后演繹的是空間權力之間的博弈。在中國城鄉空間交換的地域政策中影響至為深遠的制度當屬城鄉工農剪刀差，它讓“現代化的大城市(它們像閃電般迅速成長起來)來代替從前自然增長起來的城市。凡是它所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了手工業者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9］。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傾向，在鄉村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的過程中，賦予生活在此間的人們以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權力。從城鄉關系到城市內部關系來看，城市群落內部的空間交換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調整。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也是為了消解長期以來空間交換的工業化發展的堅硬后果?！翱s小地域間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標。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間均衡發展為主旨，重視四大工業基地之外的工業設施的整備，試圖通過在空間上分散工業企業的做法來改變地域之間發展的差距問題。進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產業轉移與協同發展的一體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點的考慮。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將是一個漫長的空間權力博弈過程。一方面，通過周邊城市相關資源的增量發展來稀釋原有城市空間交換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邊城市在新一輪空間交換過程中不應僅僅被定位為緩解高房價、交通擁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間，而應在均衡發展的地域政策推進中，形成“目標同向、措施一體、作用互補、利益相連”的城市群發展的新格局。
(四)空間消費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鎮化空間與反貧困工程無論是空間的生產、分配還是交換，最終指向的是空間的消費。在這一點上，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關注的是集體消費，集體消費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會公共設施、醫療服務、教育機構以及閑暇生活的滿足，勞動者能否實現這些方面的消費，正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順利進行的關鍵。但是，由于私人資本追求的是個人利益的實現，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們或者是將集體消費的投資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場化運作形成對弱勢群體的屏蔽。這樣，集體消費就成為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都曾經面臨集體消費供給的危機，具體表現為公共住房匱乏、醫療服務不足、學校資源落后、交通環境擁堵、文化設施短缺和社區發展遲緩等等。在這場危機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為地切割集體消費的空間，貼上富有和貧窮的標簽，富有的地區享受優越的空間消費，弱勢群體則被隔離在邊緣與破舊的集體消費空間里，集體消費的空間最終只能成為“堆放夢想碎片的垃圾場”［11］。反貧困的地域政策由此與集體消費有了學術意義上的契合。西方發達國家反貧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經歷以下幾個階段:“在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貧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規模、有計劃地分散人口和就業到周邊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紀60年代末，反貧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實施針對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項目;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城市中心再開發及社區建設逐步成為反貧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課題，采取物質性環境改造與經濟社會環境改善相結合的形式”。［12］作為后發展國家，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反貧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進。從棚戶區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實施、從政府購買服務到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的項目運作，我國反貧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勢群體的救助與保護，讓弱勢群體共享城鎮化發展的成果。
二、結語
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派在理論創新方面屢有突破，以卓有建樹的城市空間研究不斷彌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時代的裂隙，以獨辟蹊徑的理論框架檢視了資本主義城市發展進程，成為當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主流。這一引領城市社會學發展潮流的學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的理論“血統”和研究的可對話性，都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為理論底蘊，以空間研究為核心，透視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生產過程及其生產關系。他們指出，空間開發不是城市表象的繁華，而是在于社會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間樣態的建構有悖于正義，那么就要提出相應的地域政策來修正，使城市空間成為人們可達、可以棲居而非無根的社會。據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地域政策的實踐原則引申為“以人為本的空間生產，開放透明的空間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公平共享的空間消費”。以人為本的空間生產抵抗的是資本在空間中的肆意復制，開放透明的空間分配針對的是不公正的空間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警惕的是互相敵對的空間對立，公平共享的空間消費抵抗的是現代空間對弱勢群體消費的屏蔽。以此為實踐原則，我國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國情，以城鎮化為空間發展的原動力，著重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問題，為其落戶城鎮打開渠道，在城市空間更新運動中大力開展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以東北老工業振興、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等社會工程解決地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的成果。緊緊抓住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契機，使城鎮化成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進一步推動城鄉之間與城市之間的協調發展，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對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作者：張霽雪田毅鵬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講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大量中國社會學家把“社區研究”應用到中國本土社會的研究中去，取得了豐富的關于中國社會不同社區類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會調查方面，大量的社會調查活動得以展開，開啟了社會調查之風氣。20世紀初，大量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帶領中國學生開展城市社會調查。如1917年，上海滬江大學社會學系為配合教學創立了“滬東公社”，為楊浦樹一帶的工人提供社區服務并成為滬江大學師生的社會學試驗區。1914年北京青年會發起“關于北京302個人力車夫生活情形”的調查。1918至1919年間，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和傳教士甘博在北京進行了一項大規模調查研究。1924年，教會學校齊魯大學社會學系的中外教師帶領學生對濟南社會狀況進行全方位調查，內容涉及城市管理與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所組織的城市社會調查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很大觸動，引起了較大反響，社會調查風氣盛行一時。據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統計，從1927年至1935年間，全國共有各類大小社會調查報告約9027件。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偟目磥恚@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梢哉f，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秾嵱枚际猩鐣W》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抖际猩鐣W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F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娼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文做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在西方社會學快速發展并在中國開花結果的背景中，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成為應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都市問題的典范，在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吳景超先生在“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還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進程，堪稱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綜合了吳氏“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以及邱氏學科建設上的貢獻，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描繪了一副相對完整的圖景。也正是包含了“觀點”、“方法”和“學科意識”的中國城市社會學，成為了20世紀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分支、一個縮影，它跟其它分支社會學一道構筑起西方理論與中國本土相結合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
作者：保躍平江華峰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中央司法警官學院
摘要：新城市社會學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現的社會空間轉向是新城市社會學有別于“舊”城市社會學的重要維度。城市空間能動地、全面地反映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利益等社會關系。透過“社會空間轉向”這一特定過程把握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史，城市空間不是片斷式的社會圖景再現，政府、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間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過程推動下的動態發展過程。
關鍵詞：新城市社會學；社會空間；轉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間一直是建筑學、地理學、規劃學等傳統空間學科研究的對象，空間進入城市社會學視野，始于20世紀70年代亨利·列斐伏爾對于空間的發現以及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新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空間不同于傳統社會學根據群體、社會距離劃分出的社會結構形成的具有抽象意義的社會結構空間，而是將社會與城市空間緊密結合。從地理維度去闡釋社會特征和社會結構，表達了對于傳統城市社會學研究范式的某種修正和拓展。我們必須認真地審視這個轉向過程及其意義，才能真正認識社會空間如何成為研究城市社會的—種新的理論和視角。
一、空間的發現：社會空間轉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會學在萌芽時期，就不乏學者以空間的角度關注城市社會。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述了城鎮和鄉村的分離和對立，內在地表達了對空間的某種程度的強調，盡管還比較隱晦，但視野轉向可見一斑。Ⅲ迪爾凱姆在《宗教社會及其基本形態》中指出，—個特定社會里的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體現著空間，那么各個地區不同的情感價值使空間具有了不同的品質，空間可以根據源于社會的標準進行劃分，空間安排會折射出主導陛的社會組織模式。從而為城市社會與空間的結合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恩格斯為了揭示城市內在的貧富現象，對19世紀曼徹斯特的居隹隋況進行研究，把英國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階層，并將其投影到城市空間，描繪出曼徹斯特的住宅分離景觀模式。芝加哥學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同心圓城市結構模型的解釋框架，描繪出城市內部人群的地帶分異。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會沿交通線放射狀延伸發展，成為扇形地區。貧民環繞在工商業地區，中產階級和富人則沿道路、河道向外發展。這種將社會階層和人群分布進行—種地理學想象的闡釋模式，暗含了對于城市社會問題分析的空間語境。
這些早期的論述認為空間是城市社會存在和運行的既定處所，表現為一種外在的、客觀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間與社會之間的對應關系?？臻g作為研究城（整理）市社會的一種視角被發現，這使得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空間路徑”具有了認識論上的合法性，城市社會的空間性特征成為學科中的理論建設，城市空間性的確立為新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空間轉向奠定了基礎前提。
二、傳統空間理論的局限：社會空間研究的興起
傳統的城市空間理論認為空間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社會、心理、文化和經濟進程的場所，社會行動的特征與分布不過是對空間形態的一種適應和利用，缺乏對于空間背后的社會動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專門進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學派，也僅從生態決定論和環境均衡適應的角度來考察，吉登斯批評其“采取一種形式主義的空間觀念，并偏重某種客觀主義的立場?！痹谖炙?L.Wirth)、雷斯菲爾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鄉村的區分的論述之后，城市社會學在思想上陷入了貧困，發展不出富有創見的作品。新城市社會學轉入空間社會屬性的研究正是在傳統空間研究停滯和衰微的背景下興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導致的城市間資本產業投資的重新配置、城市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大量人口失業，加之城市郊區化使內城普遍衰落，歐洲普遍爆發了城市危機。把空間當作社會簡單反映的傳統理論，無法從更深層次去解讀都市空間背后的社會因素，因此不能解釋新形勢下的問題。為了解決當下的城市危機和城市問題，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將城市納入社會、政治、經濟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財富的積累與權力的集中、社會階級關系與國家管理職能等社會過程，將城市空間過程和社會發展緊密聯系起來，空間研究實現了完全的社會學轉型。
三、社會空間的諸種闡釋：從列斐伏爾到新城市社會學
列斐伏爾(HenryLefebvre)是公認的新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論述以重新闡釋城市空間的再生產機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化解讀為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提供了理解闡釋。列斐伏爾指出，城市空間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我們現在獲得一個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空間以及將空間整合進資本主義的邏輯而得以維持存續?？臻g長久以來僅僅作為一種消極被動的地理環境或一種空洞的幾何學背景?，F在它已經成為工具。”空間被注入資本主義的邏輯，其形態和組織方式是社會關系、經濟結構和不同團體間的政治對抗博弈的結果，并且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其后，深受列斐伏爾思想影響的卡斯特、哈維、索亞等新城市社會學學者，以空間視角對資本主義城市和社會問題進行研究，從不同的路徑進入到社會空間轉向這一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演進脈絡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認為，城市空間是人類根據一定的生產方式創造出來的，內在于經濟活動的四個層面：生產、交換、消費和管理，并且體現在工業區位、住房、交通設施和都市治理這四個不同的維度。生產活動生產出土業和辦公室，勞動力的消費生產出住房和公共娛樂設施，交換活動生產出交通和商業設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規劃則統籌各項城市活動，深入城市空間的形成和變動。他還把意識形態系統加了進來，指出，意識形態用符號網絡來組織空間，意識形態內容塑造了空間形式。
哈維(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間的生產是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緊密相聯的。資本主義生產可以分為三級循環：資本向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利潤性生產投入是初級環節。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在資本運動的初級環節會出現商品和資本的過度積累，因此出現對次級環節投資，即資本向物質結構和基礎設施的投入。資本進入第三級環節是指資本對科教、衛生福利事業等的投入。資本的投資生產了由道路、碼頭、港口、工廠、住房、學校、公園、停車場、辦公樓、商店、污水處理系統等物質設施組成的城市空間。
索亞(Soja)從空間結構和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會的發展，提出社會空間辯證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組織的空間結構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獨立建構和轉化規律的結構，它也不是社會生產關系中階級結構的一種簡單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對整個生產關系組成成分的辯證限定?！背鞘锌臻g是社會過程和生產關系的產物，另一方面，空間又是一種物質力量，它影響、引導、限制活動的可能性以及人類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馬克·戈特德納(MGottdiener)則提出一個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視角——社會空間視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試圖將階級、教育、權力、性別、種族等更多的因素納入城市空間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間生產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復雜社會過程密切相關，尤其是政府干預和房地產發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房地產發展涉及資本積累和階級沖突，可以改變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間。
新城市社會學認為空間不單是承托社會的場域，同時也是社會發展動因推動下形成的?？臻g和社會相互塑造，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對城市空間形態和特征的客觀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間形態和變化背后的社會、經濟、政治動因，這種將空間過程和社會過程結合起來的分析方法，使空間蛻變為一種“社會空間”，呈現出社會學的學科屬性，這標志著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研究已經脫離邊緣、零散的狀態，開始形成獨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范疇。
四、空間的社會涵義：社會空間理論的基礎框架
新城市社會學試圖建構起一種關于空間的一般社會學理論，因此，社會性是空間的核心屬性。通過分析新城市社會學學者有關城市空間的經驗研究和理論思考，我們可以總結出社會空間理論的基礎框架。
第一，城市空間是社會的產物。新城市社會學所說的空間不是數學概念中的三維空間，也不同于地理學意義上承載物質的實體空間，而是社（整理）會的產物。城市空間是由建筑、道路、醫院、住宅、學校、公園、辦公樓、商店等物質設施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實體空間，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質設施的建設，歸根到底都是人們實踐活動和社會過程的產物，具有深刻的社會涵義?！翱臻g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空間是帶有意圖和目的被生產出來的具有層次性和政治性。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進行的實踐，以及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行動者在權力斗爭和較量中所產生的結果生產出城市空間，城市空間能動地、全面地反映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利益等社會關系。同時，城市空間不是片斷式的社會圖景再現，政府、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間成為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過程推動下的動態發展過程。
第二，社會具有空間性。新城市社會學所研究的社會空間具有明顯的地域意義，列斐伏爾曾說，空間內含于財產關系(特別是土地的擁有)之中，社會生產創造出的生產關系、財產關系通過土地所有、空間占有、場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維系，在生產城市空間的同時將自己銘刻于空間，因而成為一種客觀存在。城市社會是有地域載體的，它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主觀構建，而是行動者基于其所處的地理空間進行的一項集體建構。社會結構體現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異格局，社會生產方式表現為生產、消費建設所組成的空間模式，城市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生產方式是相互對應的，社會空間就是社會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間和社會是辯證限定的。城市空間是人創造的，主體性的社會實踐和行動策略盡可能地改變和調整環境，并逐漸將屬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間，同時，空間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影響著主體性行為的流動向度，使人適應于周圍的環境。此外，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集體或社會生產出更大的社會空間，不同社會群體在其所處的地域進行集體實踐，將各種社會關系投射于空間?？臻g反映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同時又制約著資本、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因此，這里存在著一個連續的雙向過程，即個人、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和社會過程在改變城市空間的同時，又被所在的空間以各種方式控制著，空間和社會不是相互分離和獨立的實體，而是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
第四，空間是一種社會的隱喻?？臻g是社會實踐和差異性建構起來的符號象征體系，具有表征社會意義的特性，即能夠表達和理解物質空間活動的所有日常性或專業陸標志、符號和知識。“空間特性可以表達‘建構環境’的相對固定的性質，用物理的結構，用土地使用的地圖標志，來表達經濟財富、文化認同、階級差異和都市居民的個體與集體屬性、關系、思想和實踐的全部范圍?！鄙鐣臻g和城市結構是相互對應的，社會空間研究表面上是在處理城市空間，實際上是在處理整個社會建構的程序，處理日常生活世界創造的過程。社會過程與空間位置、結構緊密相連，各種空間隱喻，如中心、核心、區域、邊緣、地域、邊界、門檻等，無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領域與個人的抗衡和邊界，權力、資本、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對抗與妥協，以及主體認同建構自我與異己邊界的機制。社會空間理論形成了獨立的邏輯運作機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統相對于社會現實。
五、新城市社會學視野下的空間研究
城市是社會的產物，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空間。但由于社會學研究慣常的歷史決定論淹沒了空間思維，地理學的霸權消解了空間的社會性，長期以來空間與社會在城市社會研究中一直處于并行不悖的發展狀態。城市空間在以前僅僅被視為“自然”存在，為地理學所主宰；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則缺乏空間維度，只關注城市事件和問題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通過空間的線索將城市社會現象串聯起來，空間結構和社會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得以清楚呈現。社會空間進入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視野，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社會空間是一種新的實踐路徑、分析策略與理論視野，對于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起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在理論建構上，社會空間轉向從城市社會現象、城市社會發展動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積和吸收理論，將空間概念發展成一種重要的旨在解釋人類行動的系統理論，擺脫了空間的結構主義陰影和傳統的先驗主義影響，賦予空間研究社會學的意義，社會空間成為理解城市社會特征和過程的出發點，一個全新的城市社會知識系統從空間的角度發展出來。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空間轉向使人類聚集的鄰里、社區成為城市社會分析的重要工具，這種空間維度為我們理解社會階層、社會階級、性別、族群等群體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從邊緣和中心、門檻和隱喻、位置和身份、流動和隔離等核心概念來理解不同的社會群體或個人在不同空間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們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間來考量行為主體的社會行為和行動意義，透過空間模式來分析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關系；并通過考察身體和社會在空間中的狀態來賦予空間以意義，營造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這種研究方法能夠幫助我們重新推演出一個理解社會本質的認識系統。
在實踐應用中，社會空間轉向使城市問題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會空間轉向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城市問題推動的結果。在實踐中發展的社會空間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間與社會結構，同時挖掘社會發展的動因，將空間和時間緊密聯系起來，建立起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社會一歷史—空間”的三方辯證關系，使新形勢下的城市問題有了正確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時完善和豐富了城市問題的研究視角，進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領域，以新的方法獲得城市經驗研究的進展。
六、結語
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轉向是全球化時代城市重要性凸顯的結果，城市成為人類聚集、生產活動和社會運行依存的重要載體，城市空間表現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或社會建構的（整理）過程，新城市社會學學者將空間結構、社會組織和人類地理結合起來，并推進到理論的高度，社會空間由此出現。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會學對于空間社會性的研究雖然突破了傳統理論的某些局限，成為當代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導致了其在研究中對于時間性的忽略，許多學者批評新城市社會學對于空間的重視已成為一種“空間拜物教”。其實時間的思索始終暗含在新城市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中，時間、空間和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要認識空間必然要理解時間，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索亞就曾經指出，將歷史、地理和社會結合起來，以辯證的視角來解釋城市社會。只是新城市社會學過度強調“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隱藏的時間思維，沒有將社會空間分析中的歷史脈絡系統明確地闡述出來，新城市社會學社會空間研究的歷史的維度應當成為今后我們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會學通過空間對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進行的分析、比較和抽象，以及社會空間的具體意義也存在著差異和分歧，如何為社會空間研究提供更精確和統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城市社會學電視研究空間
[摘要]：城市與電視，都是重要的社會空間。通過這種空間屬性的交互，城市社會學可以拓展電視研究的空間視野。對于城市現象與城市過程理解不同的四個流派（古典城市理論、人文主義城市理論、城市政治經濟學理論、全球化城市理論），在研究態度、生態觀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時空觀念、知識生產以及從社會功能等維度，對于電視研究的空間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與電視，對于國家、社會與民眾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間（space）所在。“實體性”與“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異。不過，如果檢視作為空間的城市與電視，就會發現二者在實體與想象之別以外，還是具備“現實的關聯”，即：電視是城市的鏡象，城市的實體為電視的想象拓展了空間。
城市社會學（urbansociology），作為社會學最早的分支學科，以城市為研究對象；而電視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電視為研究對象。那么，因為城市與電視“內在的關聯”，城市社會學與電視研究也發生了“理論的關聯”。
在假設上述兩組關聯是一種機會，而非威脅的基礎上，筆者通過這篇文章想粗略討論一個問題：城市社會學對電視研究的空間拓展有何意義？這一母題包含幾個子題：城市社會學的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會立場？有哪些觀點？這些立場與觀點，對于電視研究，又有什么啟發？
從19世紀末，西方社會學先哲（滕尼斯、西美爾、涂爾干等）以現代性視角關注城市現象與城市過程算起，城市社會學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進史。本文借用一個社會學界的梳理框架[1]，再擇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種流派：古典城市理論（芝加哥學派）、人文主義城市理論（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經濟學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全球化城市理論。這四種流派既有延續的線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筆者將采用價值中立的切入視角，在一個廣泛的語境中進行具體闡釋，力求達成電視研究空間的多維拓展，并超越電視研究（特別是在現有的中國語境下）已知與未知的邊界。
城市生態觀下的電視與生活方式
芝加哥學派是古典城市理論的代表，其領軍人物羅伯特?E?帕克作為一名曾經的新聞記者，自1920年代開始就帶領他的學生到周圍的日常世界中去發掘“重大的社會學新聞”[2]，而芝加哥整個城市也成為他們的研究對象。這種走出書齋、現場工作的治學態度，對于中國電視研究選題、視角單一的現狀就是一種思維的重啟：不要只關注國外先進電視經驗以及國內知名電視機構、文本，哪怕身邊一個普通的城市電視臺，也會有值得觀察、研究的問題。僅以筆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級電視臺的半年掛職工作為例，這種“準”社會學田野調查的經驗累積，讓筆者過往僅限于海外前沿趨勢、國內一線頻道（特別是衛視）動態的視野得到了進一步拓展，并起碼在如下兩個問題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電視臺與所在城市的沖突與融合，以及所謂廣電集團化整合與頻道制競爭性運營在實務操作層面的沖突與融合。其中具體的思考，或許會成為另一篇專文的內容，在此不展開。接續，還是回到芝加哥學派。
帕克在研究中創造了“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為人類空間生態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個有機體，城市過程如同一切生物為生存而適應或改變環境的生態過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與擴散，功能的中心化與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僅把城市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實體，而看成是“一種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規模、人口密度與社群異質性三個變量制約[4]，比如城市比鄉村人口多，由此更為個性化、多樣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則必須發展出與陌生人共處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處，也必然會突破階級、種族的區隔。
電視研究的對象是電視，從帕克的生態論來看，其作為特別的社會組織機構，在城市生態中擁有自己的位置與功能。由此，關注電視的演進發展，可能就需要突破傳統思路“從電視看電視”的局限，借用“社會史”的范式，“從電視看社會”，看各種社會組織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看電視與整個社會生態之間的關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為實體性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那么，電視，作為想象性空間，也可以被視為生活方式的一種鏡象。于是，對于電視研究而言，除了機構、文本之外，在觀眾研究領域，可能也需要考慮規模、密度與異質性的指標對于收視的影響，特別是其中的異質性指標。比如，以一部名為《雙面膠》的電視劇為例，這部劇集的故事主線很簡單：一位東北丈夫與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歷程。在筆者看來，正是由于中國社會因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社群異質性提高，才產生了劇中這位東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則，就還只是東北人普遍在東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與此同時，反映社群異質性的電視產品吸引的也是外來人口較多的那些城市的觀眾，他是們能夠切身理解東北丈夫（外來）與上海妻子（本地）在上?？赡馨l生的那些矛盾與沖突。那么，進一步講，《雙面膠》這部電視劇，首先是新時期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特殊產物；而其本身與之發生“收視關系”的特殊觀眾一道，作為重要的“當事人”，也參與到了這一“新陳代謝”的社會進程當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許才是作為研究問題最有魅力的地方。
尋找詩意的空間：城市與電視
在以人文主義視角來研究城市的社會學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萊維斯?芒福德與簡?雅各布斯。無獨有偶的是，他們都非“學院派”專業人士。芒福斯沒有大學文憑，“來自社會，這所最好的大學”；雅各布斯只是一個社區活動家。但是，他們對于城市的思考，卻突破了正統的桎梏，賦予城市詩意的氣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認為城市是社會活動的劇場，藝術、政治、教育，商業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會戲劇”（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義，都是作為精心設計的場景，加強和突出演員的姿勢[5]。他自己作為卓越的公共知識分子，也以親身的歷程，在他鐘意的“大舞臺”紐約演出了精彩的劇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對在紐約格林威治華盛頓廣場橫穿高架。雅各布斯，則如同一位對城市、社區充滿溫情的母親，她用“街頭芭蕾”（dailyballet）來描述市民參與生動而豐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區活動，反對追求技術效率的剛性城市規劃，并堅持認為傳統的城市雖然看起來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在維持著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這種“都市鄉愁”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展現得淋漓盡致。
無論是“社會戲劇”還是“街頭芭蕾”，上述兩位學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賦予到他們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層面找尋一個詩意的家園。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為其鏡象的電視也必須有人文情操與關懷。在電視研究領域，節目品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由于電視媒體以及相關研究其自身的價值觀囿于眼球、收視率與廣告創收之中，對于思辨與審美、對于文化意義的追求已經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電視媒體的此類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人文主義城市研究中習得：電視空間，與城市空間一樣，更應該成為人性成長、人際互動的空間，并讓這種空間為社會成員帶來更好的生活。這也令筆者聯想到2008年初，“體制內外”兩位資深業者對電視空間人文屬性的追問與召喚：黎瑞剛認為，“我們很多電視機構大量地滿足于模仿海外成熟節目樣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襲克隆，完全喪失了文化的原創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極因素通過娛樂的包裝和電視平臺的放大，以滿足觀眾文化需求的名義來瓦解社會理性，這是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理想的喪失、人文精神的放棄”；而在劉春看來，“現在的電視界都忘了自己是個媒體，只考慮收視率。作為一個媒體人應該有基本的公共追求，應該有道德底線；西方媒體都是這樣的，我們看到的普利策獎都是這樣的。但是在電視界你感受不到這個，整個電視界從南到北討論的全是收視率。我覺得最大的悲哀就是，電視沒有堅持”[7]。
以上反思，是來自實務業者的共鳴與映照。而就電視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夠像芒福德與雅各布斯從心底珍視城市發展、參加城市進程一樣，去珍視電視、參與電視呢？畢竟，僅以筆者所見，就有不少研究者對于電視并不以為然，甚至從來不看電視；還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電視，只看以英美為主的西方節目——責任意識與主體性雙重失范，研究豈能有所推進？
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生產與流動
城市政治經濟學是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與曼?卡斯特。
法國學者列斐伏爾的工作代表了馬克思傳統在城市分析中的復興[8]。這位復興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間的生產》拉開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該書書名“空間的生產”（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著一種范式（paradigm）的轉換，因為較長期以來，人們關心的只是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而通過列斐伏爾的理論，空間，不單單是社會的載體，不單單是生產的空間；空間，作為“社會的產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產出來的[9]。戴維?哈維是牛津大學的一位地理學家，他在城市過程與時空之間建立了一種辯證的聯系。一方面，時間和空間塑造城市過程；另一方面，城市過程也形塑城市空間和時間[10]。這種辯證關聯的價值在于：城市演進是一種具有張力而非剛性的過程。哪怕在空間設計上、在當前時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區，也是有內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間內注入城市的教化與道德，在時間上考慮長時段、可持續的社會效應，才是一種好的城市發展?？ㄋ固厥且晃弧白x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學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種具有流動性的社會概念，若固定，則無法被傳播；而城市是一種相對實體性的社會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處空間之中，與信息的特質正好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種突破條框的理論創新，在他看來，信息城市不是一種固化的形式，而是一個能夠流動的過程，一個以“流的空間”（spaceofflow）的結構性支配為特征的過程[11]。
上述學者的觀點，對于傳統城市理論是一種突破，因此對于電視研究的拓展也別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間是可以被生產的，電視空間是否也可以被生產？以往電視文本研究的對象，常常只是具體的欄目與節目個案，也即電視空間內部的生產。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電視空間本體的生產？電視本體的空間生產，有哪些制約因素？哪些機構，在什么機制下，對其產生影響？抑或不同的機構，在不同的機構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響？列斐伏爾給我們以思考的新起點。在此僅舉一例，簡要說明：在當前的中國電視屏幕上，在不同頻道的不同時段中，往往會播出同一檔電視劇，上文提到過的《雙面膠》即為典型。那么，如果僅從電視空間內部的生產而言，其文本對象是完全一致的。不過，列斐伏爾提醒我們：劇集雖然相同，但其呈現的空間是迥異，涵蓋省級衛視、省級地面頻道、城市電視臺等播出平臺。此類空間本身生產的不同，在遇到空間內部生產的相同時，所呈現出的異同現象，理應進入電視研究的觀照視閾。
哈維對于時間與空間張力的省思，讓我們看到，電視作為一種社會空間形態，僅只追求現在時態中的形態美也是不夠的。以當前較為關注的節目模式（format）研究為例，在引進西方優質電視節目模式時，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導出“中國版”的成功，還需要注入“中國元素”；而“中國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見，沉潛入傳統資源，并把握未來走向，在這一點上，《功夫熊貓》倒是給中國影視業上了一課。
卡斯特給電視研究最大的啟發在于：勾連對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論。電視，現在被認為一種典型的傳統媒體，互聯網則是新媒體的代表，似乎二者處在不同的“陣營”。但在傳統與新之間，是否有匯流點？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作為一種若隱若現的事實，其趨勢如何？是網絡電視臺，視頻網站，還是其他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視業者與學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時代城市：多元與創意的“主題公園”
伴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思想界各種新“終結論”席卷而來，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終結、經濟資本主義體系的滅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對城市發展的重大影響，還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論，將全球化與城市化作為核心概念，關注城市在全球經濟、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磯學派代表人物愛德華?W?索亞以大洛杉磯都市圈為研究領域，進行社會學的透視。他發現當代的城市化是一個完全的全球化的社會過程，城市化與全球社會變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義城市化產生了像洛杉磯這樣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觀念的抽象之外，他細膩地描繪了洛杉磯及周遭的科技園區、工業園區、空軍基地與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這些區域中的白人與少數族裔，這些人有的是白領雇員、有的是藍領工人[13]。這些眼花繚亂的都市元素，讓城市好似一座“主題公園”，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種分離而非“協奏”的多元景觀。在全球化時代，對于不同國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決定其發展、盛衰的關鍵？美國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在2002年出版的《創造性階級的興起》一書里提出：創造性階級（creativeclass），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關鍵。在他看來，美國的社會階層構造發生了主要變化。除了勞動者階級，服務業階級以外，一個新的階級在悄然興起，那就是創造性階級。屬于創造性階級的人們從事各種不同的行業，但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經常會有創新的想法，發明新技術，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創造性階級的出現對城市和社區的未來有深遠影響[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發展需要創意的支撐；而創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間為承載。這是因為，一個擁有不同階層、族群、職業以及文化認同的城市，一定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空間，這種開放性意味著對于突破傳統的觀念與事物的接納。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論對于電視研究的啟發，或許更多地就體現在對于多元與創意的認知上。
既然城市空間的發展，呈現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對于電視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電視空間中反映這種多元性？如何通過電視，滿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娛樂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種分離而非“協奏”的多元，也就是說，在同一個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種類很多，但是每一類卻是“自顧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來”。電視媒體，是否能夠在一個特別的高度去打破這種壁壘，而讓“城市的協奏曲”在熒屏中上演？如果這一觀點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們是否也需要反思當前常常被人稱道的分眾化、小眾化傳播模式？而如果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話，于是順著這條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當前的分眾化、小眾化，其實都是高端分眾化與品質小眾化。面對傳統“工、農、兵”概念人群的電視空間生產與空間內生產，為什么在分眾化、小眾化的所謂時代趨勢語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卻難以踐行？甚至被踐行了，也常常與初衷漸行漸遠？
如果從另一個視角去思考，試問面對創造性階級的興起，電視媒體應該持有怎樣的姿態？當下的電視研究，經常談到電視的社會責任與媒體功能。其實，貼近創造性階級的生活與工作，滿足他們的媒介需求，就是對于電視責任與功能在某一特定層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電視媒體，其作為一個充滿創意的空間，也能夠依靠媒體話語的力量再創造城市的空間。
誠然，以上兩個視角，或許是有內部緊張性的。但是，對于電視研究而言，它們都是一種有益的拓展。
結語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任何研究活動，都需要“到現實中去，發掘具有理論意義的可作實證考察的問題”[15]。但是，當前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后起之秀”，在“找問題”、“選方法”上做得差強人意；而當前中國的電視研究，又作為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新鮮力量”，在這方面，則做得更不盡如人意。因此，有了筆者欲圖從社會學，特別是城市社會學中獲取理論支點、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從而拓展電視研究的想法。
不過，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樣是要不得的。筆者在通觀并梳理之后，也發現，如果有優良的理論“活水”澆灌，電視，特別是中國電視，會是一塊“找問題”的良田沃土。這是因為，電視的傳播過程、結構與變遷是如此豐富且充滿不確定性；而在我國的特殊語境中，電視媒體又因其濃郁的“中國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讓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鮮活素材與史料、復雜的框架結構與功能以及微妙的產制流程與環節，是能夠帶來較有建設性的理論建構與知識生產。
具體而言，城市社會學與電視研究的理論嫁接，基于空間的概念。雖然，面對的是不同的空間，但是，空間性的思維以及對于空間性思維的把握，在兩者之間可以形成理論的共鳴。如果要一句話來說，那就是：城市社會學拓展了電視研究的空間視野——希望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電視空間觀念，能夠落實到電視學者的研究中去，當然，目前這些都還只表現為一種可能性，尚待從“應然”走向“實然”。因此，我們仍然在“發現電視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筆者自己。
[摘要]男性與女性共同構成了城市社會主體。為了使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更加開闊，使研究更加務實，更加貼近現實，我們在城市社會學中加入了性別視角。女性的解放與城市的發展緊密相連，與此同時，增加女性賦權也將會對城市的合理化發展起到積極作用；通過對于城市空間中女性生活空間的研究，將會發現在不同的時期女性的生活空間、生存處境不盡相同。為了使城市社會消除性別歧視，創立更加和諧互惠的城市生活環境，更需要加強在城市社會學研究中加入女性主義視角。
[關鍵詞]城市社會學 女性主義 性別研究視角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女性主義已經成為最為活躍的社會思想之一，對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城市社會學研究中加入女性主義視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城市社會學中的女性主義視角
伴隨著20世紀60到70年代第二次婦女運動的浪潮，在世界范圍內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已經由社會運動逐步進入了學術研究的范疇，并且當代思想理論也受到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的極大影響，“或快或慢地發散到了多個學術領域和教學領域，在各個學科的研究和教學中，都將包含與女性主義研究有關的觀點、思想及材料”。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指出，“性別關系問題對于社會學分析來說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將其簡單地歸并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由此，社會學的觀察角度、思考方向及問題認識將會受到女性主義的更深入的認識。
二、城市與女性緊密相連、相互增進
（一）女性認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萌芽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二）現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職業女性史無前例的增加，女性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并且可以隨意出現在公共場合。傳統的社會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間不再是男性的專有空間，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問題一直難以解決，性別歧視仍然沒有根除，不難發現城市社會空間存在著性別不同所帶來的各方面差異。由于性別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據著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間，社會地位也有著明顯的差異。社會空間的占有取決于男女的社會角色，男女的社會地位也從城市空間中反映出來。在城市社會中社會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輔助性、服務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擔。
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現狀進行研究，探索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避免重復其他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犯過的種種錯誤。解決我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使我國城市走上理性化發展的道路，已經成為我國社會學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個復雜的自然一經濟一社會復合系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進行研究。歸納起來，學術界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一）研究對象是城市生態系統
這種觀點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它強調城市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為主體的自然一經濟一社會一生態系統，是城市居民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構成的綜合體。城市社會學著重研究城市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系以及城市與周圍環境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
（二）研究對象是城市社會問題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如人口膨脹、就業困難、住房擁擠、交通緊張、污染嚴重等。這些社會問題的起因，有的是物質性的，即是因為物質條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會性的，即是由社會和人的行為引發的。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問題產生的原因、城市問題的表現以及解決辦法。
（三）研究對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轉變為城市人口、農村區域逐漸演化為城市區域的過程。整個世界都處于城市化的過程之中。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化的時空進程、城市化的形式、內容以及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并在對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城市化的比較中把握城市發展的規律。
（四）研究對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國社會學家沃思認為，城市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社會學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點、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與變遷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傳播與輻射。
（五）研究對象是城市社會關系
城市社會關系是在城市生活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在城市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種群體生活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城市社會關系還包括城市與城市、城市與農村以及城市與區域之間的關系。
以上觀點都是截取城市社會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過程作為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很難形成對城市的整體認識。筆者認為，作為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城市社會學，應該發揮社會學系統研究的優勢，它應以城市整體為研究對象。城市社會學不過是把這個“社會”縮小到城市這一特定范圍而已，它用系統、綜合的方法對城市社會整體進行研究，形成對城市社會的完整認識。
二、城市社會學與相鄰學科的關系
（一）城市社會學與社會學的關系
在城市社會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其理論與社會學同時期的主導理論之間，有著緊密聯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城市社會學的創始人師從歐洲社會學理論家，且城市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理論必然受到社會學基本理論的深刻影響。兩者是基礎學科與分支學科的關系。
2.城市社會學的突出特點，就是它的實證研究特性。其核心問題，是將現代社會抽象理論在城市這個固定的場所進行調查，以得到驗證。城市社會學家們認為：城市區域適合用做一個調查點，在這個調查點上，社會學家可以考察構成日常經驗的社會制度，以及它們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細節。各種綜合性理論可以系統闡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間地域里，通過觀測互動關系網絡而得到實證的驗證。城市社會學創始人帕克一貫認為城市是一個“社會實驗室”。社會學的理論都可以在這里得到檢驗和驗證。
3.由于城市社會學要在城市區域的調查中驗證社會學的理論，因此，它的理論發展必然與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城市社會學實證研究的問題，經常是社會學主導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兩者的理論關注點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會學來源于社會理論在城市區域的實驗和驗證。兩者無論在理論淵源、理論關注點或發展過程，都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
（二）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空間結構研究
20世紀70年代，米歇爾·福科對“空間時代”崛起的前瞻性觀察以及亨利·列斐伏爾對于空間科學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學科、社會學科廣泛的空間轉向，其后，新城市社會學將空間應用于城市社會研究，開啟了城市社會學理論的空間時代。
空間是城市活動的重要載體，新城市社會學家們發現了空間，將原來屬于不同領域的現象，以空間的線索串聯起來，使空間結構和社會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得以清楚呈現?？臻g進入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視野，空間是一種新的實踐方式、政治策略與理論視野，對于城市社會學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在學科發展上，一方面，空間轉向促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為基礎的新城市社會學的興起，其替代芝加哥學派成為城市社會學研究新的主導力量，使新形勢下的城市問題有了正確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間轉向推動了城市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空間被引入城市社會學，受其影響，空間學科（如，城市地理學、城市規劃、建筑學）則進行了社會轉向，將空間關系看成社會關系等。
（三）城市社會學與城市規劃
城市規劃是城市設計的應用性研究，城市規劃人員使用建筑學、經濟學、行為科學等工具合理地發展現有城市、擴展小城鎮和建設新城市。城市規劃理論的基本思想是通過合理的選擇和環境控制努力影響未來，建設人類城市。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城市規劃的目的是控制和駕馭環境。
城市規劃與城市社會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交叉和滲透，它們在各自的實踐中不斷地應用對方的理論。城市社會學著重從社會聯系上來運用規劃理論。早年，霍華德以其“花園城市理論”名噪一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后來芒福德從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論，他認為在形式上任何兩個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則都是為人類提供交往的舞臺，城市是文化和社會關系的象征。
城市社會學在規劃方面還研究密度對人類的影響，研究自然空間位置與人們社會行為的關系。提出了“空間接近”是友誼、交往觀點形成的重要變量，但這個變量又受到人口同質或異質、文化差異、收入等的影響。
城市社會學在我國只是剛剛起步，它的一些理論已開始深入到我國城市規劃理論界。如私密空間、半私密空間、公共空間、鄰里關系理論等，其中一部分理論已付諸實踐，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經濟學
20世紀40年代，城市經濟問題的研究已進入系統化的階段，內容涉及城市房地產市場、級差地租、土地價格、土地合理利用、工業布局、空間距離、運輸成本，等等。城市經濟學的正式形成大約是在20世紀50—60年代。20世紀70年代以來，城市經濟學成為一門綜合性較強的新的經濟學科。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城市經濟學對城市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現實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個方面：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系研究，都市圈發展與城市之間經濟合作及協調分析，區位選擇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演進研究，產業集群與城市經濟發展分析，城市政府職能與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經過20多個年頭，城市經濟學在我國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五）城市社會學與城市生態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的環境價值觀念發生重要變化，先進城市的標準由“技術、工業和現代建筑”演變為“文化、綠野和傳統建筑”，人們向往“回到自然界”。這種生態保護思想開始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開展了對“未來城市”的研究，以尋求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形式，其中關于“生態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類在城市建設活動中，謀求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生態和歷史文化生態的綜合動態發展。人類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標志著人類正邁入“生態時代”。
城市生態化就是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穩定，實現城市自然一經濟一社會的協調發展。這里“生態化”已不再單純是生物學的含義，而是綜合、整體的概念。城市生態化發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態化、社會生態化、經濟生態化等內容。在三者的關系中，自然生態化是基礎，經濟生態化是條件，社會生態化是目的。
生態城市是人類生態價值取向的結果，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向，是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生態學為基礎，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為核心，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手段，綜合協調城市及其所在區域的自然、經濟、社會系統，建設健康、高效、文明、舒適、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作者單位：中共南通市委講師團）
摘要: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各類新城、城市新區建設逐漸興起，相對新城區，舊城區基礎設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就目前階段來說，舊城區的改造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如何利用這些資源進行合理改造，都是社會必須要解決的客觀問題。這種問題具體表現在，城市化進程中現代性與傳統社會觀念起著激烈的沖突。根據國外的舊城改造經驗來看，要逐漸將規劃手段從單一走向綜合，在改造過程中不能隨意拋棄歷史文化以及舊的風俗習慣，文脈的延續與繼承，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風貌特征。如果加以隨意改造的，將會引起一定的沖突。對于改造舊城區，需要更多地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盡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沖突，全力為構建一個和諧文明的社會而努力。
關健詞:城市社會學；舊城改造;和諧對策
前言
舊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現有資源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以便實現現代化城市目標而實施的一項重要工程。舊城改造的方式總體來說有很多種，但不管采取哪一種方式，都要結合實際，從各個角度進行合理而有效的規劃，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主，遵循一定的規律，秉著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原則，盡量避免大拆大建，為舊城改造探索出一條科學的改造之路，實現現代化都市的發展，構建和諧文明社會。
1 舊城改造的實質及問題
隨著城市建設的擴張及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土地資源日益緊缺，中國城市發展由單純的外拓型走向內外并舉型:由以往單純的經濟增長走向經濟、社會、環境三者綜合、和諧的可持續性發展。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則是由以往計劃經濟時期的均質社會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場經濟社會，而城市舊城地區則是此種社會雙重轉型中的難點及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地區，促使我們必須審視以往舊城改造的方式與對策，重新尋找其解決之道，其改造的重點及實質，應是社會問題的和諧解決，是在城市化進程中現代性與傳統社會觀念的，中突與對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發展不平衡
舊城是由各個不同系統而組成，它們之間相互影響與制約，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發生變化都有可能導致整個的發展水平的不平衡。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現在發展過度和發展滯后這兩個方面。發展過度是因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經濟，而忽視了社會和環境代價，導致建設的強度和人口的總量超過規定的承載力，從而造成整個項目功能失調。發展滯后是因為各城區內部的變遷進程不一樣，導致不和諧現象的產生。
1.2城區老化或衰退現象嚴重
當一個城市自身發展不平衡，就會產生嚴重老化衰退現象，具體表現在三方面:（1）物質方面，即舊城區內的建筑和設施因為時間的長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規模的不斷壯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諧的城市環境被打破，進而導致整個城市的機能下降。(3)結構性衰退，城市的空間急速在擴張，城市的內部也在不斷的變化，而城市結構往往不能適應這種快節奏的方式而進一步衰退。
1.3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阻礙
舊城區的自身發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現象，阻礙了城區經濟的發展。在大部分舊城中，因為提供的就業機會少，城市的貧困程度也相對較高。因為在舊城中，年富力強的居民在經濟得到改善后都遷離至別處，留下來的多數是一些能力較弱，經濟困難的居民，這就更加會阻礙城市發展。
1.4文化傳統遭到一定的破壞
政府在對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很少重視城市的特色資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舊城改造地塊的經濟賬，而忽視了社會賬和環境賬，不顧舊城市保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一旦將其破壞，使城市失去其傳統風貌，也失去了歷史沉淀的厚度和價值。這對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經對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來說，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感。同時還會影響傳統的鄰里關系和社區文化。。
2 舊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國的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長期受以空間規劃為主的物質性規劃思想影響，把城市的發展看作一種可掌控的線性進化忽視了城市歷史與現狀。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過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內容從屬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經濟上的耗費幾乎與社會損失一樣高昂。大街必須筆直，不能轉彎，也不能為了保護一所珍貴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樹而使大街的寬度稍稍減少幾英尺?！倍谂f城改造中，我們的政府領導、開發商、規劃人員往往對傳統城市舊區內的“功能與空間混亂無序”持否定態度，過分強調功能分區與用途純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間形態，試圖通過規劃的行政手段，重新構建一個“唯美”的舊城城市形象。
反思現有舊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現在:（1）過于理想的單一終極規劃目標，對現狀的混亂無序多采取徹底否定態度，對城市社會的復雜問題視而不見，缺乏規劃多目標的比對與平衡，從而造成階級分化、治安犯罪等諸多方面的社會矛盾。（2）規劃理念及手段的簡單化、標準化。以統一建設物質空間形態來確定城市的發展態勢，卻因忽視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而造成舊城社會經濟活力的衰退與空洞化。（3）“破舊出新”的規劃模式過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將舊城有機社會網絡割裂為單純的功能社區，忽視了社會脈絡的發展與內在聯系規律。（4）兼顧所謂公平的政策取向，規劃方法較多地體現了政府部門的意志，較少反映地區現狀及來自社會與個人的實際需求。政府和市場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居民自身積極性尚未得到充分調動，特別是舊城改造項目的封閉決策，導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應有的尊重。（5）舊城改造建設與管理中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對舊城更新和房屋拆遷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問題認識淺薄，往往將多元化社會問題當作純粹的經濟問題對待，忽略了對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的研究，特別是針對舊城的特色，沒有一部相適應的城市規劃管理專項法規，如歷史街區改造中，簡單套用日照間距法規，從而造成歷史風貌特色的喪失。（6）社會資源的浪費與改造建設方式的粗放化。舊城居民對發展的愿望較為強烈，但在一定時期內，各級政府對舊城改造的一元主導機制，對舊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資源的毀壞，造成整體社會資源體系的破壞，同時對文脈的所謂有機更新與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體文化資源內涵的缺失與變異。
當前中國開展的大規模舊城改造，實際上是一種主張用高積累、高消費來刺激經濟增長抒不可持續發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種大工業時代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但是舊城地區往往因為漫長的歷史積淀，形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復雜社會經濟結構，為各種收入階層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間和就業空間；而簡單化的改造，不僅破壞了該地區的動態平衡結構，帶來了房價和地價的大幅上漲，導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無法回遷，一些居民從而也失去了收入來源;昔日充滿生活情趣的街區也變得冷清，難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機活力的社會結構。長期以來，舊城改造中簡單的單向思維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和管理體制，一直影響著我們的城市改造。特別是現階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體，許多利益難以協調，改造者無意也無心去開展公眾參與，聽取各方意見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從而造成拆遷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許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損害，而且也不能使未來新使用者滿意，從而產生嚴重的社會糾紛和負面影響。
3 舊城改造的基本對策
3.1堅持將改造建設的規劃手段從單一走向綜合
舊城改造的模式多種多樣，在改造過程中要將以往單一的模式向綜合模式邁進。通過對舊城格局的仔細研究，在遵循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要采取各種手段和方法去保留舊城原有的特色風貌，保證舊城的物質環境、經濟發展和社會關系能夠協調發展。
3.2全力保留歷史文化和文脈的延續性
舊城經過歷史的積淀，保留了很多豐富的文化內涵，所以在對其改造過程中既要符合時代的發展需要，加入新鮮的現代元素和風格，但同時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蘊，盡量保持城市的原風味。同時也要對破壞的地段進行維修改造，還原其本質。另外還要注意環境的改善，城市建設的管理，為城市以后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條件。
3.3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在改造過程中，要盡可能的將破壞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規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較，既具有規劃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對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漸進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護建筑，同時也可以充分保護街巷的空間不受破壞，維護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活動場所，以減少社會動蕩。
3.4重點關注舊城中的人文關懷.構建和諧社會
在改造中，要先對社會各階層矛盾進行認真研究和仔細探討，借鑒國外舊城改造模式，結合我國國情，制定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發展的舊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證居民有一個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各項設施配套完整，經濟能夠迅速得到發展，豐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學合理、有針對性的政策
舊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說規劃建設、資金籌集，經濟平衡以及交通設施的改善，歷史文化特色保護等方面，都與其他城市建設的發展有區別。而我國對于這些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國家要根據舊城的一些特定情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和相關的政策。而且對于在改造過程中存在的大量社會問題和矛盾沖突，也要相應的擬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據城市的不斷發展和變化，對擬定的措施做及時的修改和完善。與此同時，還需要借鑒國外的舊城改造模式和經驗，改變以往以政府為主導，忽視居民心愿的狀態，政府要提出相應的指導方法，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決策機制。政府也可以通過相關政策以及各種補貼的靈活運用，維護社會穩定，為居民營造一個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同時還可以加大投資力度，提供就業培訓和技術援助上的幫助，將舊城原有的社會功能保留起來，進一步促進舊城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4 結束語
舊城區是城市中存在的一個固定的區域，它與許多其他的領域形成了一種錯綜復雜的網絡體系。經過漫長的歷史改革，舊城中蘊含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相當具有內涵價值的傳統文化，這些豐富的資源可以為舊城以后的發展帶來活力，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所以在改造過程中，一定要重視這些資源，不能為了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對這些資源進行破壞，而是要將他們與現代元素進行有效結合，最大程度的發揮他們的作用，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推動城市進入一個更新的領域和發展空間。
摘要：城市社會學理論研究對城市的發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城市社會生活、城市社會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規劃等理論，在吸取國外優秀理念之后，結合我國實際，很好的指導著我國的城市建設。社會學從不同角度來解釋城市，使人們更好的了解城市社會現象，并指導于城市規劃工作。在城市社會學的指導下，實現生態城市的建設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社會生活；社會文化；城市化；城市規劃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體，由于受城市自然、經濟及人文環境的影響，城市人形成了有別于鄉村人的社會特征，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塑造城市性格與城市文明的重要內容。城市規劃師綜合性、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又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社會學歷來關注人們的現實生活，在研究城市規劃時，從人文觀與可持續發展觀的角度來關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會生活
芝加哥學派將城市的人口特征總結為:人口多、密度高、異質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際關系的變化——親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專業化、正式的社會控制、社會距離與競爭、居住隔離等方面都體現了人際關系的變化。
1.1天生的異質性
城市人的異質性是人類城市集居形式發展的必然產物 ,也是城市經濟與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基本動力。
在農村中，家屬關系、鄰里關系、朋友關系等社會關系支配一切，人們具有強烈的認同感、情感主義和傳統主義。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點是“分崩離析,肆無忌憚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對立”。
城市總是以驚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變，城市人為了能夠生存在這瞬間變化的都市空間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趕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變化中，城市人為了保護自己，唯有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麻木地對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離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無疑是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斷發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對集中以及較高的人口密度 ,雖然有利于城市的社會生產和生活 ,但是也會造成一定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 ,如住宅緊張、活動空間狹小、交通擁擠等。沃思認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無疑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各種影響。高密度聚居帶來的另一種心理影響是對差異的容忍。城市居民間空間距離縮小 ,精神距離卻擴大 ,這極易導致如犯罪、自殺、精神失常等異端行為和其他反社會行為發生。[1]
二、城市社會文化
人類的智慧帶動了城市的發展 ,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而城市則在物質上帶給人們一種享受和滿足 ,同時也帶給人們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閱讀
自人類歷史上城市出現以來 ,城市就為人類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城市是人類最新創造的并依賴其發展生存的文化空間。
理解城市文化，不僅城市的建筑雕塑、園林景觀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標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蓋的時間和空間也是現代社會的象征系統。結構主義者雅各布森指出:“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和最迫切的符號系統顯然以視覺和聽覺為基礎”,毫無疑問 ,城市包含了最豐富的現代性視覺和聽覺的符號系統。[2]
2.2城市文化——以廣州為例
在城市迅猛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的今天 ,人們不僅需要認識到城市的經濟、政治意義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認識到城市的文化意義。就像“食在廣州”的說法，足見廣州的飲食文化在全國的重要地位。
在廣州，早上見面打招呼說的就是“飲咗茶未（喝了茶沒有）”，以此作為早安的問候語，可見廣州人對飲早茶的偏愛。因此，一直以來，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種茶樓都是廣州人款待親朋好友、合家歡聚的好去處,是一般老百姓泛談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場所。廣州的早茶就是人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會褪色。廣州的飲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為城市競爭中最強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會學與城市規劃——以廣州為規劃對象
世界城市規劃的實踐和理論已經有了久遠的歷程，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到雅典憲章、馬丘比丘憲章，再到如今的生態城市、城市經營等理念……
3.1傳統的廣州古城
廣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漢、南明曾立為都 ,負山帶?！钡纳鷳B環境孕育著廣州的文明。近年來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宮殿苑囿遺址 ,足以證明秦漢時廣州就是一個古代“山水城市”。唐詩人高適用“海對羊城闊 ,山連象郡高”來贊譽廣州壯麗 ,廣州
城在歷史上一直保持著三山、二湖、六脈、八氵豪、十閘 ,街道與建筑隨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風貌。[3]
然而 , 隨著廣州經濟的發展 ,人口的增加 ,廣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手段重構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當前我們的歷史責任。
3.2廣州規劃理念
在規劃理念上，廣州應該在體現“人文關懷”和“城市個性構建”的基礎上，堅持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3.3規劃內容
1）搞好園林綠化
有綠才有生態平衡，才有鳥語花香的好風光。廣州的白云山、芳村、萬畝果園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議在大廣州范圍內從生態和社會效益出發營造上千個不同等級的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小區、森林公園、主題公園、專業公園、村鎮公園、小游園 ……統籌安排、集生產、旅游、觀光休閑和文化康樂于一體。在濱水地帶不宜多建高層建筑，兩岸應以自然景色為主，使人能與水接觸，形成城市公共藍帶綠廊空間。
2）美化人居生態環境
按國外先進規劃理念 ,舊廣州是綜合中心城市 ,應控制人口擴增 ,四周可規劃發展和新建眾多的大小衛星城 ,每一衛星城應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圍布列下屬鄉鎮 ,相互間用田野、森林、苗圃分開 ,之間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網絡相聯 ,大廣州將是一個系列的、有序的、有機的、多層次的群星燦耀的文明生態城。[4]
在房地產開發時，提倡山水庭苑、花園居住區、生態住宅區等新宅小區、團組庭苑的布局，疊山理水，呈現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設
廣州是一個外來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廣場和公共設施是體現城市文化的一個標志，可從門牌、路燈、路標、郵箱、垃圾箱到橋梁、公園、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廣場的符號、名稱、標志均作為規劃中城市景觀的一部分來設計。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為廣州傳統歷史文化古跡，不宜全數消滅。老城以保護為主，在改造中實施現代化，減少人口負擔，轉化成商業區和旅游區。歷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區、風景名勝區要重點保護，合理利用。
3.4規劃目標
建設生態城市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是關系到將來廣州生存與發展的長遠大計。把環境保護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綠地面積，遵照“以人為本，崇尚自然”的原則，把環境建設作為一項可持續發展戰略來抓，并把“生態廣州”和“文化廣州”作為自己城市建設的目標，提升全民的居住環境質量。
五、結束語
城市社會學研究從理論出發，結合我國的社會現實，具體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會問題。我們應當放寬對社會學的視野、要在為城市服務的同時，努力發展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指導實踐。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吸收國外先進的規劃理念，結合本國實際，解放思想，創建中國的城市社會學。
摘 要：本文從新城市社會學理論視角出發，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沈陽市城市變遷與居住空間變化的整體特征，并分析了社會轉型中正在進行的居住空間的再生產與重構。文章認為，現在中國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為5個層級，并對應相應的居住群體，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城市社會分層狀況。
關鍵詞：空間；空間生產；居住空間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經歷了一次“空間”導向的理論轉型。西方學術界在20世紀初期對“時間”的熱情，紛紛被對“空間”的關注所取代。20世紀70年代以后，歐美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后工業時代，城市也逐漸走入后現代都市的發展階段?？臻g文化理論正是對這一“后現代”轉向的回應。西方傳統理論認為空間是物質概念，將空間視為物質的容器，靜止的平臺，關注的是“空間內的生產”，而空間文化理論開始關注空間自身，將其視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實踐的動態建構過程，強調空間本身既是社會的產物，又是社會生活的建構力量之一。在眾多空間文化理論中，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一個不斷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自我生產”的過程。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生成新的空間和空間整合來不斷延續資本主義的框架體制。他提出以“空間生產”作為城市研究的新起點。在列斐伏爾的影響下，新城市社會學將城市空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循環與積累等社會過程結合起來，成功的解釋了城市的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為認識現代城市社會變遷與城市社會問題，提供了獨特而有力的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處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體現為城市空間的擴張和資本的積累與增值。城郊的村落與農田不斷被納入城市的新版圖，城區面積不斷擴大，而傳統老城區則被不斷的改造與拆遷。在我國城市空間的變遷與生產中，居住空間的變化無疑是顯著的，最近10年房地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居住狀況。大城市的居住環境發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轉變。本文以沈陽為例，試從新城市社會學視角出發，通過對沈陽城市和居住空間變遷的分析，來理解和揭示社會轉型中中國大城市居住空間的逐漸生成與重構。
二、改革開放以來沈陽城市變遷的幾個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現代城市體系。沈陽作為遼寧省省會、傳統老工業基地，城市演變呈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 由工業化為主向多種產業齊頭并進
我國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在繼續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逐漸從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整體上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過渡。沈陽作為傳統老工業基地在進入90年代后陷入了較明顯的發展低潮，大量工廠、企業倒閉破產。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國家振興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出臺，沈陽經濟社會發展有了顯著好轉。三次產業協調發展轉變趨勢明顯，第三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
2. 城市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開放前，我國城市發展的唯一主導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項政策安排與規劃均由政府控制承擔。改革開放喚起了社會與市場的巨大能量與活力，國家資本不再是城市投資的唯一主導力量。從80年代起，沈陽市先后吸納了各種新興力量以發展改造新老城區。隨著渾南新區、鐵西新區和沈北新區等各種國家級、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金融開發區等新區的陸續誕生，一個多元的投資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產功能向消費功能轉變
在工業化初期，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生產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消費。城市就本質來說更是一個生產單元。但隨著工業化初步完成，我國經濟由產品短缺邁向了物質極大豐富。刺激消費日益成為當前重要的經濟建設理念之一。發展各類生產生活服務業成為城市的重要發展目標。近年來沈陽工業生產區域陸續向城市邊緣遷移，主城區逐漸被第三產業占據，在全市幾個中心區域，大型商業綜合體、步行街替代了原來的工廠與住宅。
4. 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斷增多，至2012年末，沈陽市常住人口達到822.8萬人，流動人口顯著增加。同時，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資金，城區面積不斷擴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環向現在的四環推進，一個連接城鄉、輻射周邊、便捷快速的立體化綜合交通網絡正在形成。沈陽已提出到2020年實現城市化率達到90%。在此基礎上，以沈陽為中心、覆蓋周邊七個城市的沈陽經濟區一體化建設有極大進步，帶動了大沈陽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時，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轉變，新型市民階層逐步壯大，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也在提升，各種社會組織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開始介入城市的發展。
三、居住空間的演變與重構
在這種情況下，沈陽市的居住空間開始發生重大變遷。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個新的結構正在重構中。主要特點為：
1. 居住范圍隨城區面積擴大而擴張
作為遼寧省省會和東北最大的城市，沈陽市城區面積在最近十年間有了長足擴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環周邊，二環已是城市邊緣地帶，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區。10年后，二環內外樓盤遍布，人口稠密，且多為高層建筑。沈陽市向北、西、南三個方向各建立了新區，開發商正隨著城市規劃者的雄心將商品房小區蓋向三環、四環。
2. 城市中心區居住空間被大幅壓縮，人口向城郊遷移
城市日益呈現多中心分化，無論是傳統中心區還是近年來形成的新中心區域，都逐漸由生產和居住空間被置換成商業空間。以鐵西區為例，為了提高土地交換價值，當年在鐵西區的西邊建立新的工業開發區，實現老城區企業用地和工人村的整體搬遷。而原有地塊被用于大規模的商業和房地產業開發，中心區域已被各種大型商業物業和中高檔住宅區占領。生產和居住不斷讓位于消費。
3. 城市居住空間分化與隔離趨勢加強
隨著房地產產業的快速發展與產品細分，目前沈陽市居住空間主要分化為這樣幾個層次：
（1）上層社會居住的豪華社區。主要是別墅區、城市豪宅、花園洋房等高端社區。如二環內清昭陵附近的龍璽壹號樓盤、金廊景觀路沿線的少量高端大戶型豪宅，渾河景觀帶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東陵與棋盤山風景區之間主干道旁的別墅洋房區。這類住宅數量不多，單套房價在300萬至500之間，為城市頂層群體擁有。
（2）中產階層居住的高尚社區。主要是品牌開發商的中高檔社區或少部分實力較強的單位開發的單位型社區。其特點是地段優越，占據主要交通干道沿線，臨近城市中心，周邊市政建設良好，配套設施齊全，園區建設優美，物業管理規范，人文環境較好。如皇姑區環昭陵區域的多個社區和渾河南岸沿河居住帶。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經濟型社區。主要是各開發商建設的大量經濟適用型社區，以及年頭較遠不能經常維修的老住宅區。其共同特點是，房屋建筑質量、園區環境與管理水平、配套設施服務一般，位置離主城區中心點或交通干道較遠。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遠郊社區。在城市遠郊區，近年來也開發了一些以小戶型、單身公寓為主的低端樓盤，與城郊拆遷農民的回遷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區北部、渾南新區南部、鐵西區西部的住宅，這里距主城區通常車程一個小時以上，周邊配套設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視此地為城市生活的起點或中轉站，并為有朝一日搬進二環附近而努力奮斗。
（5）城中村。目前沈陽市主城區還有個別城中村殘留，居住條件惡劣，環境糟糕，成為城市的傷疤。留在這里的少部分是無力搬遷的最貧困群體，大部分是低收入外來打工者。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為城市最底層的容身之所。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場化資本是如何一步步改變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產并重構了新的居住空間。在城市的高速發展所取得的各項成績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間整體被不斷壓縮，剝奪，向城市外圍和遠郊遷移的事實卻是不應忽視的。此外，資本主導形成了居住空間不斷的分化、隔離，居住分化強化了不同階層居民在社會資源擁有上的差異，而居住的隔離帶來了社會交往的隔離，社會各階層之間疏離趨勢日增。因此，政府應從城市整體規劃管理與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遏制因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擴大趨勢，真正提高城市化質量與人民生活水平，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與促進社會融合。
（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所）
摘 要：在當下的研究中，圍繞經濟、文化、體育諸角度的奧運會研究都未將城市本身作為研究的主體，研究認為，在后奧運時期，城市本身特別是城市社會空間應該逐步成為研究和實踐關注的主要論題，北京應該取代奧運成為研究的主體，從城市本身出發，以全球化、國家治理和市民社會空間的優化多個層面的出發來思考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形塑的歷史效應，從深層次實現人文奧運的理念價值，擴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階層交流與共享，促動社會結構的優化，實現社會建設和諧的重要目標，從此種意義上講，公共空間與社會空間必將成為后奧運時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關鍵詞：城市空間；北京奧運會；和諧
對于城市的研究，素來有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三駕馬車的說法，相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會學更加注重于對城市空間中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從而發現物理空間的社會意義。從這樣一種角度來審視北京奧運會對于整個北京城市發展的影響，就可以發現當前關于中國2008年奧運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體育學、經濟學和管理學，但是如何發揮奧運會對于城市社會空間的優化，特別是在奧運會結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奧運場館建設對于北京城市深層發展的研究還相當的初步。換言之，北京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將恢復其城市社會生活的常態，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發展的影響應該回歸到城市本身的社會空間之上，我們只有將關注點回置到城市社會空間本身的邏輯之上，從城市自身的整體邏輯來思考奧運對于北京的發展，強調人在城市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強調人與建筑互動的社會空間的價值，發現城市如何更好的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務，唯有如此，北京奧運所倡導的人文奧運理念才能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留下應有的影響。
1 奧運對北京城市空間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規劃爾后營建的城市，北京的傳統建筑格局真正體現了建筑是對文化最為生動的反映這樣一種認知，在長久的封建社會和城池建設歷史上，歷朝都城大都一般因為沿用前朝舊址，城市格局難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完全以《周禮》為范本，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兩朝又仿照《周禮》，增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以中軸線為核心的城市空間格局。[1]北京舊城城市中軸線很有特點，可以說是世界城市建設史上的奇跡，舉世無雙，中軸線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主線，也是北京歷史文化遺存的精華所在。梁思成先生是這樣贊美中軸線的：“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前后起伏，左右對稱的形體或空間的分配都是以這條中軸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申、一貫到底的規模。”[2]
建國后，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傳統空間遭到了巨大破壞，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的城市雖然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城市空間本身的不合理擴張也是飽受批評，而北京的城市發展又是發生在中國社會轉型最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發達國家城市化中產生的問題集中的壓縮式出現在北京的城市空間生產之中，2008年奧運會是影響北京城市空間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間生產藉此更多的被納入到“國際大都會”或者薩森所說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當中去。因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當年進行奧運會場館設計時設計評審委員會提出，奧林匹克公園規劃設計方案應注重的內容包括:功能布局應充分滿足奧運會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長遠發展；要體現生態、環保的概念；交通系統及交通組織規劃應有利于賽時和賽后的使用，重視公共交通系統的建設；空間形態應體現北京城市特色，強調中軸線的特殊意義；應具有較強的分期建設與市場化融資運作的可操作性?？陀^而言，最終實施的稱之為“人類文明成就的軸線” 2008年奧運會建筑設計相當完備而精細的呼應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認為是:以環境為導向，體現了中國傳統城市規劃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氣勢，尋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這一設計方案還被認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設”的創新之舉，是北京繼承歷史文化傳統、保護古都風貌與現代化建設有機結合的典范。[3]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奧運場館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歷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實踐中使建筑能更好的為社會生活服務將成為最為主要的問題，因為空間的產生、發展和形變都是人類作用的產物，尤其是對于城市這樣一個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間，“空間乃是社會的一個切面，跨越社會的所有領域，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展現和結果，以及憑借和中介，我們無可想象一個沒有空間而能存在的社會，空間一開始已然是社會空間”。[4]我們著力去發現奧運建筑之后城市的社會空間顯得非常重要。費孝通先生就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文化自覺的要義在于它是為人的，而不應該舍人救所謂的文化，文化是要來保存人的，而不是讓人來保存它。”[5]對于城市來講，文化上的關照最終同樣要在城市空間的主體――人的價值的實現上得以達致。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奧運會的場館在北京城市空間分布于相當大的范圍，由于場館的建設是一個固定化的過程，對于整個城市的社會文化結構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建筑的社會意義將逐漸在社會生活中顯現出來。從任何意義上講，奧運會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間上的影響在整個北京城市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北京的城市空間在經過建國后和改革開放以后的種種變形之后，在奧運會的設計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奧運會實際上對北京城市空間進行了某種全新的解釋。這種解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賦予了多重的意義，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間，但我們以往的解讀僅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間，其實，在短暫的奧運會結束之后，真正賦予其公共空間品質的恰恰是我們極大忽視了的市民對于這一空間的利用。
2 社會空間：奧運空間形變的社會學視角
北京奧運會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挑剔的西方媒體也贊譽頗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們對奧運會巨大的資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們社會管理體制發揮的作用更不容忽視。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延續或者擴大奧運會的后續效應就需要我們將這樣一個投入巨大的經濟項目有機的融入到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部分。根據北京市的城市社會區定量數據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強度區主要在城市中心區，包括東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區，人口和家庭戶密集，居住小區價格最高，房地產業發達，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等高度集中，商業服務業網絡繁華，同時老齡人多被撫養人比例高，就業率相對低。在二環到四環之間，由于近期居住小區的修建和舊城居民的搬遷，出現人口聚集的趨勢，尤其在北三環和北四環之間及東四環和東三環之間，人口比較稠密；在北四環、西四環、東四環及南三環的外圍區域人口則相對稀疏。從土地利用強度因了得分空間分布看，以東城為中心，向西北、北和東北方向發散，呈同心圓分布模式。同時這種同心圓結構又具有不對稱的特征。[6]整個奧運會的場館分布雖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場館建設在了大學等這樣一些利用率比較高的區域之內，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場館的分布依然相當的緊密，這樣一種專門化的空間分配，有其優越之處，但同時在社會公眾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
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奧運會的場館設計功能分區與公眾利用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相對于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我國城市中公共領域的發育狀況還非常的初步，2008年奧運會本來是加大以體育運動類公共設施來發展公共領域的一個良好契機，如果我們不能對城市空間的設計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間中深刻蘊含的社會意義，不能不說是北京2008年奧運會對人文奧運精神深層闡釋的一個缺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使奧運會成為優化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而不是成為城市發展的包袱，應該是整個奧運規劃中最為核心和關鍵所在，說到底,城市空間最后必然是社會關系的外在體現。
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對社會中的生產性質、治理、認同和群體等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反過來,這些方面對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也有很大的影響。[7]正因為如此，城市地理學從社會學功能學派那里吸收規范，將社會經濟階層、階層競爭群體和城市土地空間分配達成一致，賽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磯的社會區》首次提出城市社會區的概念，將人口普查區在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家庭狀況(城市化)和分隔(少數民族狀況)三個基本框架下劃分出社會區的類型。而社會學的研究則經由列斐伏爾，直接而深入的以社會空間為主題展開對城市的空間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詳細論述了“社會空間辯證法”的展開過程，“我所概括的理論……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種（或某種）空間話語，而是要把各種不同的空間及其生成樣式全都統一到一種理論之中，從而揭示出實際的空間生產過程”。以往人類考察的只是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而現在應該轉向考察空間自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這種空間的生產在當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經濟生產如果將重心置于空間生產的話，那么，空間，包括與它相關的一切，都會成為剩余價值的中介和手段?？臻g是帶有意圖和目的被生產出來的,是一個產品，空間生產就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產出來的。因而,空間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澆鑄而成的,它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空間)就是(社會)產品。[8]列斐伏爾對當代城市研究的影響是深遠的，當代所謂的“新都市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爾、卡斯泰爾和后繼者哈維、索雅的推動下強勁復蘇，并波及到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中。高特第納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會學》一書提出城市研究的“社會空間視角”(Social Spatial)，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概念的內涵，將“社會空間視角”具體表述為:(1)空間與社會因素(階級、教育、權力、性別、種族等)的關系；(2)空間與行為因素的關系,強調空間與行為的互動；(3)空間與文化、心理因素的關系，特定的社會文化是空間意義的基礎與淵源所在。[9]
3 空間、人文與城市互動的建構
我們的城市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空間改造運動，被創造的空間（created space）替代實在的空間（effective space）是工業化城市的發展軌跡。[10]在這樣一種視角下來看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空間的影響，就需要進一步的來分析人文奧運所具有的深層價值，人文奧運絕對不是簡單的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簡單對接，其終極價值在于對人的重視，始終將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這樣的視角下來審視奧運會場館在城市空間中的定位，重新回顧雅各布斯的觀點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來，現有的、為人們所堅信不移的城市規劃理論根本就是偽科學，“經年之學和數不勝數微妙復雜的教條原來建于一派胡言之上”?；羧A德的“花園城市”不過是一筆購銷了大都市復雜的、互相關聯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處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僅僅是分離或分類，認為好的規劃就是一系列靜態的行為。而聲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則是“最知道怎樣把反城市的規劃融進罪惡堡壘的建筑師”，他的夢幻之城不過是一個“垂直的花園城市”，而對于城市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在這樣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規劃中除了謊言，什么也沒有說。[11]
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奧運會使北京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動到達一個相當深入的程度，而處于發展上升期和民族主義逐漸復蘇背景下的社會也相當主動的融入到這樣一種動員當中來，奧運會的舉辦因而被賦予了諸多體育之外或者說奧運之外的社會文化意義。在北京奧運會的舉辦過程中，始終交織著兩種強烈的深層意識，一方面，中國在近現代以來的種種波折，現代化成為社會意識的一個深層動力，滲透到體育運動之中，奧運會成為一種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的一種集體表演，中國的奧運會舉辦有著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舉國體制和表現，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利益，以國家目標為最高目標，“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國內練兵、一致對外”，從為國家整體競技體育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等等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對于奧運會的宣傳和解讀；另一方面，作為一項全球性的體育盛事，奧運會又深深的受到了經濟利益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在消費主義大潮的席卷之下，連奧運會本身也被商業化了，這與奧運會本身的精神相違背，卻好像又是一個無法逆轉的悖論。
奧運場館的建設本身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對于普通的房地產開發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還能得到一定的認可的話，那么對于舉國體制下奧運會公共產品的利用則有了更多的社會關注，圍繞著奧運會之后的集體歡騰之后則有可能產生一種對于公共物品區隔的集體不滿。因為一方面奧運會設施的后期利用面臨著金融上的壓力，從一開始奧運的經濟帳和文化帳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財政壓力之下，奧運會場館的賽后利用如果體現出過多的經濟考慮，將不但會被批評為與奧林匹克精神相違背，為普通的民眾所詬病，而且在社會空間上造成城市各階層住區隔離和城市公共物品區隔化。文學對于社會的變遷總有著最為敏感的反映，從此種角度來看，奧運會的紀錄片《筑夢2008》選擇以原奧林匹克公園搬遷戶一家展開的敘述可以說相當恰切的把握了奧運會與基層民間社會之間的微妙而深刻的關系。
在對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的分析中，有學者認為：“在這個空間架構下，公共二字意蘊，被閱讀為公家的（權威性）、大家的（商業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動了類同中世紀以實質生活社會網絡為取向的城鎮紋理和公共空間中的市民性的內涵；事實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種氏族、社區聚集的意思；所謂公共空間，應該就是類似我們傳統社會中的廟隍活動本質和社會性的象征意義?！部臻g在我們的社會里，被擠壓退縮在社區的邊緣茍活著，是底層的、甚至是違章的”。[12]這樣一種對空間生產的邏輯進入到對于奧運會場館的利用之后，對奧運會的解讀就必然出現某種片面化的形式。我們可以發現，在奧運場館的定位上存在著被各種利益所遮蓋的盲區和誤區，從根本上來講，奧運會是應對于整個世界日益一體化和碎片化下對于人類共通的一種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種努力，由顧拜旦親自起草的《奧林匹克憲章》中又深入地強調:“奧林匹克主義是將(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種品質均衡地結合起來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種人生哲學”。在新的世紀北京承辦的奧運會同時又被賦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義，中國對于這樣一種普世性的文明應該做出自己獨有的貢獻，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層次上以奧運會為契機對北京城市空間、人文與城市互動的建構發展一種良性的關系，成為一個深層次的挑戰。
4 奧運：北京城市空間優化的歷史契機
由于奧運經濟前期的場館建設是一種非生產性投資,近五屆以來奧運會的投資的直線上升為舉辦城市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體育場館閑置、奧運村樓宇銷售困難、基礎設施使用率不高、投資難以得到回報等使奧運會舉辦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負擔，[13]因而，對于北京奧運會場館的利用從一開始主要集中在了對于經濟效應的考慮上，甚至到了現在，也鮮有論及作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個城市空間布局對于城市社會經濟更為深層的影響，特別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為整個城市不同階層的人來共享的問題更是被極大的屏蔽了，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反觀關于奧運會如何來促進城市社區體育發展的倡導和號召公眾對奧運會深度參與總顯得有點底氣不足。實際上，如果說19世紀的社會科學為時間說糾纏的話，那么在20世紀空間將取代時間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有力工具，對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我們對空間的分析還應該有著更為強烈的人文關懷，尤其是要特別的注重對于社會空間優化的重視，將文化精神與功能分區二者統籌到社會空間的建設之中，因為，對于北京奧運會來說，沒有什么比讓最多的民眾來在長周期中共享奧運會優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諧的城市空間，更能體現“人文奧運”這一理念。
歷史的實踐證明，奧運會是“發展激素”，既能增進經濟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經濟中的負面因素，如何從更為全面的視角出發，從社會空間的視角加強對后奧運北京城市空間的優化，對于中國社會轉型中某些結構性因素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大衛?哈維說過，西方后工業都市中長期的居住區隔強化了社區意識，從而取代了階級意識。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階級意識的銷蝕，置換為中性的社區意識，意味著歷史變革的動力被空間規劃所阻隔。[14]由于歷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較為典型的單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個中心、旺地緊缺，房價難以控制，而且在內城和文化區的住區隔離現象日漸嚴重。目前，北京在單中心格局一時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奧運會正是一個推動城市深層結構調整的絕佳機會，以更為完整與長遠的視角來探求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空間的影響，則可借奧運會之力，既有效的優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間，極大的增強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競爭力和核心地位，對形成以北京為核心的城市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又能有效促進城市社會空間的和諧，擴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階層交流，從深層次上促動社會結構的優化，實現社會建設的和諧。
【摘要】為順應城市規劃教育新趨勢，本文針對目前城市社會學課程教學過程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改革城市社會學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方面的探討。
【關鍵詞】城市社會學；教學改革
一、 發揮城市社會學課程作用，順應城市規劃教育新趨勢
“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規劃人材的培養，現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訓練，它必須加強對現代城市發展所面臨的許多社會、經濟和環境區域科學方面的知識內容，把城市規劃工作者培養成‘具有一門專才的通才’，這應該是城市規劃教育發展的總趨勢?！?
目前作為工科培養體系的城市規劃專業，培養過程中人文學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視的環節，導致城市規劃教育體系下的畢業生在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識和素養，最終影響他們參與決策的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和原則性，這將對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建設帶來嚴重而深遠的影響。
針對目前教學過程中存在的有關問題，應首先在城市社會學教學大綱中明確課程特色，以培養學生人文素質和加強城市規劃決策中的人文考慮為教學目的，教學內容上強調該門課程在城市規劃專業培養中的重要性以及實用性。通過該課程的培養能夠讓學生在進行城市規劃設計過程中做到：重視規劃方案前期的社會文化調查研究及方案的社會文化效益評估;認真研究和實踐公眾參與的規劃路線;結合我國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等社會背景，將城市規劃決策與政府有關決策相結合;學會應用社會科學工具分析國內外城市規劃項目的正反經驗等。
二、完善教學內容，實施“兩個聯系”
在城市社會學教學內容方面，可以通過聯系社會現實和結合城市規劃相關問題來提高城市規劃專業學生對城市社會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從而發揮該課程培養城市規劃專業學生人文素質的重要作用。
1、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相聯系，突出課程實用性
城市社會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學科，隨著城市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因而在教學內容的學習中也不能脫離現實社會，同時將大學生密切關注的社會現實問題與教學理論知識相結合，更能提高學生學習該門課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首先，城市社會是紛繁復雜和不斷變化的，必須將社會現象中具有本質聯系的內容以及具有權威性的學術研究新成果作為聯系實際的教學內容。聯系實際并不是簡單的讓學生了解現實狀況，而是讓學生能夠運用社會學的知識來解釋和分析產生這一社會現象的原因，比如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認識，當前我國處于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時期，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導學生運用城市化相關理論知識來對社會實際進行解釋。
其次，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相聯系融入教學內容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社會科學方面的素質，學會運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來解決實際問題。如對目前我國戶籍制度是否對城市化具有阻礙作用問題的認識，可以結合2009年初上海戶籍制度改革這一實例，讓學生運用社會調查方法，經過自身的具體實踐調查來了解目前戶籍制度對人們生活各方面的影響，運用社會學理論知識認識分析戶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將城市社會問題與城市規劃相聯系，實行專題化教學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在動態中展示著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質特征，更在于和時間、人群、文化和自然這四種巨大力量的不斷斡旋。對應“四種力量”可以將城市社會學的教學內容分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會結構”、“城市文化與城市發展”和“城市生態系統”四大專題。在每個專題的框架下不斷拓展知識的寬度和深度，以“城市社會結構”為例，可以分為城市社會結構的基本載體、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等內容，重點掌握城市社會中不同類型的社會群體及其社會功能、社會角色、社會階層的劃分和社會流動所帶來的相關問題，并結合我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相關問題，啟發學生運用城市規劃的技術方法來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如我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的變化所帶來的居住分異等問題，如何在城市規劃決策中解決。讓學生明白城市規劃不僅僅是一門技術，還是一門藝術，它規劃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間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們未來的生活方式。
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設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用城市規劃手段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將城市社會問題與城市規劃相聯系，不僅是適應城市規劃教育的發展趨勢，更是適應社會發展對城市規劃人才的需要。如現實社會中許多城市基礎設施落后于實際生活需要，既有物質上的困難，也有認識不足的問題。從城市社會學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進一步發現生活方式與城市規劃、城市建設關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為“人們享用物質的勞務的方式”和由個人“支配閑暇時間的方式”，那么為實現這一消費和支配時間的方式，在城市規劃和建設時就要做出相應的安排。人們既要有物質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這一切都要有活動基地或場所以及通暢的聯系手段。在城市規劃決策時，對信息中心、藝術中心、教育中心、醫療中心及其組成單位，還有賓館、飯店、運動場、游泳池、公園、綠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夠的認識，是搞好城市規劃的先決條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綜合素質
教學方法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直接關系到教學工作的成敗，教學效率的高低和教學效果的好壞。在城市社會學教學過程中，運用推引教學和案例教學，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培養學生各方面的綜合素質，使學生在課程學習過程中變被動接受為主動探索。
1、推引教學，提高學生自學能力
推引教學是就教師通過結構性地介紹教學內容，有計劃、有目的地推動學生閱讀教材并鉆研相關實踐、理論課題，從而作出大膽思考，引導學生彼此啟發討論、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學方法。它符合城市社會學課程理論內容多和實踐性強的特點。
“推”學生在閱讀理解教材的基礎上，閱讀城市社會學方面的理論研究論文和相關書籍，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和創新能力，增強學生的感受能力和社會責任感。如將城市社會學的基本方法傳授給學生，讓學生從日常生活所見所聞中搜集素材，學會分析包括自己在內的社會環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區是如何建設的?社區中的人群有何共同點？鼓勵學生做讀書筆記和觀察筆記。
利用課堂討論“引”學生探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學內容開始前布置相關的討論題，討論題的布置盡可能地有吸引力和爭議性。例如:在講授“社會階層與流動”專題前向學生布置討論題:“我國是否存在中產階級？社會上的‘小資’人群屬于中產階級嗎？”這樣的討論題引起學生的普遍興趣甚至懷疑。討論題的給出，為學生的課外閱讀提供動力、方向和范圍，促使學生努力尋找吻合自己觀點的研究，同時留意與自己觀點相反的研究，學生的探究能力在這種探索中得到培養，進一步引導學生觀察實際、思考社會現象。
2、案例教學，培養學生實踐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指據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通過設置一個具體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和主動探索，培養學生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以及合作、溝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學方式。
通過案例教學可使學生接觸到第一手原始資料，貼近生活，接近社會。通過對案例的講述和評價，讓學生感受到理論的源泉所在，并舉一反三。在案例教學課堂上，教師要控制案例討論過程，不僅引導學生去思考，去爭辯，去做出決策和選擇，去“解決”案例中的待定問題，使學生從案例研究中獲得某種經歷和感悟，更要引導學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復雜過程及其背后隱含的各種因素和發展變化的各種可能性，從而培養學生主動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